中國政府最近多次表達了對於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願景，國內媒體自然是競相附和。境外各路評論員則根據香港自從“港版國安法”以及疫情防控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人才流失等因素來評估實現這個願景的不確定性。本文介紹一本追根朔源的書，作者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香港是怎樣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想有一定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有些人認為，香港是因為背靠中國，是中國“養活”了它。這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作為一個對外的窗口，香港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貢獻，其實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存在。再說了，澳門同樣背靠中國，它的成就卻不過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東方蒙地卡羅”，而且有如曇花一現，如今已經是日薄西山，難以為繼。

1997 年主權回歸以來，“港人治港”模式下的管治效果每況愈下，國內外學術機構每每將現況與前朝政府的施政來做比較，試圖找出個中因由。其中部分人總結出一些概念化的論述如“獅子山下精神”、“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等。然而這類論述大多籠統抽象，助益不大。曾任港英政府財政司和布政司的夏鼎基，他的簡單論述是“權衡輕重，仔細考量”，也是一種說法。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副教授黃兆輝博士，經過多年研究，在 2018 年出版了《積極不干預 - 港英政府的中國通》，從文化角度分析“積極不干預”背後的歷史脈絡和哲學邏輯。他從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開始，西方知識分子如何在中國儒學的啟發下，發展出一種結合了西方紳士文化的管治哲學，對“積極不干預主義”作出更深層次的解析。

作者在序言部分寫道：事實上，開埠百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無數的挫折與風浪，港英官員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智慧，學懂了許多有用的規劃方法和管治招數，令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可迎刃而解，屢次遇上重大的危機卻能化險為夷，開埠後在顛簸的路途上，香港社會不斷成長，並迅速成為世界有名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許多學者稱之為“香港奇蹟”。 可是，人們對“香港奇蹟”一向充滿誤解，因為剖析以前香港的成功之道，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港英官員究竟如何決策和執行任務。但一般人總會假設港督或輔政司署（或後來的布政司署）非常有才幹，懂得把問題思索清楚，按部就班認真處理就是，甚至誤會決策者來自英國的最高領導班子，或是通過“軍情五處”（MI5）保安審查的華人高官，他們都是跟從英國的一套方式辦事。如果你也這樣理所當然地假設，那就永遠不會明白港英時代的成功之道，因為才幹是後果而不是原因，而且港英政府從來都自成一格，更經常與英國上司意見不合。

作者從“誰在英國對香港最有話事權？誰是港英政府的決策者？後者為何不聽前者的吩咐？不聽的通常是什麼方面？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個人價值觀是什麼？從何而來？”這些問題入手研究。得出如下推論“熟悉中國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以前港英高層就有一群被稱為「中國通」的英籍洋人，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性格十分了解，數目在英國的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最多，又以會說中文的駐華領事官員和港英政府官學生最有代表性。他們不但能擔任英國政府的中國事務顧問，為上司詮釋華人的風俗習慣之外，也擅長分析中國的社會形勢，從微觀民生到宏觀大局，都能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在19世紀中後期開始漸露頭角，進入20世紀後也愈來越多中國通被委任為殖民地首長。”

作者在書中舉出多個實例，指出“積極不干預主義”不等於無為而治、“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例如港督葛量洪在 1954 年四出奔走，為香港廠家打開出口通道，又或者戴麟趾在 1967 年成立生產力促進局，用公帑扶助工業發展。因此，純粹用經濟角度去理解“積極不干預”就如管中窺豹，未能見其全貌。

除了那些政府官員中的“中國通”，作者還提到那些建制外的“中國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香港民生社嘸壹敖逃�工作者杜葉錫恩女士。她出生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的貧民窟，到了香港，苦學中文融入社區幫助窮困的華人。她經常批評政府，但雙方都有很好的互動。第一，她批評的不是港英政府的效率和嚴明，而是抱怨英國政府對弱勢社群的保護不足；第二，同是中國通的港英官員沒有阻遏杜葉錫恩的行動，反而對她的意見非常重視，每次收到她的投訴信件都積極處理。通過這類互動，可以體現出兩個特點：第一，在建制外的中國通杜葉錫恩與在政府內的中國通官員，大家都抱持一個相同的理念，那就是維護社會公義；第二，建制內的中國通還秉持另外一種為官之道，那就是曾為大清海關關長，赫德的“騎馬理論” - 保持平衡。

《積極不干預 - 港英政府的中國通》一書，從歷史、中西文化的結合、人文主義、社會公義各個方面來闡述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自成一體，有理有據。

如今的特區政府，遵奉“官本位”價值觀的管治理念，以警務人員為核心組建治理團隊，自然不會把前朝港英政府的成功經驗用作參考，“摸着石頭過河”的理論也已經不適用。且看香港如何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實現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宏大願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