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老高”博主幾天前轉發了一篇劉仲敬的《答“晶報”記者十問》。全文讀罷，感覺某些方面儼然透出一些些超現實主義的味道，尤其是對於“二十世紀最好的歷史學家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這段論述。他所說的這個“歷史學家”是出生於蘇俄的美籍猶太人作家與生物化學教授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祖父。這位老阿西莫夫在歷史上沒有什麼名氣，然而作為一個生活在白俄羅斯的猶太人，他在革命前夜準確地逃出俄羅斯帝國，又在二戰前夜準確地逃出歐洲。因此，劉仲敬這樣寫道“除了王國維，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表現出同樣的判斷力。我一直把他當做偶像來崇拜。”

我是這樣理解的，雖然老阿西莫夫在歷史上沒有赫赫聲名，卻由於他對時局的敏感預測以及當機立斷的行動力，才有了由他的孫子撰寫的科普作品 The Intelligent Man's Guide to Science、Understanding Physics、Asimov's Chronology of Science and Discovery 以及眾多“機器人系列”和“太空系列”等科幻小說。單就這一點來說，就是對世界的一種貢獻。

從老阿西莫夫的危機感聯想到今年四月間，牆內社交媒體上突然湧現的，關於“跑路天后”張愛玲的討論。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她通過參加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時，發現自己那一身旗袍和網眼白絨線衫，與會場內一片灰藍色中山裝是那麼不協調，深知作為一個“異類”絕不會有好下場，於是決定逃離。人們還嘆服於她的決絕，也就是與最親近的姑姑約定，從此不再通信，不再使用任何一種現有的通訊方式聯繫。這個決定既保護了她的姑姑，也有助於她日後的個人行為不會有任何牽絆。

與張愛玲同時期的不少大知識分子，在新政權建立之前和建政初期，同樣面臨着與她一樣的選擇。有些人選擇離去，如胡適，如錢穆，如王世傑，如趙元任等人，餘生仍然得以繼續教書育人或者做研究，並得享耆壽。但是更多民國時期的大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來，要為建設一個新中國作出貢獻。這些民國時期的大知識分子，確實也想在各自專長的領域裡努力耕耘。但是他們更多的是要應付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往往無法潛心於學術活動。有部分學者還因為“只專不紅”，未能達到當局對他們的政治預期而遭到整肅。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只揀我所知道的一些來說：

航空科學界的盧光裕，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的錢晉，潛艇專家、船舶工程專家王榮璸，地質礦床學家、地質教育家謝家榮，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的饒毓泰，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的葉企孫，古典文學家，書法家詹安泰，漫畫大師豐子愷，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劉盼遂等等，他們都不能安享晚年，令人扼腕！以上所列的名單只不過是一小部分，至於那些公眾所熟知的如老舍、陳寅恪等學者的遭遇則廣為人知，不用再說。

難道說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大知識分子，他們的見識還比不上張愛玲嗎？我倒不會那樣想。我覺得他們留下的原因，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對於新政權那種講求“共性”，抑制“個性”的政黨特質沒有敏銳的感受。再加上家庭、事業等各種牽絆，因此寧願“一動不如一靜”。因為一念之差而引來終身的禍患，確實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

據說張愛玲穿着旗袍參加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的那天，丁玲悄聲地指責她如此大膽，為什麼在着裝上不和大家一致？不知道張愛玲當時怎樣回答，也不知道後來丁玲在北大荒，或者是秦城監獄中是否偶爾會想起那曾經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