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時候，愛上他班裡的一個女學生，可是一個人內心狂熱痴想，很少化為切實的言行，偶有笨拙的表示，自以為深意存焉，對方卻極可能渾然不覺，結果，自然是沒有什麼結果。《夏濟安日記》在台灣是一本很有名的書，重版多次，我手頭所據的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八版的複印件。一代名家的這一段苦戀心跡，不能不令讀者感慨良多。

夏濟安那時來往較多的年輕同事有卞之琳、錢學熙等，而卞之琳的戀愛苦惱之深猶甚於他，所以他有時候會把自己跟卞之琳比，以苦比苦，似乎苦還可以忍受，戀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獨於己如此，這也勉強算是個安慰。1946年1月12日記：錢學熙“批評卞之琳愛情失敗後，想隨隨便便結個婚，認為這是放棄理想，貪求溫暖，大大要不得。”夏濟安在日記里替卞之琳——其實是為自己——辯解道：“可是像卞之琳這樣有天分有教養的人，尚且會放棄 理想，足見追求理想之難了。”

　　卞之琳苦戀的對象是張充和。1933年，卞之琳虛歲23，夏天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秋天認識了來北大中文繫念書的張充和。因為張充和，卞之琳詩創作也發生了很有意味的變化。當初聞一多先生曾經當面誇他在年輕人中間不寫情詩，他自己也說一向怕寫私生活，“正如我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會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觸及內心的痛癢處，越是不想寫詩來抒發。事實上我當時逐漸擴大了的私人交遊中，在這方面也沒有感到過這種觸動。”“但是後來，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來了。”——他在《〈雕蟲紀曆〉自序》中坦言 ——“在一般的兒女交往中有一個異乎尋常的初次結識，顯然彼此有相通的‘一點’。由於我的矜持，由於對方的灑脫，看來一縱即逝的這一點，我以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顆朝露罷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們彼此有緣重逢，就發現這竟是彼此無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種子，突然萌發，甚至含苞了。我開始做起了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隱隱中我又在希望中預感到無望，預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果。仿佛作為雪泥鴻爪，留個紀念，就寫了《無題》等這種詩。”但事情並不到《無題》詩時期為止， “這番私生活以後 還有幾年的折騰長夢”。說得更鄭重一些，這其實是一個人一生中刻骨銘心的經驗和記憶。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細節，如《無題三》所寫——

　　　　我在門薦上不忘記細心的踩踩，
　　　　不帶路上的塵土來糟蹋你房間
　　　　以感謝你必用滲墨紙輕輕的掩一下
　　　　叫字淚不玷污你寫給我的信面。
　　　　門薦有悲哀的印痕，滲墨紙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盡人間的煙火。
　　　　白手絹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卻更愛它月台上綠旗後的揮舞。

　　香港的張曼儀女士是卞之琳研究專家，她編選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卞之琳》一書附有《卞之琳年表簡編》，極其簡單的年表，許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記，卻特別在意地記下了與張充和相關的“細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識；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蘇海門辦完母親喪事， “離鄉往蘇州探望張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間作《無題》詩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詩18首加上先兩年各一道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張充和，手抄一冊，本擬交戴 望舒的新詩社出版，未果，後收入《十年詩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 ”，其時距初識已經10年。年表雖然是張曼儀所編，這些事情卻一定是卞之琳講出來並且願意鄭重編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歲，10月1日與青林結婚。

二

　　據張充和的二姐張允和講，“四妹喜歡小紅帽，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同學們叫她‘小紅帽’。小紅帽很淘氣，有一次到照相館特意拍了一張歪着頭睜一隻閉一隻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這張照片到東吳大學的游泳館辦理游泳證。辦證人員說，這張照片怎麼行，不合格。她裝出很奇怪的樣子說‘為什麼不合格?你們要兩寸半身，這難道不是嗎?”(《張家舊事》)張充和喜歡男裝，這一點像三姐張兆和。她特別擅長書法和崑曲，後來在美國的大學裡，也傳授此道 。

　　張充和還記得一件趣事，說是沈從文為追求三姐，1933年寒假第二次到蘇州，晚飯後張家姐弟圍着炭火聽他講故事。沈從文有時手舞足蹈，剎不住車。“可是我們這群中小學生習慣是早睡覺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聽一個男人叫：‘四妹，四妹!’因為我同胞中從沒有一個哥哥，驚醒了一看，原來是才第二次來訪的客人，心裡老大地不高興。‘你膽敢叫我四妹!’ 還早呢!’這時三姐早已困極了，弟弟們亦都勉強打起精神，撐着眼聽，不好意思走開。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三姐夫沈二哥》)

　　抗戰爆發後，張充和與沈從文、張兆和一家集聚昆明，張充和的工作是專職編教科書，這項工作由楊振聲負責，沈從文是總編輯並選小說，朱自清選散文，張充和選散曲，兼做註解。 1947年張充和又和三姐一家相聚北平，第二年來自美國的一個年輕人認識了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沈從文，並和沈家的兩個男孩交上了朋友，說是有益於學習漢語。沈從文很快就發現，這個常常來家裡的年輕人對張充和比對他更感興趣，便不再同他多談話，一來就叫張充和，讓兩個人單獨一起。連孩子們都看出了苗頭。1948年11月19日，這個叫傅漢思(Hans H. Frank el)的美國人和張充和舉行了一個中西結合的婚禮，一個月後離開北平同往美國，從此行影 相隨，幸福度日。

　　卞之琳是個極度認真的人，他的“我”似乎始終處於在他身上同時存在的“另一個我”的相對於一般人而言更為嚴格的注視、牽制、監控和反省的狀態之下，這樣一種構成使他性格和氣質中的一些因素顯得特別突出，譬如沉潛、內向、多思、矜持、顧慮重重、猶疑不決等等，這促成了他的寫詩活動對於他要表達的情與事，是一種有“距離的組織”，另一層次上，也使他對自己的詩歌寫作的敘述，能夠保持比一般的作家自述更多一些的理性、“客觀” 和審思，也成為一種有“距離的組織”。

　　基於這一角度考慮，卞之琳的自述長文《〈雕蟲紀曆〉自序》就有理由被看作是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的、可信度很高的“交代”。他說，“人非木石，寫詩的更不妨說是‘感情動物’ 。我寫詩，而且一直是寫的抒情詩，也總在不能自己的時候，卻總傾向於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動物’。規格本來不大，我偏又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升華，結果當然只能出產一些小玩意兒。”這種跟自己過不去的傾向和做法，並不僅僅是性格和氣質因素使然，出於詩學和詩藝上的討論，我們自然會注意到他所選擇並受其影響的古、歐詩歌傳統和潮流，而對一個有自覺追求並逐漸產生相應的文學能力的詩人來說，為了消化影響、脫 出影響，則努力變“古化”和“歐化”為“化石”、“化歐”。

　　一般說來，寫詩是一回事，在生活中表達感情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把詩與生活混合為一， 用詩來表達感情呢?

　　卞之琳詩思、詩風的複雜化，特別見於從1933年到1937年抗戰前的創作。這一時期的創作代表了他寫詩的最高成就，多能以細密繁複的組織、趨向延伸的內蘊，傳達現代人精微、敏銳、複雜的經驗、思想和感受。這些詩耐讀的品性，其中一個原因與卞之琳規避直接表達有關。他的寫詩，也像他詩里常常寫到的人、事、物的變遷一樣，起作用的是淘洗、沉澱，倘若以詩解詩，不妨留意這樣的詩句：“我明白海水洗得盡人間的煙火”(《無題》)；“‘水哉，水哉!’沉思人嘆息/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積下了層疊的悲哀。”(《水成岩》)；他仿佛相信時間的力量，而“時間磨透於忍耐!”他總傾向於認為“回顧”時還掛着的“宿淚”( 比即時的熱淚)更有表現力(《白螺殼》)。

　　這樣一來，他在詩中表達的感情，就顯得特別曲折。譬如想象《無題四》裡出現的這樣的日常情景：看見所愛的人胸前的飾品，想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這大概是普通的、自然的、直 接的反應；可是到了卞之琳的詩里，那個人因此要研究物質文化交流史。從生活的立場而不是從詩的立場上來看，這個彎就轉得太大了，甚至令人不明白所以然。前面再加上兩句起興 似的鋪陳，真是煞費苦心——

　　　　隔江泥銜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來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不過要是讀明白了其中的用心良苦，恐怕十有八九的情形是無言以對。更無言以對的是這樣 的“色空覺悟”：因為世界容納了戀人的款步，所以它是空的。這是《無題五》— —

　　　　我在散步中感謝
　　　　襟眼是有用的，
　　　　因為是空的，
　　　　因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
　　　　世界是空的，
　　　　因為是有用的，

　　　　因為它容了你的款步。

　　如果不是出於個人特別的習慣、意識和詩藝的琢磨，怎麼會寫出《魚化石》(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化於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的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

　　根據《魚化石後記》的解釋，詩的第一行化用了保爾·艾呂亞(P.Eluard)的兩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狀，/她有我的眸子的顏色。”並與司馬遷的“女為悅己者容”的意思相通 ；第二行蘊含的情景，從盆水裡看雨花石，水紋溶溶，花紋溶溶，令人想起保爾·瓦雷里的《浴》；第三行“鏡子”的意象，仿佛與馬拉美《冬天的顫抖》裡的“你那面威尼斯鏡子” 互相投射，馬拉美描述說，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圍着鍍過金的岸；裡頭映着什麼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個女人在這一片水裡洗過她美的罪孽了；也許我還可以看見一個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會兒。”而最後，魚化成石的時候，魚非原來的魚，石也非原來的石了。這也是“生生之謂易”。也是“葡萄蘋果死於果子，而活於酒。”可是詩人又問：“詩中的‘你’就代表石嗎?就代表她的他嗎?似不僅如此。還有什麼呢?待我想想看，不 想了。這樣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