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六年前，小女就講過要請我們到越南走一走，卻由於各種原因而未能成行。去年年底，小女舊事重提，並且一手策劃、安排了這次行程。鑑於我曾經去過越南，具體旅行計劃擬定之初，小女徵詢過我的意見。我告訴她，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大概沒有多少參考價值，請她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安排。出行之前，小女給我們發來一份行程規劃，從她對不同地方逗留的時間長短看來，除了如她所說要陪我們好好休閒一番，嘗嘗越南美食的目的之外，看得出她還希望儘可能了解一下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狀。

我們在胡志明市分別見到了小女的兩個朋友，他們與小女都有超過十年的交情。其中一位是英國和哥倫比亞混血兒，由於父母工作的原因，從小就週遊了不少國家，最近一年多在胡志明市的一所國際學校教英文；另一位是在新西蘭長大的越南裔建築師，最近十年才回到越南開設自己的建築公司。這兩位年輕人幫助我們了解越南的一些現狀並對我們的旅遊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訊。

我們在越南總共逗留了十七天，遊覽了胡志明市、河內、順化、峴港、海安這幾個城市，期間還乘船游了白兔龍灣 Bai Tu Lung Bay .白兔龍灣同屬於人們所熟知的越南下龍灣。有人這樣作比喻：如果說下龍灣是母龍，白兔龍灣就是小龍。與母龍比較起來，白兔龍灣更為原始和質樸。由於遊客相對稀少，白兔龍灣較為清淨，海水也更少污染。遊客少的原因一來是遊程較遠，要多花時間，價格又是下龍灣游的三倍，於是一般旅行團決計不會捨近求遠，旅行團的遊客也大多數願意接受較低的團費。

下龍灣的地貌和桂林陽朔有極高的相似度，區別只在於桂林的峰林樁谷沿着灕江分布，下龍灣的峰林則似乎由海中沖天而起，看起來互不牽連，別有奇趣。下龍灣的峰林里也有鐘乳石洞，不過都具體而微，比不得陽朔的鐘乳洞，更不具備宜興善卷洞的規模。遊船上的膳食卻是極為精緻，結合了法國風格的越南海鮮餐，擺盤和烹調都頗為出色。還有一頓午餐是由小艇把我們載到一個小島的沙灘上，在一溜遮陽傘下一邊欣賞山景海景一邊進食，也算是很貼心的安排。

近年關于越南經濟騰飛的新聞不絕於耳，聽起來好像是前途一片光明。然而根據我們的了解，實情卻有些偏差。在飛胡志明市的途中，我從航機的雜誌上讀到一篇談越南各旅遊城市酒店削價求售的文章。據說造成這種現象有疫情的原因，也有過度擴張的因素。當我們在越南各城市之間遊覽的時候，到處都能夠看到連成一片的新建住宅區。從這些新建住宅區的格局判斷，絕對脫離了越南國民的消費能力，估計這些住宅項目的開發商不少會面臨濕手捏了乾麵粉的窘境。

然而地產的崩盤對於沒有參與樓市狂歡的人群似乎並沒有影響，越南好像沒有因為“爛尾樓”而引發的群體事件，也可能是有而被官方屏蔽了。根據那位建築師朋友的介紹，越南官方也很注重對新聞的管控，譬如官方媒體上對於 2019 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就完全不報道，但是，由於 Youtube 之類的外國媒體流通無阻，想要知道的人還是可以通過這些渠道了解一二。

越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娛樂，一方面顯現出與傳統的深度維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受現代外部影響的痕跡。交通規則的不完整以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識模糊造成了全國範圍的交通混亂；陳舊的下水道系統和公共衛生設施的欠缺（如大城市的街道上鮮有垃圾箱）使得即便是首都河內以及胡志明市都到處飄溢着臭水溝的味道；老城區遍布小商小販的攤點以及流動叫賣車，這些都和我三十年前所見沒有什麼兩樣。與現代生活銜接的現象是，大型超商和 24 小時便利店、櫃員機到處都有，對於遊客和市民都是一項便民措施，而使用手機支付的方式也越來越普及。各式高檔商品的專賣店觸目皆是，伴隨而來的自然是各樣商品的平面及立體廣告，戲院裡也多的是荷里活大片。還有一點與現代接軌的是網約車。在河內、胡志明市及峴港使用網約車非常方便，一般三、五分鐘內就能成行，而且價格公道。在海安約車的時間稍微長一些，不過也還順暢。越南還有網約的摩托車，不少較為寬廣的街角或人行道上都能看到頭盔上印着 Grab 字樣的騎手在等待召喚（中午時分，客流稀少，這些騎手就躺在車上午休，也是一景）。遇到這些待客的騎手，隨時可以趨前議價起行。不過你要對車程有清晰的認知，否則難以判斷他們的要價是否合理，因此基本上是越南民眾和一些已經在越南住了一段時間的外國人在用。

我在越南期間經常看越南電視台播放的節目，主要是看文娛節目。由於聽不懂，基本上是聽旋律和觀看節目的表演形式。除了軍旅節目，他們有反映市民生活的小歌劇（鄉土味十足）和民歌風格的演唱，也有相當前衛的流行歌曲表演，歌手的形體動作以及燈光和舞台設置都很西化。三十年前到訪越南的時候，總是驚異於當地男士和女士的強烈反差。當年覺得越南女生不止身段苗條，不少也都樣貌秀麗，男士卻普遍黑、矮及長相粗糙，即使是軍隊文工團里也沒幾個長得周正的男演員。這次再訪越南，發現男士們的身高、樣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少年輕人的髮式和穿着貼近時尚，街上也不乏青靚白淨的帥哥。

河內市針對外國遊客設立了一項《旅遊大使》免費導遊服務，全部由志願者擔任。我們到河內的當天晚飯後向相關單位發出了導遊申請，午夜前就接到了一位“旅遊大使”的回覆，表示第二天可以為我們當導遊，半天或者全天都沒問題，同時還羅列了包括文化、歷史兩大類，超過九個旅遊景點供我們挑選。那位“旅遊大使”是一個長得清秀苗條的女大學生，英語講得相當流利。由於她修讀的就是旅遊專業，因此對於景點的介紹駕輕就熟。我在參觀“升龍皇城”古建築群的過程中才發現，越南人念念不忘歷史上與中國的四次戰爭。這四次戰爭，除了宋神宗時期，由越南李朝將領李常傑主動北侵引來滅頂之災之外，由元世祖忽必烈策動的蒙越戰爭，明成祖進攻越南的明越戰爭以及由乾隆發動，清史稱之為清越戰爭、清軍入越戰爭或者乾隆平定安南之役，在越南人口中則是抗清戰爭、清與大越戰爭。這後三次的中越戰爭都是當時中國的國主為了恢復越南舊朝或擴張領土所發動。難怪越南朝野時刻銘記“兩千年反對北方侵略史”，因此在地緣政治角力中，迅速完成反目成仇的角色轉換。這次再訪越南，還發現原先在第五郡相當流行的粵語已經基本上無人通曉，就如當年在泰國耀華力通行無阻的潮汕話早已消退得無影無蹤一樣。

越南當局對於年輕人的態度值得一提。據我所知，儘管“文廟”里關於“科舉”的介紹巨細無遺，也詳列了他們各個朝代的狀元、榜眼、探花的姓名籍貫，但是當局並沒有對年輕人灌輸“唯有讀書高”，“高考改變人生”之類觀念，因此年輕人不會擠破頭地向“高考”的路上奔跑，也不會羨慕“孔乙己”所穿的長衫，更不會苦讀二十年之後因淪為外賣騎手而苦惱。要當騎手的話，到了年齡，考得駕駛執照就可以當，也許這就是 Grab 騎手滿街都是的原因吧。當然有人會嘆息越南年輕人喪失了“階級提升”的機會。其實也不盡然，雖然當局不刻意追求“升學率”（大學錄取率低於30％），求學的渠道並沒有被隔斷，而且越南政府對全國 62 個貧困縣的考生有推出免試入學政策，在貧困縣居住 3 年以上的常駐人口，可以根據個人志願報名相應的大學，只要符合政策要求，就可以免試錄取，如果錄取後未達到大學學習程度，還可以補習一年再進入大學學習。同時越南政府對貧困、少數民族、獲得各類全國或者國際比賽大獎、烈士子女、孤兒、教師子女等，條件達到越南政府規定的，都可以享受加分照顧，同時滿足多項的，取最高分項加分。至於其中有沒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狀況，未經調查，不好亂說。

據越南官方公布的數據，基於多維貧困標準的貧困率 由 2016 年的9.9% 下降至 2020 年的 4.8%。疫情對越南的勞工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然而疫情過後，外國製造業增加了對越南的投資，越南的就業環境有所改善。受疫情影響的還有越南的旅遊業。越南統計總局 1 月 29 日發布的信息顯示，2023 年 1 月到訪越南的國際遊客人數達 87.1 萬人次，比 2022 年 12 月增長 23.2%，但是與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的 2019 年同期相比，1 月份越南接待國際遊客人數下降了42%。越南文化體育與旅遊部旅遊總局局長阮重慶表示，據國際旅遊專家預測，2023 年出境旅遊需求將強勁增長，我傾向於認同旅遊專家的預測。就我所知，五、六月份並不是越南的旅遊旺季，但是各個旅遊點遊客都不少，其中最多的是來自韓國的遊客，還有不少拖家帶口的南亞遊客。有一個晚上，我們到海安的老街吃晚餐，原先想隨眾逛逛著名的“日本橋”，無奈人潮湧涌，猶如廣州除夕夜的“花市”，只好放棄。

說到旅遊，一定不能忘記與旅遊業相關的行業及其從業員。我們這次到越南，主要是住民宿，只有在河內是住酒店，近距離出行靠網約車，長距離移動除了乘飛機就是通過旅行代理訂車，因此與這些旅遊從業員有不少接觸。河內那家酒店的前台接待人員都是年輕人，有兩三個英語相當流利，即使英語不太靈光的服務員，也都很殷勤周到。酒店的部分設施不夠完善，我們在酒店提供的服務調查表中給指出來，希望他們能夠有所改善。胡志明市、順化、海安的民宿都是新裝修，設備齊全。這次出行，接觸了不少網約車司機，他們大部分不諳英語，靠的是翻譯軟件，但是服務態度基本良好。我們在順化住了兩天之後，下一個落腳點是海安，兩地之間的距離接近 100 公里，行車時間大概需要 3 到 3.5 小時。我們到一家旅遊代理訂車。旅遊代理向我們推薦他們的另一項服務，說是從順化到海安，可以乘坐他們的旅遊中巴，沿途停靠四個景點，我們可以下車遊覽，全程所花時間大約是 6 個小時。雖然比起純運送多花了時間，也多花了點錢，算起來還是比較合理，於是就選了他們的那項服務。第二天早上，旅遊車到我們住的地方來接，同車還有其餘 10 位各地來的遊客。隨車的小伙子算是導遊，笑容可掬，英語基本能夠準確表達應對。到每個景點之前，他都會向我們詳盡介紹景點的特色以及集合的時間，然後就讓我們自由行動，並沒有“導購”的動作。我們當年在香港參加旅行團的時候，一般都會收到關於付“小費”的相關指引，但是在越南本地游卻沒有明文規定，包括到白兔龍灣游的“地陪”，對於小費也沒有相關的明示暗示，我們只好按自己的滿意程度對他們表示我們的謝意。

我們在海安住下來之後，小女才發現，隔天晚上峴港有一場“國際煙花表演比賽”。原來峴港過去已經舉辦過十次煙花比賽，由於疫情停了三年，這是疫情過後恢復的首場比賽。小女於是又要張羅前往參與這項盛事。我們通過代理約了一輛車，說好晚飯前發車，直到煙花比賽結束返回海安，共計 5 個小時。開車的司機會一點英語，按時到來把我們帶到峴港，還應我們的要求在一家海濱餐廳訂桌。我們邀請他共進晚餐，開始他婉拒，後來看我們盛意拳拳，才說把車停好再來。餐廳坐落在峴港龍橋附近，裝修豪華，賓客滿堂。點餐的時候，司機先生極為客氣，點了一個頗為普通的餐食，又要了一杯價位最低的冰茶，晚餐後還陪我們觀看了煙花表演。回程的時候，我們與他約定，兩天后請他把我們送到機場，返回胡志明市，他答應了。

雖然越南的社會保障機制覆蓋面很小，由於不歧視小商小販乃至“地攤經濟”，民眾“自主就業”的門檻不高。這次再訪越南，市面上乞丐幾乎絕跡，與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我說“幾乎絕跡”是因為在胡志明市曾遇到一位青年婦女，手抱嬰兒，同行的一個三、四歲女孩向坐在小桌前喝椰青的我們攤出小手。眼前的一大兩小衣着並不破舊，加上常被別人告誡，我們不敢有所動作，深怕引來不可收拾的後果。她們倒也不蠻纏，過一歇就走了。後來在從順化往海安的路上，當導遊的小伙也提到了乞丐這個話題。他問我們在順化有沒有見到過乞丐？全車人都說沒有。他很自豪地說，那是因為作為一個旅遊城市，他們都有比較好的收入，人們也都很重視維護城市的形象。他還說如果發現乞丐，可以報警，會獲得 50 萬越南盾的獎勵，也不知是真是假。

我們前往海安的途中，曾經停在一個旅遊點。這個旅遊點其實沒什麼看頭，只不過是一個扼守河道的據點。小女在那裡買了一頂草帽，戴起來有點男孩子的英氣。令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個景點豎立着一份告示，告示上除了越文還有英文。其中有一條要求店主必須按照價格表售賣商品，另一條則規定店主不得騷擾遊客。那麼是否各處都嚴格遵守這些規定呢？答案是不一定。我們在向小攤販洽購水果、衣物、紀念品的時候都遇到過漫天開價的情況，通常可以議價，當到達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價位就能成交，即使談不攏，也不曾發生過不愉快事件。在海安也有賣水果的小販在每樣果品之前放上一個表明價格的紙牌，那就更省事了。

最後要講幾句題外話，在越南幾乎沒見到乞丐，返程的時候在墨爾本逗留了幾天，市中心的大街上倒是見到了幾個坐在地上“靜態”乞討的老外；在越南十幾天，沒有碰到人們傳言甚囂的“搶包黨”，在墨爾本的“唐人街”卻碰到了一起很可能是搶包的事件。話說那天我們進到“唐人街”一處商場，搭乘自動扶手梯上樓的時候，看到幾個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女從樓上奔向下行的扶手梯，我們到了樓上之後，靠在欄杆上朝下看發生了什麼事，恰好看到兩個警察把一個年輕男子帶到商場的門邊，從他手裡扯過一個女式包包扔到地上，男子也順勢蹲坐在門邊，接受警察的盤問。街道上人來人往，並沒有人圍觀。

我當然不會根據這兩件事來判斷越南就比澳洲“宜居”，只不過印證了“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老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