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

夢裡夢見了姥姥，她沒說話，只是慈祥地看着我。

人家說夢裡夢見了過世的親人是吉兆，我不知是否準確？

姥姥去世已經好幾年了。那是在我離開中國的第三個春節過後的一個清晨， 急着要去上班的二舅媽敲開了母親家的門，她說正住在她家的姥姥生了急病，要母親過去照顧一下。母親已經退了休，聽罷之後，馬上披衣出門，直奔二舅舅家。見到姥姥時，她以經吐了好幾次，精神也不太好。母親想是因為吃壞了，餵了她點湯水。過了些時候，姥姥不見好轉，氣息反而粗重起來。母親打電話給大舅舅和二舅舅商量，舅舅們請來了一個中醫，給姥姥搭了脈，扎了針灸。姥姥的呼吸並沒有順暢，卻更加困難了，本來她還能和母親說上幾句，後來索性不再講話。等到大家叫來救護車，將姥姥送醫急診時，她已經不行了。姥姥去世的那年是八十四歲。

當接到母親的來信後，我的心裡除了悲傷外還有許多的悔意。真是後悔學醫的我當時若在北京，大概不會讓大家拖得太久，也許會早些讓姥姥得到正確的治療，或許她不會那麼快地離開我們。

姥姥的最後幾年，我知道她過得並不快活。她被迫離開了她幾乎生活了大半生的四合院，離開了她的根，離開了她所熟悉的環境：一出門就見得到的陽光，新鮮的空氣，老街坊鄰居……因為老城區的拆遷，那一片四合院已經不復存在了，居民們被指定遷去遠郊區新建的樓房。由於離子女家過遠，大家商量了一下，不同意姥姥一人搬去獨住，於是她開始了在幾個子女家輪住的最後幾年。

姥姥纏過足，行動起來不太方便，讓她上下樓梯是很困難的事。她曾患過青光眼，視力也不太好，耳朵也背。幾乎是眼不明，耳不聰。失去了在四合院裡的行動方便，她每天只能在不大的兩三個房間裡轉轉。絕大部份的時間是坐在自己的床邊，呆呆望着窗外。若樓下有個人在走動，都會引得她眯起眼睛看個半天。和姥姥講話也頗費力氣，得用大聲喊，喊多了，人們也倦了，於是說的也少了。常常看見姥姥要麼無聲無息地坐在那裡，要麼嘴裡一遍遍念叨着陳年往事，說給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聽眾，她只有用回憶來打發自己的時光了。剛來美國時，我曾想若工作了，賺了錢，給姥姥買個助聽器，或許她就不會那麼寂寞了。但後來才知道，在美國配助聽器也非想象的那麼簡單。

姥姥是河北省一個農民的女兒，生於清末民初，和她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普普通通的中國婦女一樣，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她們那一代人，年輕時是在貧困和戰亂中渡過的。這些普通而平凡得象華北平原上的小草一樣的婦女，在那些動盪的歲月里，用自己勇敢而堅強的臂膀支撐起家庭，辛勤地養育着兒女。 姥姥纏過足，沒念過書，19歲上嫁了人。在老家生活了幾年後，隨丈夫來到北京城，中年喪偶後，伴着幾個子女一直到去世。聽母親講起來，姥爺算是老家能幹的人吧？他沒有象他其他幾個兄弟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守着祖輩上傳下來的那幾畝薄田，而是一個人做起了小生意，漸漸離開了土地，離開了老家，最後來到了當時還叫北平的北京城，在一家綢緞莊安定了下來，做了人家的經理。店主不主事，店裡的里里外外就由姥爺一個人打理。在姥爺做經理的最初幾年，姥姥帶着孩子們仍在老家。姥爺身邊只有老爺子------姥爺的父親跟着他。老爺子是會享受的，他不做什麼事，成天逛街下館子。

那時正逢中國內戰，老家也並不太平。母親說，小時候常常半夜裡，子彈在院牆上，房檐上嗖嗖飛過，姥姥拉起幾個孩子吹了燈，趴在桌子下面，渡過一個個擔驚受怕的夜晚。在母親剛剛學步的時候，姥爺不在家。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姥爺和幾個兄弟共住的院子裡，突然跳進了好幾個大漢，人人身上都帶着傢伙(槍) ，還有人站在房頂上。一大家子人都驚醒了。有個匪首說，要一個人做人質跟他們走，兄弟妯娌里沒一個人敢出一聲。最後自己走出來的是姥姥，那時她不過是個二十幾歲的少婦，懷裡還抱着剛滿周歲的母親。奇怪的是土匪們並沒傷害姥姥母女，還放了她們，據說是抓錯了人。

姥姥自己沒受過教育，但對孩子們的教育卻很認真。進城後，為了母親能繼續念書，她甚至不惜違背頗有權威的公公的意願。在老家時，母親曾念過一兩年書，搬進城後，學業耽擱下來，整日幫姥姥帶帶年幼的弟妹。依照老爺子的意思，繼續念書就不必了，反正女孩子早晚要嫁人。況且當時母親的大姐正在念書，家裡有個女孩念書就好了，不必個個都去念。但姥姥卻不同意，她說“我就大字不識幾個，不能讓我閨女也和我一樣！” 在她的堅持下，母親在停學一年之後上了西四北小學，而且還當了班長，後來考上了師大女附中。

在母親的記憶里，姥姥是最疼愛大舅舅的。小時候，家裡有好吃的糖火燒都專門留給他。但上學後的大舅舅比較貪玩兒，曾經有一次逃學去逛鳥市。姥姥知道後非常生氣，用雞毛撣子把兒狠狠責打了他一頓，嚇得大舅舅再也不敢逃學了，後來還考上了大學。

姥姥在四十歲上下，走過了人生中最波動，最痛苦的幾年。有一天中午，姥爺飯後去鄰居家聊天，幾分鐘後，因腦血管瘤破裂，坐在椅子上去世了。他走的十分突然，讓人毫無準備，家裡所有的人都驚呆了……那些日子，不知姥姥是怎麼渡過的？母親說，白日裡，堅強的姥姥在孩子們面前好象沒掉過一滴淚；入夜，雖然也能聽到她壓抑的悲吟。當時家裡幾個孩子都未成年，最大的 大姨不過上中學，最小的小姨才剛剛會走路。姥姥沒有收入，姥爺留下的積蓄也有限。老爺子發話，讓她帶上姥爺的錢，帶上幾個孩子和他一起回老家去。對姥姥來說，回老家算是一條比較容易的路，在北平城舉目無親的她僅僅是個家庭主婦，要在這裡把幾個孩子撫養成人並不容易。但姥姥沒有被突如其來的噩運所擊倒，她選擇了留下。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她邁着兩隻纏過足的小腳去工廠里做女工，她要靠自己的雙手活下去，養大幾個孩子。我從小就聽母親常常談起姥姥四十歲守寡，只知道她過得不易。但守寡對一個人到中年，無工作收入，又人在異鄉的家庭婦女意味着什麼？我也是在遠渡重洋，結婚生子後才能想象得到。

在姥爺去世後不久，姥姥所承受的第二個重大打擊是大姨的去世，她死於肺結核，走的那年正是十八歲的花季。大姨一直是姥姥的驕傲：她從小跟姥爺在北平念書，人很聰明，學習非常好，中學念的是師大女附中，在班上總排前一兩名，若哪次考了第二名，她都會回家大哭一場。當時大姨班上的同學裡，很多都是商界，政界，軍界要人的子女，出入都是汽車接送，她作為一介平民的女兒，只有用自己的學業證明自己了。大姨在醫院的最後幾天是母親陪她渡過的。後來當醫生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和一個垂死的結核病人在一起，就把母親趕回了家，但母親並未因此染上結核。在那個年代，人或許只能聽天由命了吧？

姥姥不僅在最困難的時候，用她的堅強和勇敢支撐起了一個家，而且每當子女有難處時，她都會不顧及自己的利益，無私地奉獻。母親在大姨去世之後成了長女，以成績而論，她本可以繼續讀高中，升大學，但為了能早日幫姥姥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和弟妹的學業，她放棄了這些機會。中專畢業後，母親有了工作，每月她都拿出微薄收入的大部貼補家用。後來母親結了婚，生下了哥哥，因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孩子。姥姥當時仍在工廠里上班，只需再過兩三年退休就能有勞保了，這意味着她將有自己的退休金並享受醫療福利，但為了來幫母親照料孩子，姥姥卻放棄了。或許她根本沒有想過什麼得失的問題，是一種天然動力讓她做了一切她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人世間最本能，最自然，最質樸的母愛了。

姥姥一直在父母那時僅八平方米的宿舍小屋裡帶大了哥哥。等到我出生不久，大舅媽又懷孕了。姥姥索性買了張月票，每周六晚，邁着顫巍巍的步伐趕到汽車站，乘公車去大舅舅那裡照顧兒媳，周日晚又趕回來照料我。表弟出生後，大舅舅夫妻經濟上有些拮据，姥姥就拿出姥爺留給她的最後幾塊銀圓，換了現金，幫大舅舅渡過難關。她就是這樣在辭去工廠的工作後，幫着母親，大舅舅，二舅舅帶大了好幾個孩子。尤其在大舅舅離婚後，幼小失去母愛的表弟幾乎更是姥姥一手帶大成人。

記憶中小時候進城去姥姥家是最快樂的事情了。因為那裡不僅有年紀相仿的表弟可以玩兒，還可以在院子裡藏貓貓，胡同里竄來竄去，盡情施放孩子的天性，比關在學校的宿舍樓里強多了。沒上學時，我常常住在姥姥家。夏天，姥姥用一個竹編的兒童推車，推着我和表弟上街買菜。我們倆人一邊吃着冰棍兒，一邊透過車欄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和汽車，手指撥弄着頭頂上的布棚。最讓人興奮的是姥姥帶我們去白塔寺的副食店喝酸奶，姥姥自己從不喝，只給我和表弟一人買一瓶。因為要退瓶子，只能在櫃檯前喝完，時間又不能耽擱太久。短短的幾分鐘時間，是我們享受那時被認作天下最美味食品的好時光。而且在我吸吮完殘留在白瓷瓶壁上的最後一點酸奶時，總是認為白塔寺的酸奶比我們家學院路的好吃。冬天到了，清晨一覺醒來，陽光透過糊紙的窗戶射進屋來，照在雕花的舊家俱上。那台老式的座鐘總是“滴滴嗒嗒” 地走着，不時“噹噹” 地報着時，煤爐子上永遠放着一壺水，我就趴在姥姥家才有的長長的老式枕頭上，蓋着姥姥親手縫製的厚厚的線提被子，聞着上面還散發着的樟腦丸的香味，看着房間裡的一切，體會着在宿舍樓的屋子裡永遠不會有的那種韻味兒。常常這 時候，姥姥會披着一身雪花從外面進來，帶來一股寒氣。她扯下頭巾，把手裡冒着熱氣的豆漿，油條，芝麻燒餅，糖火燒放在桌上，笑着對我說：醒了？

姥姥沒念過書，不太識字，五十年代初曾在街道組織的掃盲識字班裡念過幾個字。讓我至今記憶深刻的一幕是她坐在桌旁，手裡拿着份報紙，眯着眼睛，嘴裡小聲念念叨叨地讀報的樣子。當時我正上小學，她遇上不認識的字，就來問我是什麼意思？怎麼念？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模樣。那時，我大概是呆呆地望着姥姥，那一幕在幾十年過去後，竟仍清晰如昨日。現在想起來，我不知自己若走過人生六十多年後，是否仍有姥姥那種求知的欲望和頑強的精神？我常想，許多人在美國念了書，找到工作，生活安定下來後，人也隨之倦怠下來，一年下來所學的新英文字詞也不過寥寥。其實做為移民，英文何嘗不是要我們 用一生的時間來提高呢？在中國時，常聽人說，某某去美國後，在多麼短的時間裡就過了語言關，以至於母親在我剛來的一段時間裡，總在電話中追問我“過了語言關了沒有？” 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母親，答“過了” ，心裡並不自信；答“沒過” ，又怕母親失望。只有告訴母親，人到他鄉，語言上的修煉是一輩子的事情。大概母親至今也想不通，人家用數月或短短幾年解決的事情，而我卻要用一生。

在文革的最後幾年，姥姥帶着表弟住在我家。那時樓里上小學，中學的男孩子都很淘氣：不是打群架，就是欺負弱者。哥哥那時上小學，不懂事，跟着一幫大孩子去捉弄一個天生殘疾的孩子。姥姥看到了，喝止住正在惡作劇的孩子們，拉起哥哥去向人家道歉。還有一次，我們鄰居的教授家裡傳來了吵鬧聲，姥姥尋聲而去，只見幾個紅小兵，紅衛兵(大約是上小學和初中的孩子) 在那裡又叫又嚷，要揪斗教授。而那可憐人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鑽到床鋪底下去了。姥姥於是轟走了那群孩子，給那教授鄰居解了圍。姥姥從沒向我們講過什麼大道理，她只用她的樸素，善良的行為來告訴自己的後代，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同處亂世，我們的另一個工人出身的鄰居就趁着有人抄教授家的時候，把一張舒適的大沙發搬進了自家。

姥姥的一生可以說沒享受過什麼。我在上大學時，若買了件漂亮的衣裳回家，在鏡子前美一美時，坐在一邊的姥姥就會笑呵呵地說“多好呀！現在的年輕人。”然後念叨起自己年輕時因穿了雙顏色鮮艷些的粉色襪子，公公看見後就在院子裡跳着腳地叫罵了半天。快離開中國的那年夏天，我在同學家開完了聚會後順路去看望姥姥，她坐在西曬的房間裡，穿着件白色汗衫，夕陽灑在她滿布皺紋的棕色的臉上，周圍的家俱突然顯得十分的破敗不堪。剛剛從同學家那寬敞華麗的房子裡出來的我，心裡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同樣的北京，兩重的世界。在我出國後不久，姥姥家那片胡同就被推倒，土地另做他用了。小胡同里的孩子，四合院裡的笑聲，叮叮噹噹的老鍾，大板櫃，八仙桌，街口小飯鋪的豆漿油條，白塔寺旁小店裡的酸奶……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永遠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了。奇怪的是，這記憶中的一切並不象我那天在姥姥家感覺得那般破敗，而是象一張泛了黃的老照片，富有韻味且引人幽思。 姥姥那輩婦女常被人們講成是沒文化的，一輩子圍着鍋台轉的可憐，可悲的家庭婦女。三教九流，家婦入不了流，也從沒被人重視過。上大學時，一個女同學談起她的外祖母時也說：她們那代人什麼也沒做，只不過生了幾個孩子而已。至今仍記得她那不屑的口氣。父母那代人中，不少婦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生長的環境周圍，也有很多女教授，女學者，或位居高官。但我們這代人中，被奶奶，姥姥(外婆) 帶過一段時間或帶大成人的，可以說比比皆是。母親那輩婦女的成功，與其說背後有個好男人，倒不如說有個傳統的好媽媽，好婆婆。六，七十年代，多少年輕人自願或不自願地投入到“轟轟烈烈” 的革命運動之中，常常深夜被叫去開會，傳達上級指示精神，要麼去串聯，去農村下放勞動，一去幾個月幾年的很多，幼小的兒女若無前輩女性的照料，真的很難生存。二十幾年過去，當塵埃落定，人們或許發現人類所謂的“轟 轟 烈 烈，波瀾壯闊” 常常被歲月洗滌得蒼白無力，而留下來的往往是那些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最真誠的東西。

前幾年看電視新聞時，有一條講的是在美國，一個全職母親的報酬應是年薪50萬美元，因為她們扮演着總管，保姆，廚師，司機，清潔工，財務管理人員等等諸多的角色。大概這些事都請人來做，就是這個價。雖不乏幽默的成份在裡面，但看看當時女主播那燦爛的笑容，就會知道她也有同感。

經歷了結婚成家，養育子女的艱辛之後，我反觀姥姥的一生，真覺得她平凡而偉大。她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切給了後代，讓他們照耀在母性的陽光里，或許這就是人類歷盡戰亂，災難，而能不斷延續下來的原因吧。

願天下的母親們快樂！ 願姥姥在天之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