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香港之前的一次聚會，一位師兄問我這次回港有什麼感受，我說“氣氛不一樣。師兄一臉促狹地接過話頭說：“小心說話。”席中人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看起來大家都心有靈犀。參加那次聚會的人，除了我之外，都是正兒八經地學過聲樂登過台，他們在各自的工作中都獲得一定成就，如今都已經退休在家，頤養天年。連他們都認為應當小心說話，可見時下的香港確實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在香港的另一樣感受是物價漲了不少。高檔食府的價格一向與普羅大眾沒有關係，不足為據。只說遍布港九、新界的茶餐廳，一份午餐動輒六、七十元，打工一族如果住得稍遠，加上每天的交通費，花費可能超過一百大元。幸好還有一些專營盒飯的攤店，提供所謂的“兩餸飯”。他們常備二三十種熟食菜品，顧客自選兩樣，加上米飯，就是一份常餐。即使不同的店家，“兩餸飯”的售價大概都在二十八、九元之間。多加一樣菜的話也就多花九塊錢。店家提供的熟食菜品有葷有素，有肉有魚，煎炸煮鹵兼備，所以深受歡迎。每到午膳時分，攤店前總是人頭涌涌，顧客中有附近的街坊，有身着工衣的藍領工人，也不乏穿襯衣打領帶的男士和穿着職業套裝的女士，那就是“打寫字樓工”的白領。這樣的經營模式國外也有，大多設在商場內的餐飲區。在香港也並非初見，只不過以往數量不多。如今因應市場需求，隱隱然形成了餐飲業的一支生力軍，填補了業界的一個空檔。

自從港穗兩地關口重開，出現了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內地的遊客紛紛來到香港旅遊。我們到大嶼山禮佛的那天，見到的遊客絕大部分從內地來。另一方面，香港居民卻由於本地物價高昂，選擇北上消費。據香港各行業業者反映，南下旅客的消費並不能夠抵消港人北上所造成的出超，言者無不戚戚然。但是當我到了廣州，並沒有見到很多港客。北京路步行街上打卡的人流主要是國內其他省市的來客，卻不過是稀稀落落，與疫情前相比是大不如前。由此我想到，港人的所謂北上消費大概只惠及深圳，難以及遠。

由於剛到過越南旅遊，很自然地會把在廣州的見聞與之比較。在越南的時候，習慣把各項開銷換算成新西蘭元來厘定其性價比。往往是小女與我都覺得價格已經相當親民，我家娘子卻總是認為“在這樣的地方，根本就不值這個價錢”。面對廣州的物價，娘子終於找到了貼心的感覺。

我們選擇經深圳灣入境。由於當天是周末，過關的人流多如過江之鯽。當我們提着行李隨人群跌跌撞撞地進入深圳邊檢關口，掏出手機找出早已填報妥當的“黑碼”，沒想到負責檢疫的工作人員不停地揮手讓旅客直接過關。看來這項檢疫措施非常有彈性。

闊別羊城接近四年，再次踏上這塊土地，既陌生又熟悉。叫我感覺到難以接受的是幹什麼都要實名制，毫無個人隱私可言。熟悉的是某些事物幾乎是一成不變，故我依然。譬如在老城區，窗口式空調機的滴水對行人造成困擾，行人習以為常，只是繞道而行。老城區街角的垃圾桶，承載不了的廢棄物，“外掛”在垃圾桶周邊，發出陣陣腐臭的氣味，與在越南老城區所見相去不遠。另一樣特色是人們習慣於在公共場合高聲說話，旁若無人。

住家附近有一家酒樓，出品一向不錯，我們以往也不時光顧。有一天偶然路過，透過擦得鋥亮的玻璃看到餐堂里排放了兩行椅子，椅子上坐了十來個街坊，另有一張圓桌則圍坐着正在進餐的酒樓員工。好奇心驅使之下，趨前問個究竟。原來酒樓的營業時間還沒到，酒樓方面為免等位的街坊在店外忍受炎炎夏日的燠熱，特地把等候開門的顧客請進店裡“嘆冷氣”。桌子上還放得有幾瓶冰鎮的飲用水，免費供應給等位的顧客。有感於店方的暖心舉措，我們也加入了等位的行列。

過了一會，員工們用餐完畢，開始把桌椅歸位，並把等位的顧客引導入座，我們兩口子被帶進大廳旁邊的一個隔間。隔間裡有四張小桌，兩張大桌。其中一張大桌坐了十幾個人，老中青都有。一頓飯沒吃完，我們就對鄰桌十幾個人飯聚的由頭以及各人之間的關係有了些大概的認知。不是我們八卦，實在是他們的嗓門太大，而我又還沒能達到聽而不聞的境界。更為令人尷尬的是，他們中個別人說話的時候，多多少少總會附帶聯繫到人體器官的“語助詞”，鏗鏘有力，聲聲入耳。

原以為這是街坊菜館的特色之一，其實也不盡然。這幾天也曾應約到過兩家所謂的高級食府用餐。巧的是兩家店的名號分別有天有海，卻同屬一個飲食集團。說起這兩家名店，住在廣州的人即使沒去過，對它們的大名也絕不會陌生。這兩家店的裝修絕對稱得上富麗堂皇，桌椅也擺放得寬展裕如，但是用餐的時候總有一種嘈嘈切切，嚶嚶嗡嗡的雜音，令人不甚舒服。有一次，廳堂中忽然響起一把響亮的呼喊聲“X總，在這兒哪，在這邊。”頓時教人以為到了菜市場。

電影《南海十三郎》中有這樣一幕，鑑於個別茶樓夥計對於十三郎的輕慢，當那端着籠屜叫賣包子的夥計經過身邊的時候，十三郎忽然問了一句：“有冇死仔包？”這場戲直接戳中了觀眾的笑點，也還原了那個時代的生活場景。畢竟那時的人們對於茶樓酒館中顧客的交談聲與夥計的叫賣聲此伏彼起，交相重疊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市聲。然而這種現象再現於裝修豪華高雅，極力顯示其高端大氣的高級食府，未免產生違和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