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羅倫佐邀請我們和靜及她的伊朗丈夫一起去一個小餐館吃飯。

飯菜上桌後，大家舉起筷子夾菜吃飯，靜卻沒有急着吃飯，她手中的筷子依然停着沒動，她轉過頭對坐在她左邊羅倫佐，頗有心計地問“請問，你結婚了嗎？

那個年代在中國向陌生人詢問這些私人問題是很正常和普遍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人人都屬於社會主義大家庭，城市人一般都是拿國家工資，只是級別和標準不同而已，常常在火車上一坐定下來，對面的乘客就開始詢問你來自哪個地方啊？在哪裡工作？結婚沒有，有孩子嗎？等等

羅倫佐長期在外旅行，也常遇到此類問題，他沒有尷尬和不高興，只是隨便答到:”沒有”，

靜馬上轉過臉，用羅倫佐聽不懂的武漢話對我說：

“他冇結婚，快點跟他說你想跟他結婚”，

靜和我張開了一張無形的蜘蛛網，羅倫佐無意識地走入了我們的網中。

在吳艾和靜看來，人如果真要想達到一個目的，在沒有侵害他人的利益前提下應該做出各種嘗試和抓住各種機會，不要虛偽地去掩飾自己的欲望，在自己的願望和目標面前不用扭扭捏捏，也不要在意什麼傳統觀念，他人的眼光，她們無所拘束，理直氣壯地去爭取達到自己的目標。

我馬上面上堆起笑容，對羅倫佐說“你願意跟我結婚嗎”？

 那個年代的中國女大學生找男友或丈夫時，一定要找同等學歷或比她本人學歷高的什麼研究生之類的，她不會去找個高中畢業生，更不可能找一個初中畢業生，可這條定理在西方男人面前失效。吳艾是大學生，當遇到意大利人羅倫佐時，崇洋媚外的她根本就不關心羅倫佐家的抽屜中放着什麼畢業證書，或有無畢業證書，是貧是富。羅倫佐擁有的意大利頭銜的魅力光輝把其他的一切都掩蓋了。

我們再來看看近50歲，滿臉胡茬，頭髮灰白的羅倫佐吧，他是意大利賣土耳其地毯流動商販，做露天市場，住在米蘭附近貝加莫市一棟百年未修，搖搖欲墜的老樓內，原生家庭兄弟一大排（最後都移民去了瑞士），極其貧困，只讀了義務初中。不過文憑真的很重要嗎？大學文憑並不代表你是有文化修養的人，很多時候只能說明你掌握了一項專門的知識和技能而已，羅倫佐雖然是初中生，但他的見識和知識面的確要比吳艾廣得多。

羅倫佐聽到這句話，夾菜的筷子停住不動了，震驚地瞪着那雙深栗色的眼睛，鬍子也跟着豎立起來，我知道他一定在想“這個女人瘋狂了吧，才認識我就想跟我結婚，難道結婚就跟一起吃頓飯麼簡單的嗎？”

他驚愕地說 “你瘋了，你生活在這裡好好的，你不是老師嗎？又不是沒有飯吃，為什麼要跟我結婚，你都不認識我”。

的確，八十年代，在羅倫佐眼中的中國社會，他沒有看到富裕奢侈的中國人，但也沒有看到貧困飢餓悲慘的中國人，而且這裡有着他羨慕的自行車似慢節奏的適度的輕鬆生活。

“這裡一個月我只能掙兩隻燒烤雞的錢，在意大利，每小時可以掙到一個燒烤雞的錢”，

我坦言地說，事實本來就是這樣，沒有必要為自己的貧窮感到羞恥。

不知吳艾在哪裡獲得這些經濟差距的小道消息的，當時吳艾的老師工資才120元，而她還不知道意大利的教師那個年代扣除稅後月工資收入大約一萬多人民幣，可以買上千隻烤雞。此刻的吳艾更像跟羅倫佐在談一筆業務合同，而不是在談婚姻。不過看看十九世紀以前，有多少婚姻是因為愛而結合的，中外古人的婚姻不都是一種利益上的互惠嗎？這並不是我的創新。

羅倫佐很喜歡吳艾的坦率，並不譏笑或認為吳艾的想法太世俗和太金錢化，他看到中國是個不富有的國家，為什麼不能做去歐美發達國家的夢呢？嚮往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也都有做夢和實現夢想的權利。人人都有權在人生的旅途中甩掉貧困。他理解吳艾，但理解並不等於可以隨意草率答應一個剛見面的中國年輕女人餐桌上的求婚。他自然一口拒絕了，根本沒有把這兩個中國女人的話認真對待，只當是飯桌上的玩笑而已。

吃完飯後，羅倫佐留下他的地址，大方地給了我100元錢打出租車，從這我就看出羅倫佐是個心底善良大方的人，是個可以值得信賴的人。

他們三人一起回橋園飯店。

跟他們一分手，我把錢放入口袋，對枚說：

“走，我們去坐公汽回旅館”。

幾天后的晚上，我穿着少婦借給我的黑色起白點短連衣裙，那裙子使我上去即性感又漂亮，因為香港男人跟她買了好些新衣服，當我和玫趕到金燕大廈時，果然那兩個意大利人在金燕大廈樓下等我們。

在靜離開北京後，我和枚改變戰略，把狩獵場地從北京天安門改變到友誼商店，那裡常有持外匯卷購物的老外，就在友誼商店門口我們又認識了兩個一高一矮，褐色大眼睛年輕英俊的意大利人，他們邀請我們兩個晚上到酒店頂層舞廳跳舞。

舞會裡的人不少，基本全是外國人，極少高層白領中國職員，我對這類舞會最熟悉了，一進舞場我全身的細胞都活躍起來，血液流動加快，舞場激烈的音樂讓我瞬間忘卻了我白日在街頭的沮喪，仿佛又回到了武漢大學時期的快樂時光，我忘情地沉醉在舞曲的節奏中，在昏暗的燈光下扭動這屁股和腰身。

夜間12點多鐘，我們四人一起出了舞廳，下了電梯，一起出了大廈的大門，大夏花園的花草樹製造一團團巨大的黑影，枚和稍矮的男人走在前面，我和高個的走在後面，黑暗像一幅巨大的帷幕庇護着我們，我先感覺到他的肩膀碰到我的肩膀，隨後他的手臂挽住我的腰，就勢將我擁入懷中，他一面用手從褲襠去掏出他玩意一面欲去親吻我，我半推半就，就在這個時候，忽然三束驅散黑暗和欲望的光亮伴隨着一聲厲吼“不許動”，我們兩人驚恐地一下跳着分開，幸好他的玩意還未來得及被掏出來，幾個保安將我們四人團團圍住，原來在下樓出大廳時，保安看到我們兩個女人與兩個老外，起了疑心，就盯上了我們。

我們被帶到大廳，兩個意大利人嚇得楞坐在大廳的沙發上不敢言語，他們實在不理解為什麼擁抱和親吻一個年輕女人是一種違法行為，這在他們的國家是最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好像你餓了去餐館吃飯，想尿尿就去廁所一樣，都是最基本不可侵犯的人權。但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異國他鄉，他們無法以意大利的理念觀念來判斷什麼是合理合法的，他們只知道，如果被中國的警察抓起來了，肯定後果是難以設想的。

“你們是什麼地方人？幹什麼的？”那幾個保安耀武揚威地對我們喝問道

“我們只是想找外國人練習英語”，

“練習英語？練習英語需要在黑黢黢的花園中抱抱摟摟嗎？”，

不由分說，我和玫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意大利人則自行走人。

派出所審訊室內，我們兩人被分開審訊。

“你說她是你的表妹，她是賣淫的嗎？

枚戴副眼鏡，她是大學建築系畢業，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襯衣，一條及其普通的碎花裙子，規矩女人穿着，無論從穿着或舉止都不像一個妓女，到像一個學校認真勤懇工作數學老師，面對威嚴的警察，她一臉的無辜和恐懼，畢竟這是人生第一次被警察審訊，她愣頭愣腦地回答：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妓女，但我可以肯定跟我在一起時她從來沒有賣過淫“。

這首先表明她是清白的，但同時也隱含着吳艾也可能是賣淫女。她知道吳艾是學校的英語老師，但也知道這個表妹老是結交一些外國人，她怎麼知道吳艾有沒有跟外國人上過床，有沒有拿外國人的錢？

吳艾則不同了，穿那個唱戲風流少婦給的緊身短裙，似乎那個少婦的風騷也借給了她，乳房毫不掩飾地在衣服內顫動，那麼張揚，猩紅的嘴唇，黑色眼圈，呈現出一副輕浮模樣，在八十年代末那個還比較封閉保守的年代，只要看她一眼，人們很容易按照舊時觀念把她被劃入非良家婦女群體。警察把吳艾的包里的東西全部倒出來查看，裡面只有幾十元錢，沒有賣淫的收入贓物，但他們看到一張老外的照片，那是羅倫佐走時留給她的，難道就不可能是她客戶的照片嗎？

一個中年男警察盯着我的眼，讓我忐忑不安

“你怎麼跟那兩個老外搭訕上的？“

自然我胡編一通說是我在機場上碰到的，因為我會英語，我幫了他們的忙。

“這張老外的照片你怎麼得到的”

我簡單地講了火車站的遭遇，並加了一句

“我是想找老外結婚出國，這是違法的嗎？”

當然沒有違法中國民法的規定，但雖然沒有法律明文的規定，如你跟外國人在室外抱抱摟摟那是社會風氣所不能容忍的。

審訊完畢，枚被馬上釋放，而我被扣押，之後被送到看守所，

警察就這樣在事件記錄本上寫着：

吳艾，武漢市人，

拘留原因

一，跟外國人摟摟抱抱，親吻

二，流竄北京，不務正業。

沒有把我確定為賣淫因為證據不足。

那時正值亞運會北京對外來人員控制檢查比較嚴，如沒有戶口，又無工作和無固定住所，警察隨時可以此類“流串人員”遣送回原籍。我不明白為什麼枚不被認為是流竄人員呢？

我就這樣無辜地被關押進看守所，而枚則馬上回武漢。

看守所里，我與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妓女，小偷，流竄犯等一起關押在一個昏暗簡陋的房間內，大約20平方米，有三十來號人，裡面充滿了酸酸的汗味和臭烘烘的體味，所有在押人員都睡在鋪有一塊大木板的通鋪地上，中餐和晚餐就跟我在小學一年級憶苦思甜吃過的窩窩頭一樣難吃，裡面的女人們並沒有虐待和懲罰我這個新來的，唯一的是每天早上起來時我去倒尿盆。

我們每天只能坐在地上，早飯後坐着，中飯後繼續坐着，晚飯後仍然坐着，我才明白“坐牢“二字的含義，放風時就是到隔壁沖個淋浴，在沒有屋頂的小院看看藍天或陰天，如果偶爾有隻麻雀在頭上飛過就羨慕恨不能跟麻雀調換個人生，我去做麻雀，讓麻雀來做被囚禁的吳艾。

那幾個星期，我每天就坐在這些社會底層女人中，聽那些不同年紀女人們南腔北調搞不懂的粗俗的話語，

 “摳搜““麻爪了”“癟茄子了”“哨子

”賴瓜 ““去球”

半夜，牢房內有昏暗暗的燈光，女人們都一排地躺在地鋪上，在慘澹燈光下彷佛是排成列的屍體，我坐在那裡不能睡，那夜歸我值班，寂靜的夜和關閉的牢房讓向來無憂無慮的我陷入一種深深的焦慮，沮喪和失望之中，不知自己出國的道路還有多麼遙遠和艱辛，生活這麼茫然，旋即，又想到那個意大利人羅倫佐和他小小的照片，他現在在西寧的什麼地方？他在西寧幹什麼？回武漢後我得趕緊跟他寫信，腦子中羅倫佐的形象似乎在黑暗中讓我看到一絲光亮，隨即又開始害怕關入看守所的事情被學校知道，那麼我的名聲肯定會敗壞，將來所有的人把我看成一個坐過牢的壞女人，想到這裡，心裡湧出一種強烈的委屈，我從來沒有做過妓女，我一心追求的只是和外國人的婚姻，這並不違法呀。

三個星期後我被公安部人員遣送回原籍，與一群湖北的”流竄“人員一起被押上從北京到武漢的火車，我們占據了半個硬座車廂，沿途我與看押的警察聊天，這個時候我就顯示出受過教育的優勢，他聽我說話頭頭是道，再看看我與別的在押人員的確不同，查看我的被押記錄，“與外國人擁抱，接吻“，警察也覺得十分好笑，因此對我更寬鬆，在快到武漢時，他對我已經有了幾分同情和好感，就放我一人去廁所，就此機會，我逃離開看管的人員，停車時，我從另一節車廂下了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