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前後的少男少女們

    李公尚

五

楊超和我到了基輔後，住在他公司的宿舍里。我第一次來到基輔，看到基輔有很多地方受到了俄軍的轟炸，心情難過，但仍為能來到丈夫工作的地方而激動不已。看着身邊的楊超對我無微不至關懷和疼愛，我總是忍不住想摟着他的脖子去親吻他。第二天楊超帶我去了中國大使館，使館工作人員把我登記為中國僑民，說歡迎我去中國，讓我非常自豪。我用我學過的中國話和我見到的每一個中國人打招呼，儘管他們都來去匆匆忙忙碌碌，但和藹可親。

在楊超工作的公司里，他的同事們對我熱情禮貌。我們去食堂吃飯，食堂的自助餐豐富多彩，各取所需。楊超的同事們見了我，都禮讓致意，我們端着飯菜走向餐桌時，他們都會起身讓座，讓我和楊超單獨使用一張餐桌。楊超告訴我，公司的很多同事已陸續撤離了，我們兩人被安排乘坐3月8日的中國民航飛機離開基輔，先去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然後再從那裡飛往中國。我打電話把我們要離開的日期告訴了媽媽，並把我在基輔和楊超拍攝的照片傳給她，讓媽媽轉告爸爸和姐姐，我和楊超在一起非常幸福。我還把我和楊超在一起的照片傳給了好朋友科娃和卡娜。

那些天，我一刻都不願和楊超分開，一見到他，我就上前摟着他的脖子熱烈親吻。一天晚上楊超下班後回到宿舍，我見他一進門，就身不由己迎上前去雙手摟住他的脖子，緊緊不放。楊超和我親吻後，用手扒開我的雙臂，說和我一起去食堂吃晚飯，我撒嬌說：“不行！我還沒親夠。”說着，我抬起左腿，舉過他的頭頂，用左腿壓住他的上身，腳搭在他身後的門上，不讓他走。他笑着說我身上總是燃燒着不可遏制的熱情，隨即站在原地，迎合着我瘋狂做起了愛。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生動體會，我一條腿站立，不僅不感到累，反而體驗到了新鮮的刺激，只擔心楊超感覺不舒服。最後時刻我站立的那條腿一蹬地跳起來，兩腿盤在他腰上，讓他抱着我衝刺。果然完事後楊超氣喘吁吁喘個不停。我呵護着為他清理完，讓他先躺下睡一會兒，我去食堂打飯。路上，我胯下流出的粘液涼涼地糊住了內衣，我卻感到怡然自得，覺得這就是我們夫妻相愛的幸福。

3月7日中午，媽媽突然打來電話，焦急地告訴我，她接到烏克蘭海軍陸戰36旅指揮官謝爾蓋·沃倫斯基從馬里烏波爾打來的電話，說爸爸在被俄軍包圍的馬里烏波爾港受了重傷，情況危急。目前烏克蘭政府對烏克蘭海軍被圍困在馬里烏波爾港遭受攻擊，無能為力也無所作為，守衛海港的烏克蘭海軍只好自行通知傷員家屬前往當地去接回受傷的親人。

沃倫斯基是爸爸的好朋友，過去和爸爸都在敖德薩的海軍部門工作。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從克里米亞戰敗撤出的烏克蘭海軍殘餘部隊36 海防旅、第一海軍陸戰營和501海軍陸戰營重新組建為烏克蘭海軍陸戰36旅，沃倫斯基從敖德薩海軍基地調往馬里烏波爾的尼古拉耶夫基地任指揮官。爸爸被重新徵調到海軍後，就在該基地擔任設備工程師。

我接到媽媽的電話五內俱焚，不知所措。楊超知道後毫不猶豫地對我說，告訴媽媽，我們立即去馬里烏波爾接回爸爸。我把楊超的決定告訴了媽媽，媽媽說，現在烏克蘭各地通往馬里烏波爾的飛機航班已經全部中斷，從基輔到馬里烏波爾830公里，火車也不開通了，要去只能乘坐汽車，來回至少需要五六天，那樣我們可能會錯過中國政府的撤僑時間。楊超拿過電話直接對媽媽說：“媽媽，人命關天，救人要緊。這次趕不上撤僑，以後我們一定有機會去中國，只要我們夫妻兩人在一起，到哪裡都能生活得很好。”

楊超帶着我去找他的公司領導說明情況，他的公司領導很同情我們的處境。楊超向公司領導提出，如果我們回來錯過了撤僑時間，請公司領導安排他作為公司的留守人員，繼續留在烏克蘭的公司工作。公司領導同意了楊超的要求，並同意借給我們一輛公司的汽車，讓楊超開往馬里烏波爾去接親屬。

從基輔開車去馬里烏波爾，中途可以路過我們住的城鎮，媽媽讓楊超和我去接上她和姐姐，我們一起去馬里烏波爾。前幾天，姐姐工作的哈爾科夫市連續受到戰爭炮火的攻擊，她所在的中國公司為了避免戰爭損失，除了留守少數人員外，大部分中國員工都已經按計劃撤離了，公司為在烏克蘭當地僱傭的員工每人發放了三個月的工資，讓當地員工自行回家躲避戰火，姐姐昨天從哈爾科夫回到了家裡。

由於我們開車路過的第聶伯羅、扎波羅什和梅利托波爾等地都受到了戰爭炮火攻擊，很多道路遭到了破壞，加上我們在途中需要經常躲避戰火，本來預計兩天到達馬里烏波爾的路程，我們足足走了三天。一路上楊超，媽媽和姐姐輪流開車，我更多的時候是依偎在楊超身邊或者靠在他懷裡。路上因戰爭而逃離家園的人很多，他們從東部地區或者南部地區向烏克蘭西部流動，和我們反向而行。一天晚上我們來到一個小鎮上，鎮上僅有的一家旅館只剩下一個空房間，媽媽和姐姐堅持讓我和楊超去住，理由是我們是在新婚蜜月中旅行，她倆堅持回到汽車上去休息。3月10 日，我們從收音機里聽到羅馬尼亞國際廣播電台烏克蘭語頻道播報的一條新聞，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宣布：中國政府在羅馬尼亞政府合作下，中國在烏克蘭的撤僑行動於3月9日圓滿結束。我聽了新聞，眼淚不由慢慢流在臉上，媽媽默默地把我的頭摟過去，吻着我的臉，為我擦去眼淚。

我們到了馬里烏波爾，從新聞廣播裡獲知，圍攻馬里烏波爾港區的是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兩棲登陸部隊和由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人組成的“頓涅斯克民兵部隊”，由於雙方互不隸屬各自為政，對堅守在馬里烏波爾港區內烏克蘭海軍的攻擊方式和作戰行動也不同。我們進入了被圍困的馬里烏波爾市內後，媽媽決定讓楊超和我，還有姐姐都留在旅館裡，由她自己去找俄羅斯海軍的圍港部隊的指揮官，要求進入港口內去接出爸爸。楊超和我，還有姐姐都不同意，堅決要求全家一起去。但是媽媽堅定地表示，她可以帶姐姐和我去接爸爸，但楊超必須留在旅館裡，因為我們從廣播裡聽到，俄羅斯軍隊宣布對參加俄烏戰爭支持烏克蘭一方的所有外國人，一律當做敵方間諜予以逮捕或者擊斃，昨天已經有六名波蘭人和一名韓國人被俄軍擊斃。媽媽不許楊超去冒險，我和姐姐都支持媽媽的決定，由我們三人去接爸爸。

媽媽帶着我和姐姐，輾轉找到了俄軍黑海艦隊圍攻馬里烏波爾港區的部隊指揮官，向他們說明我們是來接我爸爸回家的。媽媽告訴他，爸爸是被圍困在港區內的烏克蘭海軍的工程師，受了重傷，她不希望爸爸再做無謂的堅持，要接他回家。俄軍圍攻港區部隊的指揮官聽了，對媽媽肅然起敬，說他非常同情我們。俄軍圍港部隊正在和港區內的烏克蘭海軍談判達成協議，要在俄軍圍攻港區部隊這一邊，開闢一條人道主義安全通道，讓被圍困在港區內的非戰鬥人員安全撤離。但是頓涅斯克民兵部隊因沒有參加這次談判，不同意已達成的這份協議，所以有關人道主義撤離計劃暫時無法落實。俄軍圍港部隊指揮官同意讓媽媽、姐姐和我進入被圍困的港區內，並派人開車送我們進去。他建議為了我們的安全，我們要穿上俄軍軍服，手持白旗，作為俄方進入港區的談判代表前往，以免遭到頓涅斯克民兵部隊的炮火誤擊。

媽媽帶着姐姐和我進入了馬里烏波爾港區後，守衛港區的烏克蘭海軍士兵搜查了我們的身體和隨身物品，然後由一名海軍士兵帶領我們去見海軍陸戰36旅的指揮官謝爾蓋·沃倫斯基，沃倫斯基見到媽媽、姐姐和我，非常高興，稱讚我爸爸是好樣的，是英雄，他雖然傷勢嚴重，但聽醫護人員說，他從受傷後到現在，沒有喊叫過一聲疼，也從沒有發過脾氣。說完，帶着我們經過一段長長的通道，進入了一個昏暗的大地下室。地下室大廳里躺着臨時被送來的許多傷員，大廳旁邊的每個房間裡都躺着無法自理的傷員。醫護人員大多是被臨時徵用來的志願者，他們來回忙碌着，疲憊不堪。爸爸受傷後，沃倫斯基讓人把他安排在一間只有兩名傷員的相對安靜的房間裡。地下室里，仍能聽到外面不時傳來陣陣槍炮聲。

我們終於見到了爸爸，爸爸靜靜地躺在那裡，臉色蒼白，全身裹滿了繃帶，很多地方還向外滲有血跡，他手裡拿着我們全家的照片，還有媽媽前幾天發給他的我和楊超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門前的合影。我們見到他不由淚流滿面，我跑上前去拉爸爸的手，媽媽讓我小心不要碰疼了爸爸。爸爸平靜地笑着看着我們，用極其虛弱的聲音輕輕地說；“你們來了，太好了。”媽媽、姐姐和我圍在爸爸身邊，爸爸問起楊超，媽媽說她怕楊超來有危險，沒讓他來。爸爸看向我，囑咐我說楊超是個值得信賴的好男人，要和他好好過日子。滿臉淚水的媽媽小心翼翼為爸爸擦拭浮腫的臉，一位護理人員告訴我們，爸爸今天已經昏迷過四次。

地下室里條件惡劣，空氣污濁，傷員缺醫少藥，醫護人員不足，呻吟聲接二連三，咒罵聲此起彼伏，不斷有剛死亡的傷員被抬出去，又有剛受傷的傷員被抬進來。爸爸的房間裡有另外兩名傷員，他們挨得很近，醒着的時候常為了一句話爭論不休，互不相讓。爸爸告訴我們，他倆都是自願前來參加戰鬥的平民，一個是歷史老師，一個是工廠業主，他倆在伊里奇鋼鐵廠的保衛戰中，被分配在一起擔任後勤任務，同時被炮彈炸傷，傷勢都很嚴重，比爸爸早一天送到了醫院來，他們時睡時醒，醒來的時候，都會首先詢問對方是不是還活着。

媽媽詢問醫護人員，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把爸爸接走。醫生說爸爸的傷勢不太樂觀，目前不適合轉移。晚飯後，媽媽讓姐姐守護在爸爸身邊，帶着我去找指揮官沃倫斯基，和他商量用什麼辦法把爸爸轉移出去。媽媽和我走到樓上，看到每一層，都有一些男女士兵在不同的房間裡親吻做愛，有的房間裡甚至有幾對男女軍人在激情做愛，互不干擾，地上到處扔的都是污紙、煙頭和罐頭盒等。在一個燈火明亮，窗戶都被用木板封死的大房間裡，一些軍官們在燈紅酒綠之中開啟音樂，喝着酒，和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們跳舞嬉笑，擁抱親吻。

媽媽和我沒有找到沃倫斯基，回到了爸爸身邊。入夜後，躺在爸爸不遠處的歷史老師和工廠業主不知為了一句什麼話又爭論了起來，歷史老師說：“戰爭的本質就是資本家在爭奪利益。要是還在蘇聯時期，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社會主義，決不會發生戰爭。”工廠主譏諷說：“社會主義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勞動者共同創造的財富，總是被層層的官僚階層控制，永遠無法實現按勞分配和多勞多得。”歷史老師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勞動，共同創造價值。勞動帶來自由，也創造了勞動者自身的價值，從來不看重金錢。”工廠主反駁說：“可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首先發現了勞動是用金錢來計價的。沒有金錢作為交換媒介，勞動就沒有價值。現實中，勞動是作為資本家資本的一種要素來體現價值的。”歷史老師氣憤地說：“創造勞動財富的無產者，是你們資本家的掘墓人，我們勞動人民埋葬你們最後一個資本家的鐵鏟，就是你們資本家的工廠生產的。這是馬克思早就預料到的。”工廠主問道：“聽說你的那個馬克思先生一生都沒做過一份像樣的工作，全靠他的資本家朋友拱養，你說他是屬於無產者階級呢還是資本家階級？”他們兩人說話的聲音雖然虛弱，但爭論熱烈激昂，無休無止。

我想過去抱怨他倆的爭論不休讓其他人無法休息，爸爸制止了我，說人們對待事物的態度，一般取決於人們是富有還是貧窮。他們兩人雖然總是針鋒相對，但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受傷帶給他們的痛苦，需要他們用爭吵的方式來發泄情緒，以減輕痛苦。爸爸讓姐姐過去給他們每個人都餵一些葡萄糖水，他們兩人漸漸地安靜下來。我漸漸趴在爸爸的床邊睡着了，凌晨兩點多，被一陣雜亂的腳步驚醒，那位工廠業主被護理人員抬走了，永遠安息了。躺在他身邊的歷史老師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無產者在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新世界。”清晨我醒來時，爸爸因流血過多，已停止了呼吸，手中仍然緊緊捏着那兩張照片。我突然覺得天地暈眩，昏厥過去，媽媽和姐姐撫摸着爸爸的遺體失聲大哭，痛不欲生。不久，躺在爸爸不遠處的歷史老師也停止了呼吸。

父親的遺體只能就地掩埋。守衛港區內的海軍士兵，把父親的遺體和很多死去的人一起埋在伊里奇鋼鐵廠附近的一片草地上。炮火不停地從我們頭上掠過，遠近各處的建築不斷發生爆炸，沃倫斯基指揮官沉痛地來到我們身邊，告訴我們，他很欣慰我爸爸能在最後的時刻有家人陪同在身邊。現在既然我爸爸已經離開，我們就沒有必要繼續留在這裡，希望我們能夠儘快離開。現在由於通訊中斷，他們和外界基本失去了聯繫，對於整個馬里烏波爾市是否已被俄軍部隊或頓涅斯克的俄羅斯人占領也不清楚。作為軍人，他們在沒有接到撤退和突圍的命令前，只能在這裡堅持下去。現在他們沒有外援，彈藥和給養已所剩不多，人員大量地受傷，傷員大量地死去，迫使他們不得不和加緊圍攻港區的俄軍進行談判，希望儘快讓港區內的平民先行撤離。他會想辦法幫助我們儘快離開這裡。

爸爸去世後，我開始牽掛留在旅館裡的楊超，不知他現在怎麼樣了。因為沒有通訊信號，我一直聯繫不上他，胡思亂想地為他擔心：如果馬里烏波爾已經被俄軍占領，他會不會被俄軍作為間諜槍斃？如果他見不到我們，會不會一着急就到處去尋找我們，而被無情的戰火傷害？想到這些我心急如焚。三天前我和楊超在旅館告別時，以為最多分開兩三天就能再見到他。他把媽媽、姐姐和我送出旅館時，我一時心血來潮，覺得這兩三天的別離，也不想讓我的心上人感到心靈饑渴，就轉身摟着他的脖子，親吻着把他又推進了旅館房間，全然不顧媽媽和姐姐在等我，迅速脫下一條腿上的褲子和鞋，在床上沖他做出一字馬劈叉的動作，這引發了楊超的激情，他也來不及脫下褲子，就趴在我身上，和我激情地做起愛。我沉浸在幸福的貪婪中，楊超顧慮媽媽和姐姐等在門外，想和我儘快結束，我卻偏不放他走，把劈成一字馬的雙腿合攏搭在他的雙肩上，夾緊他的脖子不讓他草草了事，楊超還是抱緊我的雙腿最後衝刺。完事後楊超滿頭大汗，我心疼地為他清理乾淨，讓他躺在床上乖乖睡覺，耐心等我回來。我卻故意沒有清理我自己的下體，我想多保留一會兒，充實我別離後幾天的幸福感。

第二天，沃倫斯基指揮官派人找到媽媽，告訴她，海軍守港部隊和俄海軍圍港部隊達成協議，暫時停火一天，把一些婦女兒童分幾批送到港區外，俄海軍將派車到港區外的指定地點，接載滯留在港區內的部分婦女兒童，先行離開馬里烏波爾戰區。沃倫斯基指揮官派來的人，讓我們立即跟隨他去港區外的指定地點集合。

媽媽、姐姐和我跟着沃倫斯基指揮官派來的人，經過層層防線出了港區，到達港區外的一處非交戰區的集合地點，這裡位於兩軍交戰的緩衝地帶，幾十名被安排撤離的婦女和兒童已經等在了這裡。一名負責安排撤離的烏克蘭海軍軍官告訴我媽媽，現在沒有別的車輛，為了防止俄軍利用安排人員撤離的機會發動突然襲擊，守港的烏克蘭海軍部隊允許俄海軍每次只派出一輛戰場裝甲運兵車，開到這裡來接人。這輛車一次只能乘坐十二人，他們先安排未成年人離開。我還未滿十八歲，屬於未成年人，可以和11名八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一起先上車離開港區，我在車上負責照顧這些比我年齡小的所有孩子。

媽媽讓我穿上我們來時穿過的俄軍軍服，囑咐我出去後立即去找楊超，和楊超待在旅館裡等她和姐姐前去會合。姐姐幫我扣好俄軍的軍服，告訴我，出去後遇事不要着急，找到楊超後凡事要多聽他的，他是一個值得信賴，辦事認真嚴謹，非常讓人放心的人。此時我的心早已飛到了楊超身邊。

我上了車，揮手和媽媽與姐姐告別，運兵車轟鳴了一陣，緩慢開動。車內瀰漫着淡淡的機油味。光線暗淡的車體內，驚奇恐懼的孩子們緊張地手拉着手坐在車內，瞪大眼睛警惕地看着我身上的俄軍軍服。我從運兵車兩邊的小窗口向外望去，感到車體正在加速，路邊的景象快速向後逝去。我轉身從運兵車後面的窗口望出去，送行的人們越來越遠，但我仍然能辨別出站在原地向我招手的媽媽和姐姐。我盼望這輛車能早些返回接我的媽媽和姐姐。

運兵車似乎開出沒有很遠，突然一個急剎車，整個車體轟隆一聲緊急停了下來，車內的所有人都隨着慣性被拋向車內前半部。在孩子們的一片驚叫中，我感到車體又在緩慢地倒車和轉身，整個車體轟鳴着時進時退地挪動着，車體的顛簸讓人感到頭暈噁心，忽然一道強烈的火光閃過，隨即一聲巨響，我失去了知覺。

（根據當事人回憶采寫。未完待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