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造的靈魂，被交易的自由，以及他們的回歸

重讀“二手時間”（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

重讀這本書，是因為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讓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 是朋友向我推薦的這本書。 那時我完全不知道這本書， 甚至不知道作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Shetland Alexievich)和她的獲獎。這使得朋友頗為詫異。 而且我當時也很不願意讀這本書，因為我預感這很可能是一本讀來很沉重的書。 的確如此。 可是當我拿起這本書，還是一點一點地讀完了。 因為沉重， 每次讀它的時候，都讓我排斥它。 可是它卻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拿起它。 因為雖然它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個遙遠陌生，難以理解的地域和國家，然而那些故事裡的許多人物的經歷與感受卻是我覺得如此熟悉，甚至無須經過時間空間的轉換，我就已經站在那個故事的情景之中，精確地感受那些人的所思所想。那是一種讓人倏然發冷的感覺。 我猜，正是這種扎心的熟悉，使我在讀書的過程中，屢屢欲罷不能。也是在我最近在追尋蘇聯政治經濟改革的歷史和人物時，重讀這本書的原因。 那麼為什麼我對那些面貌迴異，語言不通，且與我們中國人擁有完全不同歷史，文化的人們會如此熟悉？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用一種訪談錄的筆法寫下《二手時間》。 她匯集了上百個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男人和女人，工程師，教師，小商人，士兵，退休的幹部，無助的母親，還有孤獨農婦的自敘，記下他們的家庭，人生經歷，快樂悲哀，惶惑衝動，失望無助，滿腹的心酸牢騷，遺憾和不甘，還有仇恨和恐懼。但即無有梗概的故事，也無一個或幾個主人公。多數的敘述者甚至無名無姓。僅僅是人們對蘇聯和後蘇聯時代的普通人平淡生活的直白敘述。不同的聲音混雜在一起，有時甚至讓人覺得形成一片嗡嗡的噪音。斯維特蘭娜自己說只有用採用這種寫法才能表達社會的複雜性和每一個人的多面性。 當然，每一個讀者也因此可以讀出不同的聲音。 然而就在這片噪音中，一個個小人物和他們的生活卻清晰地浮現了出來。以這樣手法，阿列克謝維奇使我們透視蘇維埃人的社會生活。

青少年時，曾經讀過，聽過，看過俄羅斯的文學，音樂，繪畫。 那時的中國處在一個從精神到物質全面封閉，禁錮的年代。 而那躲在暗室中的閱讀，閉上窗戶的聆聽，是我們唯一了解“外面的世界”的途徑。 不只是俄羅斯文學，法國，英國，美國的經典文學，使我依次沉迷其中。 那些文學作品描述的人們與生活，與我們所經歷的完全不同。 異國他鄉，或遠或近的年代，因為陌生，因為不同而強烈的吸引我們。 那時，那裡找不到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筆下令人倏然的熟悉。 為什麼？ 讀完全書，在重讀“參與者筆記”即前言時，斯維特蘭娜寥寥數語使人豁然。 她說，共產主義唯一做過的事情就是“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製造出一種與其他人類不同的人類。 而這些人有“自己的詞彙，有自己的善惡觀”。 人們似乎生活在充斥着偉大理想的激情年代，卻又在每日的生活中忍受着沒有盡頭的困苦，忍受着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監視的眼睛，忍受着時時刻刻被人檢舉，被路人，鄰居，朋友，甚至親人檢舉，而失去作為“人民”的資格，成為“人民的敵人”的恐懼。 這恰恰也是我們年輕時曾經過的年代，經歷過的類似的煎熬與磨難嘛。不過按照我們中國的說法，那是一場“觸及靈魂”，“改造靈魂”的“革命”，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於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也許看到的是“理想”和“激情”，受到的是“革命理想”的吸引。可是在那個年代裡，日復一日地真正進行着的是“人的改造”。對“敵人”的改造，使他們認罪。更多的是每一個人的“自我改造”，成為“無私的人” 。“共同理想”的惶惑，求生的欲望，對恐懼的逃避，日復一日地扭曲着人性，煎熬着殘存的靈魂。 那個恍若隔世但又並不久遠的的年代，我們經受着俄國人己經經歷過，並已在試圖拋棄的的思想，生活。因此可以說我們已經在從俄國人那裡販來的“二手”甚或“三手時間”中生活過了。這大概就是這本書中的人物是我感覺如此熟悉的原因吧。 當然即使生活情景如此相似，也有中國的“特色”。六十年代末一個三月的早晨，我和一個小夥伴在無意中在北京交道口大街上走過。那是個早春少有的無風的日子，明亮的陽光照在街道兩旁的灰色牆壁上。 道旁的槐樹還沒有發芽，只是在牆上留下一道道枝枝丫丫的陰影。街道上擠滿了遊行的隊伍，湧向蘇聯大使館去抗議“蘇修帝國主義的罪行”。這在當時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遊行的隊伍走走停停，不時因雍堵的街道無法前進。當他們完全停止下來，接下來發生的場景令我愕然。 滿街的人們，遊行隊伍里那些年輕的，中年的，男人和女人們，驟然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頌歌，揮動着手與腳，跳起了整齊劃一的“忠字舞”。 一個比我們大不了幾歲的領舞的年輕女人，站在街旁高高的台階上，充當領舞的角色。姣好的面容，無法被臃腫衣物完全遮蓋的體型，因用力而發紅的面龐似乎在陽光中散發着蒸騰的忠誠。在那一刻，讓人恍然如身處異境。 當時的中國，正在進行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從“革命隊伍”清除每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我的親人，我的朋友，他們的親人，無論職業，身份， 幾乎每個人，都在憂慮他們自己，或家庭中的成員，會在今天或明天被從“革命隊伍”中“揪出來”。參加遊行，對於遠離那個年代的人來說，似乎是一種激情的表達。然而對參與其中的許多人來說，那只是一種還沒有被“揪出來”的籍慰。即使如此，這滿大街的跳忠字舞的場景仍使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曲辱，甚至憤怒。也許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隨着周圍的人舞動，因為無法承受成為異數的代價。也許人們希望跳“忠字舞”所表現的革命熱情，增加躲過一劫的機會。可對當時十餘歲的無業“知青”的我來說， 這場荒唐的“忠字舞”使所有的人都喪失了最後的自尊。所有的人都匍匐於一個人的腳下，一個人高踞於這個“人民”國家的每一個人之上。而沒有一個人敢於拒絕這其中的荒謬。“自尊”在那個年代不值一提。那時人們每天在工作場合，“早請示”，“晚匯報”， 再加上“忠字舞”。 以表現對領袖的崇拜和馴服。可那畢竟只是在一個有限度的場所， 在有限的人群中。 可在陽光下的大街上， 成百上千的陌生人群的眾目睽睽中，這場忠字舞迫使人們“自願”交出自尊的底線，最後的殘存的靈魂。難以忍受的恥辱的感覺迫使我儘快逃開那條大街。 儘管不可能，也試圖不去看任何人。而我也覺得人們的目光也互相閃避。半個多世紀過去，我仍然難以從記憶中抹去那些扭曲的舞動，也許那是人們為了生存，在徒然地試圖丟棄的自我的靈魂。 在那個年代，靈魂對於日復一日的現實來說， 過於沉重，難以負擔，因為難以生存。 甚至可能威脅親人的生存環境。這就是不可言說，卻無處無時不在的恐懼的威力。而“二手時間”里的故事喚回了那種被無法擺脫的恐懼所籠罩的感覺。在我們的經歷中，那時的恐懼更多來自被揪出“革命隊伍”後的難以預知的後果，那看不到盡頭的精神滅絕的威力並不亞於肉體滅絕。 因為它不止於毀滅個人的命運，也可使整個家庭陷於絕境。我知道那時的我也生活在恐懼中，但只要有機會，無論什麼樣的機會，就會有意識或下意識地，試圖逃避或忘掉恐懼。可我的少年記憶中更為難以忘懷的卻是表達馴服，拋棄靈魂的恥辱。

“改造靈魂”其實就是把自己的靈魂換成一副“革命”或“領袖”為眾人訂製的“革命之魂”“國家之魂”。而拋棄靈魂，即使是一個很渺小的靈魂，畢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靈魂不會消失，且必須為人承載。 但是保持靈魂的自我意識，保持它的自由與獨立，則會很累，甚而飽受受折磨。作為蘇聯最偉大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曾說過，在他成功後的二十年裡，每天都生活在可能被捕甚至被槍決恐懼之中。但他仍然按自己的意願寫下那些非同凡響的音樂。他後來承認，在他於1942年為被圍困的列寧格勒人寫下第七交響樂中最黑暗的樂章時，他的意識里是斯大林，而不僅是德國人的形象。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具有肖斯塔科維奇的天才，同時為了他的音樂，承受漫長的精神折磨，保持着他自己的靈魂。如果一個人不願或不能承載他/她自己的靈魂，他的靈魂必然承載在其他的人或什麼東西上，領袖，國家，主義，宗教，人類的未來，等等。 找到了靈魂的承載物，那些不得不或被迫放棄靈魂的人們也許會就會覺得寬慰，輕鬆一些。或者因提高了生存的幾率，或者是覺得生命因此變為宏大群體的一個部分得到救贖。 這就是革命神話的作用，這也許就是許多人對那個“激情年代”念念不忘的原因。而獲得“革命激情”的代價卻是對自我靈魂的否定。 對於一個偉大國家中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來說，在生存面前，自我靈魂的認可也實在是無足輕重。然而，每一個獨立的生命卻又都渴望自我認可。這實在是一個沉重卻無法逃避的的悖論。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維奇記下了多個這樣人和他們的故事。那些在貧困，磨難甚至在沉默恐懼中失去親人的無以形容的心情中生長起來的“蘇聯人”，視國家，主義的光輝與勝利為自我生命的燦爛，視生命中的苦難和犧牲為救贖，成為自我認可，甚至是驕傲之途。我們無法責難那個盼着兒子們長大當兵去犧牲的一輩子駐防在薩哈林的空軍軍官，也不能責難那個成長在莫斯科，視莫斯科為最美麗城市，一輩子都要帶着沒有皺褶的紅領巾，卻有一個為家庭所迴避，不願相認的從勞改營送回來的祖父的女醫生。 他們的生命與靈魂不得不依附於宏大的“理想”。 成為“宏大事業”的一部分也因而成為他們的自我認可。隨着時光和生命的流逝，他們不願也不能失去那靈魂的依附。因為當國家和主義的幻象倒下，當他們的目光再不能躲避虛假幻像的光芒掩蓋着的真實黑暗，生命似乎也因而變得灰暗平庸難以承受。

人們是怎樣為“革命理想”交出自我的靈魂？是恐懼，還有神話驅動的交易。作者在書中寫下，“自由總是與痛苦相伴，幸福卻往往失去自由。” 的確，有靈魂的人才能享有自由。而自由的人不得不時常面對自己的靈魂，檢視自己的行為，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而這必然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責任。特別是當道德責任或自由的需求與生存機會甚或成功的幾率發生重大衝突的時刻。把靈魂交託給族群、國家，理想，甚或領袖，會使人減輕甚而卸下靈魂和道德的重負，而專注於生命中的細節，甚而可能會幫助人登上成功之途。對於許多人來說，宗教的意義也在於此。也許，託付靈魂的願望是人性的一部分，未必一定是罪惡。然而，靈魂的託付畢竟是一種交易。如果交易的對象是“上帝”，如人們所通常所願，無疑是幸運。但當交易的對象是“撒旦”，能夠成為“浮士德”，已經是最好的結局，畢竟浮士德是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獨自與撒旦做的交易。而在製造“共產主義新人”的時代，人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欺其人地迫使自己相信，自己在追隨成為“神”甚至“超神”的“領袖”。那些“蘇聯人”，和曾經的我們，把為共產主義的理想，為“偉大領袖”獻身視為宿命，即使領袖們驅使着“一代新人”踏入面前那片，如徐志摩所說，充滿黑色污穢的血海。 這就是群體靈魂交易的結果。斯維特蘭娜講述的一個在1922年就參加了蘇共的老人的故事。因為鄰居揭發他妻子的莫須有的“外國姐姐”，他和他的妻子被送進了勞改營，妻子在沒有回來。他歷經折磨，假槍斃。走出勞改營，他把戰爭的到來視為自己的救贖，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誠。在這一切以後，他仍然認為那個充斥着謊言，出賣，恐懼的時代為有理想的美好時代。使他走入那個時代的是十五歲時他向醉醺醺的紅軍征糧隊揭發了他舅舅隱藏的糧食。紅軍感謝了他，他以為自己行使了“革命的”責任。然後他發現他的舅舅被紅軍“砍成了碎片”。那是一個良心與“責任”的交易，交易的後果是出乎意料且難以承受的殘忍，卻驅使了他的一生。書中人們說“戰爭是個沼澤，進去容易出來難”。靈魂的交易也是如此吧。當每個人的每時每刻都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交易，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瘋狂。至今，我仍然無法忘記六十年前不得不面對的一筆小小的交易。 在那個炙熱瘋狂卻又淒涼孤獨的夏天，紅衛兵們正忙着把“揪出來”的“階級敵人”趕出北京城。大街上不斷駛過裝着裝着高音喇叭的宣傳車，叫喊着要對“階級敵人”，無論他們多麼孱弱，也要實行毫不留情的專政。因為這才是對“革命人民”的人道主義。這個說法讓我十分苦惱。無論做什麼，走路，吃飯，問題都會像有一隻鋸子在我腦子裡來回拉扯，讓我煎熬。人道主義，難道不是對所有的人，即使對敵人，也要實行的基本準則嘛？不應該是人類最為基本的底線嘛？對一部分人，包括老人孩子的殘忍，又怎能是一種“人道主義”，即使加上“革命的名義”？我不敢，也無法去問任何人。因為輕則我會被認為愚蠢，更可能被認為“階級立場”錯誤。 這也的確是個愚蠢的問題。無論是在那個許多人為生存而掙扎的年代，還是在遠離了“階級鬥爭”的今天。而那時的我，經過幾天的苦惱，最終放棄了無效的掙扎。努力說服自己，既然“階級敵人”已經不是人民的一部分，“革命的人道主義”就必須對他們無情。這是“革命”帶來的新理論，人人都必須接受。這種意識上的妥協使我從折磨人的重負中解脫。可從那時，我始終也無法走出這一段充滿荒謬的記憶。也許就是因為在那個是我得到“解脫”的交易中，付出了一小片純潔的靈魂。有了第一次，以後的交易就沒有那麼困難，大概也不會在記憶中留下印記。這樣的交易可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反覆發生。特別是當良知匱乏，保護自由的法律缺位，大多數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的反覆交易中失去了靈魂，當親情友誼都不再成為告密和互相殘害以自保抑或邀功的障礙，每一個人都成為雪崩時代中並非無辜的雪片，亞當以來的“舊人類”在這些交易中被集體改造成了“新人類”。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把《二手時間》稱為“紅色人類終結篇”。她在書中不僅描述了“舊人類”被改造成了“新人類”，也描述了“新人類的“蘇維埃人”向正常人類的回歸。她說到在莫斯科火車站遇到一個不希望兒子在戰爭中死亡，而要去車臣把兒子帶回家的女人。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那是一個自由了的人，因為她不再為國家所綁架。做一個自由人可以如此簡單。可是，更多的時候，“蘇維埃人”向平常人，自由人的回歸路也充滿磨難。因為當“自由的可能”忽然來到人們的面前，靈魂也被從禁錮中釋放出來，沒有準備的人們變得無所適從。自由反而成為帶來一切罪惡的妖魔。因為人們認為自由的到來，使得他們頓失所依，熟悉的甚至賴以生存的支柱和系統因此而崩潰。顯然，枷鎖的崩裂只是使得靈魂的釋放成為一種可能。 因長期禁錮而殘弱的靈魂能否再次成長恢復，為自己找到棲息且能獨立生存的家園，也許並不是一件確定的事情。 拋棄靈魂難，難在閹割自我的過程。然而找回靈魂，找回獨立的靈魂，能夠擁有自由的靈魂也許更難。 蘇聯崩塌前夕，蘇聯年輕的學生，教師，工程師 們躲在狹小的“赫魯曉夫廚房”里，讀詩，讀文學，讀馬克思和列寧，喝酒吹牛，嘲笑電話機里的“KBG”竊聽員。他們在被“黨和國家”規定的生活之外，發展出另一種生活，並在那裡追尋所能想像的自由思想和思想的自由。然而當蘇聯轟然倒地，那時生活在蘇聯的年輕人們忽然發現廚房裡那些“自由”的思想不過是一些虛幻的殘片。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既不能告訴人們應該做什麼，也不能告訴人們未來是什麼樣子。自由是簡單的，但也是沉重的。人們在自由所帶來的生存壓力下拋棄了自由的思想，甚而否定了思想自由的意義。因為自由並沒有帶來可以果腹的麵包和可以棲身的居所。好像生活只是一團無意義的景象，充滿了難以理解的混亂。與斯維特蘭娜筆下的蘇聯人相似，當我們走出那使人丟棄靈魂的恐懼年代，也馬上進入了因歷史的急劇轉折使社會發生劇烈動盪的年代。儘管在我的青年時代，我們連狹小卻獨立的廚房也沒有，無法在廚房裡聚會聊天，也沒有廚房裡的電話機。但我們也在夥伴間悄悄的交換各種各樣的書。熬夜讀過那些從已經被封閉了數年的圖書館裡偷來的古典文學，繪畫，以及那些白色，黃色，藍色封皮的沒有出版社的書。《怎麼辦》，《震撼世界的十天》，《新階級》，《不是單靠麵包》，還有《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被混在一起，囫圇吞下。關閉門窗，小聲地偷聽古典音樂。交流那些來路不明，卻時常應驗的小道消息。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教育自己。那時的我們，既沒有可見的未來，也沒有可被稱之為“職業”的東西。那時我對未來的期許，只是一個卑微的生計。雖然看不到任何改變的可能，但我覺得只要能繼續讀書，讀到那些講述不同思想，不同生活的書，讓我看到不同世界的書，我就會很滿足。我知道到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是如此遙遠，如此隔絕。雖然無法知道那裡的人們如何生活，但我們已然意識到我們自己生活在一個謊言構築的世界。特別是那些自覺肩負拯救別人的重擔的人總是一本正經地重複着謊言。而我們對於每天生活中的謊言也習以為常，甚至都不再覺得其中的荒謬。而當我們剛剛走出謊言的年代，開始期盼生活中可能的改變，卻也發現自己是這樣的迷茫惶惑，因為我們不知面對的是怎樣的未來，也不知如何去選擇未來。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被長期禁閉在虛幻而單調的世界的人們，忽然面對色彩繽紛的真實世界的那一刻，必然陷入無從選擇的茫然。即使是那些最聰明的人，也不會例外。因為我們所經歷的是一種徹底得難以想象的隔絕。1972年二月，因為美國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新聞管制似乎略有鬆動。非公開出版的“參考消息”開始引用更多的西方通訊社的報道。那一天，我在“參考消息”上讀到一個通信社的評論，認為尼克松訪華的新聞比“人類第一次登上月球”的報道更具有爆炸性。我當時幾乎無法理解這句話，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難道人類已經登上月球了嗎？那又是何時發生的？第二個問題更令我難解和震驚，如果登月是全球轟動的新聞，為什麼我卻毫無所知？不記得問題隱藏在心裡多長時間，也不記得如何證實了事實，只記得當知道登月實際上發生在三年之前，心中那悲涼的感覺。美國人在近乎全球人注目下做成了儒勒.凡爾納筆下那非凡的故事，而我們竟然一無所知。不得不說，製造這樣的隔絕也是一種奇蹟。沒有徹底的隔絕，即使有強大暴力的支持，謊言也難以生存。在互聯網，自媒體，以及即將來到的AI時代的今天，這樣的故事已經無法置信。可它的確發生過。斯維特蘭娜講述了一個從出生起就隨着媽媽在與世隔絕的勞改營，孤兒院中長大的女建築師的故事。當她最終離開了勞改營，離開了那個無時不被監視，毫無隱私的地獄，她卻發現自己不會在正常社會中生活。因為她已經不會為自己在即使最微細的生活瑣事上做決定。回歸正常生活，對她而言，是一個漫長而飽受折磨的過程。這大概也是書中許多的“蘇維埃人”熱切地盼望走出那個難以為繼的謊言世界，卻又懷念舊時代的原因。即使他們知道舊時代的的種種黑暗，罪惡。“俄羅斯一邊在變化，一邊在痛恨自己的變化。”他們懷念的是舊時代的確定性。因為隨着新時代的到來，自由的可能帶來的似乎卻是更多的茫然與混沌。而這自由，也不知能拿來做什麼用。因而人們總是在問，“自由到底是什麼？”。

自由是什麼？自由就是選擇的權利。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權利。 包括但不僅僅是“選擇香腸”的權力。天才們可以盡情追逐奇思異想，嚮往偉大的人可以去追求偉大，而每一個普通的人，也都可以, 也有權力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每天的衣食住行，聆聽自己的音樂，閱讀和寫下自己的文字，到希望去的地方旅行。但對於“蘇維埃人”，他們按照“黨”的指示，在指定的格式里生活，聆聽指定的音樂，閱讀指定的文字，生活在指定的地方。如果有所不滿，還會被送到遙遠寒冷的“古拉格”。神話（包括階級，國家，領袖及理想的謊言）加暴力（藉以維持與外界的隔絕）就是使人們匍匐於“英明領袖”的腳下，按照他的意願，不惜代價地實現其“偉大理想（即一切人皆生活於計劃之下）”的不二法門。在這樣的生活模式下，“蘇維埃人”甚至已經忘記了自由的味道。這幾乎就是早在十六世紀年輕的法國人德·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中對佛朗索瓦一世專制統治的揭示。儘管現代的思想家們，奧維爾，哈耶克，雷蒙·阿隆，也早就對這種社會的發展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清晰的預言，可悲的是，少有人相信這些預言。更多的人寧願相信“宏大”的謊言，即使他們也知道“宏大”的代價是他們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宏大理想”比個人自由更有意義。到頭來“蘇維埃人”付出巨大代價去建設的“新社會”不過是人類歷史上黑暗時代的翻版。而且其殘酷的程度超過任何預言家的想象。如果在這個意義上，斯維特蘭娜把自己的書名之為“二手時間”，是對人們所承受的毫無意義的苦難，對隨意拋棄了的生命的深切悲嘆。而我們所生活過的“激情”年代，也只好稱為“三手時間”了吧。因此那不過是“二手時間”的加強版。這也解釋了我對斯維特蘭娜書中的故事似曾相識的感覺。網上有些“知名專家學者”把“二手時間”，讀成對“逝去的輝煌時代”的嘆息與輓歌。讓人不能不質疑這些學者的智商，也不能對他們一本正經傳播的學說感到憂慮。

在成書之時，斯維特拉娜對俄羅斯的未來表達了憂慮。她擔心身穿印有鐵錘鐮刀和列寧肖像T恤衫的年輕人可能願意回到以“偉大”取代自由的年代，再去生活在一個“二手時代”。因為“老式思想的再一次復活”，因為“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

對於那些不知用途的東西，看不到價值的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與人做交易。 只要能找到可以與之交易的人和交易的目標。 自由也是如此。 自由，那種與生俱來的，附着於每個人身上的自由，無形也無價。因為無形，自由會令人難以捉摸，望而生畏。 因為無價，自由也會讓人覺得沉重得難以背負。 自由也容易用來交易。從古到今，俱是如此。

以自由，或獲取自由的權利來交換生存的安全，以及經濟上的利益，在歷史上反覆發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環境，在不同的國家，每當遇到生存的危機，無論這危機來自饑荒，瘟疫，戰爭，人們為尋求生存之道而惶惑。總會有人提出答案。每個答案也必然包括隨之而來的代價。代價可能是經濟上的，也往往會包括對於個人自由和社會活動自由的限制。越是簡單快捷的答案，往往要求更大限度的對個人，以及社會的自由的限制，以期最大效率。在不同的文明中，對代價與效益的評估權重可能有巨大差別，人民對限制自由的耐受度也不同。而且，總是會有一部分人的自由比另一些人受到更多的限制。然而無論在哪一種文明中，如果制度性制衡力量缺失，隨着時間的延長，無論危機是否緩解，對於自由的限制也會逐步加強。因為對於限制自由的質疑必然出現。

人當然有權利要求和平，穩定，秩序，溫飽，甚而族群國家的尊嚴和自豪。在特定的歷史時刻，這些可能是迫切甚至是生死攸關的需求。但是，如果伴隨着滿足這些需求的代價是沒有界定的自由，其後果往往是不僅失去自由，也最終將失去以自由為代價換取的訴求。因為溫飽，安全，秩序與和平，都可以被掌握了人們自由的人或集團拿走。在這一點上， 斯維特拉娜的憂慮是有根據，也是有所指的。二十年前，俄羅斯人與普京達成的交易是他承諾把人民從車臣恐怖主義的惡夢中解救出來，保證他們會因免除惡性通脹並改善經濟運行而生活的更好。代價是對他完全的信任，放棄對他的批評和排除對他行動的阻礙。通過這筆交易， 他把政府應負起的責任當成換取無限權力的籌碼。 而交易的結果是自由這個像空氣一樣沒有重量卻又不可或缺的東西也成為代價的一部分。普京更進一步承諾其“強大的俄羅斯”，為此不惜發動了戰爭，肢解鄰國，攫取他國領土。又是一個“宏大”的“強國夢”。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普京“強國夢”的營銷似乎相當成功。然而，且不論俄羅斯是否能夠因此而“強大”，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即使鄰國乃至歐洲的人民都在俄羅斯強權面前瑟瑟發抖，俄羅斯人是否能在如此強權面前無須恐懼，並能保持自已靈魂的自由，還是又一次踏上通往黑暗世界的旋梯，進入又一個“二手時間”，甚或是“三手時間”的時代。現在的中國也有一個相似的“大國夢，強國夢”，也要求“高度的服從，絕對的忠誠”。無人確切知道這是個怎樣的夢。可是無論是什麼“夢”，在今天的社會裡，已不可能成為“革命的激情”，而是純粹的交易。對於黨政官員階層，成本不高，可期望的回報卻是權勢，財富。然而對於國家和社會，和在底層求生的人們來說，用個人自由來做交易，風險卻是難以預測。

在可見的將來，無論是即將到來的AI時代，甚至星際殖民的時代，只要人類社會生存，以“自由”為成本的交易多半也不會消失。因為社會的發展必然遇到不斷的挑戰，人們也總是尋求快捷有效且低成本的答案。也總會有人提出以或多或少，自己或他人的自由為代價的“答案。因為交易自由，特別是他人的自由的成本總是看起來微不足道。然而歷史上此種交易總是帶來悲慘的結局。為了避免最糟糕的結果，人們必須有審視交易的的意識。也需要具備審視的能力和手段。這樣的意識和能力都不是自然而來，只能是從歷史中學來的。雖然人們常說，人類從歷史中唯一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顯然，這是人性中的貪婪，懦弱，懶惰，殘忍所使然。然而，人類畢竟在數千年悲慘世界的暗黑歷史年代中建立了寄託了希望的文明。且不斷黑暗中摸索並建築通向更高級文明的道路。所謂更高級的文明就是能夠給予更多的人以更多，更有保障的自由去追求個體幸福和靈魂的國家結構，社會制度。也許，《二手時間》警醒我們的是， 背負着曾經被奴役，被改造的殘缺靈魂的人們在建造通往自由的道路時可能遭遇更多的障礙和艱辛，而那些人們有更大的可能一遍遍重複地生活在形形色色的“二手時間”中，只要他們繼續相信，他們的幸福需要一個不受監督約束的英明領袖；只要他們繼續相信，幸福寄存於領袖提出的宏偉“理想，激情”，和“夢”； 並且繼續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個人自由及獨立的靈魂在領袖，國家的宏偉目標之前都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