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韓國的作家韓江（英文名：Han Kang, 生於1970年）。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二位諾貝爾獎得主，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僅如此，她還是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作家。

《素食者》（The Vegetarian) 2007年出版於韓國，2015年在英國出版了英譯本，2016年獲得曼布克國際書獎。

素食本來只是個人的選擇。小時候，只聽說和尚有戒律必須素食，還有信佛教的老人有多年茹素的。然而，時代的演進使得二十一世紀，素食竟然成了一種“主義”、乃至時尚。這大約不是釋伽牟尼可以預見的吧。

很多年前讀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記得裡面有一個人物讀很多書但有一個習慣：只讀死了三十年以上的作家的作品。我雖然沒有這一教條，但是對於出名的作家總是先讀作品再說。

《素食者》有三部分，分別是從三個不同的人物的視角出發的有關聯卻又不相同的三段故事。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都和一個名叫金英惠的女性素食者有關係。第一段故事的敘述者是她的老公，第二段的敘述者是她的姐夫，第三段的敘述者是她的姐姐。三段故事的順序基本按時間順序，講述了金英惠在突然決定素食之後與家人親友之間發生的種種故事。

聽上去挺平常的，不是嗎？

讀書多的人會知道：文學作品是語言的藝術。換句話說：情節的曲折離奇不是小說的首要追求，語言的藝術才是。

什麼是語言的藝術？我們不是文學家，且不必深究。從讀者的角度看，我以為：好的語言就是讀來節奏感強、很順暢，讓你感覺其語言在吸引你。沒有多餘的文字，沒有冗長的段落。

從《素食者》的英譯本來看，韓江的文字乾淨、簡潔。語言的流動如流水，毫無滯礙。加上其情節出乎意料之外卻有在情理之中，有張有弛、引人入勝。無怪乎會贏得曼布克國際書獎。

除了語言好之外，作為文藝創作的小說與作為通俗暢銷書的小說的另一個大區別是：情節無法預測。通俗小說、暢銷小說的一個問題是：情節有套路（或固定模式）。當你熟悉了某個作家之後，很多時候你讀了該作家一作品的開頭，就可以預測情節的走向甚至結尾。

這是我不愛讀通俗小說的原因之一。當然通俗小說的文字本身往往“語言乏味、像個癟三“，則是讓我提不起興致的更重要的原因。

那麼，回到《素食者》，韓江寫這樣一部小說，為了什麼？

文學創作很難說清為什麼的問題。創作者的標誌是不斷地寫。一些靈感是從他人那裡來的，一些是自己經歷過、思考過的。選擇題材當然很重要，然而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一樣重要的是如何寫。如何寫是作者耗費主要時間與精力之處。

閱讀文學作品就是欣賞作者勞作的產品。從構思、情節、節奏、語言，等等方面，好的文學作品往往讓你感覺：與眾不同的好。

《素食者》是與眾不同的。其採用不同人的視角敘述這一點不新鮮，然而從不同人的角度敘述金英惠的素食決定及其後果，從而基本按時間先後順序連綴成一個關於金英惠的完整故事這一點做得很好，我所讀有限，不知道這一點是否在別的作家筆下實現過。

韓江的語言，從英譯本看非常成熟、老練，顯然是多年錘鍊的結果。

閱讀《素食者》，我們看到：一個有精神創傷的女子在生活的壓力之下突然崩潰，用成為素食者的決定與行動與其原有的生活、社會決裂。她的舉動引發了她的親友及社交圈的激烈反彈；她面臨更多更大的社會壓力。在壓力之下，她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韓江流暢的敘事、巧妙的情節設計、多重敘述視角的靈活運用，特別是其語言如水銀瀉地無懈可擊。原創的情節、流暢的敘事、乾淨的語言，《素食者》讓我驚喜。

精神創傷的母題在《素食者》中是一條暗線，明線是金英惠的素食主義及其一系列反彈。

事實上，韓國1980年的光州事件在《素食者》第二部分僅僅提到一句，卻是對作家韓江影響巨大的一個歷史事件，也是韓國民眾無法逃避的歷史創傷事件。更不必說，韓國民眾被日本侵略與殖民的歷史創傷了。

開始讀了一點她的另一部小說Human Acts （《人類的行動》，華語譯為《少年來了》），直接進入創傷的記憶。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英文網頁上，提到了韓江的三部小說：The Vegetarian, Human Acts, We Do not Part。相應的中文版已經出了，譯名是：《素食者》、《少年來了》、《永不分別》。

韓江獲獎的理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因為她以情感濃烈的、詩意的散文直面歷史的創傷、揭示生命的脆弱。）

《素食者》關注的是一兩個女人的命運。這一兩個女人，金氏姐妹，小說中書寫了她們的幼年的創傷，被父母肢體暴力，可算是個體的精神創傷。然而，他們的父親是韓戰老兵，算是親身經歷了”歷史的創傷“的人。也許可以認為：金氏姐妹是“歷史的創傷”的間接受害者。

《永不分別》據說是以韓戰中發生的對平民的屠殺事件為原型來寫作的。

而《少年來了》是以韓國的六四屠殺——光州事件為原型來寫作的。

1989年在中國發生了民主運動及中國政府的血腥鎮壓——”六四屠殺“。而1980年在韓國的光州也發生了始於學生運動的民主運動，韓國政府也進行了血腥鎮壓。

正如六四屠殺是中國民眾歷史的創傷一樣，光州事件也是韓國民眾歷史的創傷。

然而，韓國有韓江能夠直面歷史的創傷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的作家迄今沒有像樣的反映六四屠殺的文學作品。

我以為：沒有創作自由的中國，其文學的水平好不到哪兒去。

你會說，莫言不是獲獎了麼？是。看看他的獲獎理由：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他以幻覺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看來是強調了他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把中國民間故事、歷史與現實雜糅得好。

如果我們看看莫言的作品，也有寫歷史創傷的，比如，《紅高粱》寫抗日戰爭的創傷，《蛙》寫中共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創傷。然而，未寫文革！未寫六四！他在躲避什麼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眾所周知。莫言和中國所有體制內的作家一樣，他們的寫作都是“帶着鐐銬跳舞”。中國作家不可以自由選擇寫作的題材或手法，而是由中共的宣傳部決定他們可以寫不可以寫什麼題材。否則即便他們寫了，中共控制的文學刊物也可以決定什麼可以發表什麼不可以發表。最後，中共控制的出版社還可以封鎖作家想要私人出版書籍的可能性。因此，要自由出版，只有到出了國才行。然而體制內的作家不敢到海外出書，怕觸怒中共。

寫創傷，中國人幹過的。七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不就是嗎？然而，傷痕文學是在不自由的中國出現的，其對文革創傷的表現所達到的深度與高度顯然是不足的。原因很簡單：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不容許任何文學作品對歷史創傷（特別是中共造成的歷史創傷）進行真正的、深入的反思。

同樣是“傷痕文學”，自由的韓國作家韓江在《少年來了》中對光州事件的敘述、表達與反思卻達到了中國作家無法企及的高度與深度。

考慮到中國的現狀，我必須承認：韓江對歷史創傷的寫作，其高度與深度不是中國任何一個作家可以企及的。而這一狀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改變。

什麼時候，中國才會有自己的韓江，才會有有深度有高度的“傷痕文學”代表作？或許要到中共倒台之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