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前潑水”與 “鍘美案”是兩個傳統劇目。前者又稱“買臣休妻”，後者又稱“不認前妻”。

“馬前潑水”是歷史劇，劇中主角朱買臣確有其人，《史記》與《漢書》皆有傳記。據史冊記載：朱買臣是漢武帝時會稽郡人，砍柴為生，窮困潦倒。其妻奈不住貧賤，將買臣休了再嫁。豈知不久買臣時來運轉，見賞於漢武帝，衣錦還鄉，出任稽太守。其前妻見之，羞愧自殺。據戲劇的演繹：買臣還鄉時與前妻相遇於途，後者遮攔馬首，希冀重溫舊好。買臣令人持盆潑水於馬前，說：倘能將潑在地上的水回收盆中，則可。 成語“復水難收”，說的也正是這個意思。不過，究竟是先有這成語，而後有人據之演繹為戲？還是先有傳說，後有成語，最後才有這戲？難說。姑置之，以待高明。“馬前潑水”這戲因思想不合時宜，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即遭冷藏，致使朱買臣這人物，如今也鮮為人知。

“鍘美案”講的是窮書生陳世美考中狀元，隱瞞已婚的事實，招親皇室，貴為駙馬。其妻秦香蓮攜帶二子進京尋訪，陳不僅不認妻子，而且買兇殺妻與子不遂。秦香蓮投訴包公，包公不屈於皇權，將陳鍘死。“鍘美案”雖以宋代歷史人物包拯為主角之一，卻談不上是歷史劇，因陳世美，秦香蓮其人其事皆屬子虛烏有。“鍘美案”文革前頗受當局顧眷，演出頻繁。如今傳統戲劇雖然一概式微，而陳世美與秦香蓮卻有幸進入各種新編通俗小說以及電視連續劇，因而至今仍不失為文化名人。

什麼叫“社會穩定”？所謂“社會穩定”，指“能人”能夠安於社會的現有秩序。“能人”不等同“精英”，“精英”指業已進入社會上層的“能人”。為什麼強調“能人”？因為精英與無能的人都與社會穩定與否無關。前者是既得利益者，自然維護社會現有秩序，唯恐有變。後者一向安於社會的現有秩序，即使心有不甘，充其量不過無病呻吟，或者跟着起鬨而已，絕不會奮不顧身，帶頭造反。

怎麼才能令“能人”安分？古今中外，不過二途。或者壓制，使之屈服；或者給予機會，令之成為社會精英。不言而喻，前者是下策，後者才是能夠長久維持社會穩定的良策。舉例而言，歐洲封建社會一味高壓，結果好景不長，終於導致資產階級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如今也被中共官方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其實不過是欺人之談，純粹出於迎合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需要。辛亥革命的口號分明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民族主義。“平均地權”，出自傳統儒道“不患貧而患不均”。二者與資產階級皆無瓜葛。“建立民國”，指推翻“帝制”，“帝制”不等同“封建”。中國封建貴族社會早在兩千多年以前，隨着非封建，反封建的秦王朝的建立而滅亡。把自秦迄請的“帝制”說成“封建制”，也是出於迎合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需要。

中國為什麼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因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是一個給予能人以機會的社會，因而並不存在一個受壓抑，不造反遂不得翻身的資產階級，或者任何一個別的階級。

自秦迄隋，給予能人以機會的途徑可以概括為“推薦與選拔”。自隋迄清，給予能人以機會的途徑是科舉考試。

什麼是“推薦與選拔”？大致說來如此：每年縣或鄉里推選“賢良文學”數人，隨“上計吏”至京城接受朝廷的選拔。“賢良”，指德行優秀。“文學”，不是今日之“文學”，指“學問”，“知識”。（這網上有人嘲笑雨菲菲為“弱智”，或以“神”與“相對論”等等作為衡量知識的準則。這些人也許在心中竊笑：什麼狗屁知識！一錢不值！不過，這些人怎麼看，並不相干。咱這兒不是在探討科技或宗教，是在探討社會穩定。只要這些“學問”或“知識”在當時的能人眼中是“學問”，是“知識”，那這些“學問”或“知識”就是如假包換的真知灼見。）所謂“賢良文學”，就是“品學兼優的人”。上計吏可以是一縣之長，更多時由縣長或縣令指派縣吏充當。上計吏的主要任務是向朝廷申報地方經濟（比如賦稅，戶口，錢糧），行政與司法（比如重大案件，死刑人數）數據。攜帶“賢良文學”進京，是上計吏的一項附帶任務。隨上計吏進京的“賢良文學”，也被稱之為“計偕”。用今日的白話來說，就是“同上計吏一起上路的人”的意思。為什麼“賢良文學”要與“上計吏”同行？因為推薦與“賢良文學”本是為窮光旦而設的，富貴子弟另有出路。既然是窮光旦，如何負擔得起進京的盤纏？作為“上計吏”的隨從，可以一路白吃，白喝，白坐公車。如此這般，進京方能成為現實，而不會止於黃粱一夢。“賢良文學”進京之後，可以直接上書天子，也可能被選入太學等待機會。什麼是太學？如今沒有一個合適的比擬，中央高級黨校勉強差近。當然，並非每一個“計偕”都能飛黃騰達，成為社會“精英”。不過，既有這麼一條通天之路，“能人”也就大都被收拾得服首貼耳。

“馬前潑水”的主角朱買臣，大致說來，就是隨上計吏進京的“計偕”。說“大致”，因為根據《漢書》的記載，朱買臣是充當上計吏的“卒”進京的。這兒所謂的“卒”，當指打雜的勤務一類。不過，倘若因此而徹底把朱買臣從“計偕”中除名，則未見其可。因為《漢書》也明確記載他在進京之後即“詣闕上書，待召公車”。所謂“詣闕上書”，就是去朝廷上書天子。所謂“待召公車”，就是在專為接待“賢良文學”而設的公車府等待天子的召見。由此可見，朱買臣絕對不是以一般雜役的身份隨上計吏進京的。史稱之為“卒”，而不稱之為“計偕”，也許是“計偕”有名額限制，而朱買臣不巧未入正選。正式以“賢良文學”的身份隨會稽郡上計吏進京的，有朱買臣的窮哥麼兒嚴助。朱買臣後來的騰達，也正得力於嚴助的推薦。不過，嚴助雖然也窮，卻沒有被妻休過，所以，他的發跡，同下文要說的論點無關。否則，咱就可以舍朱買臣而取嚴助了。

“推薦與選拔”，聽起來很理想，實施起來卻難以公允。對於這一點，大凡經歷過文革中的“推薦與選拔”者，想必都深有體會。有鑑於“推薦與選拔”的弊病，從隋代開始，科舉考試取代“推薦與選拔”，成為窮苦能人翻身的途徑。什麼是科舉？知道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咱就不在這兒饒舌了。

奈不住貧賤，雖然不能算“美德”，卻也談不上“缺德”。不信？不妨捫心自問：奈得住麼？其實，不用捫心，答案已經顯然。奈得住，還會背景離鄉往海外跑？因發跡而休妻或者休夫，就個人道德而言，應當是下“奈不住貧賤”一等。不過，至少合法，甚至可以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也無可厚非。至於像陳世美那樣，企圖殺妻子以滅口，那就真是禽獸不如了。

不過，咱這兒要說的不是個人道德，是社會穩定。在階級專政的社會中，富貴者長富貴，貧賤者長貧賤，絕對不會出現因社會地位的變更而出現的婚變。社會的穩定固然並不需要“休妻”或者“休夫”，更不需要“殺妻”或者“殺夫”，然而，“馬前潑水”與“鍘美案”這類“婚變”，正是給予能人以機會從而實現社會長久穩定的見證。由此觀之，“馬前潑水”與“鍘美案”固然是家庭悲劇，卻是社會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