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缺乏誠信是毋庸諱言的，不必歸咎於市場經濟。但中國人缺乏誠信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是中國人缺乏是非觀的表象。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將中國人的國民性總結為“愚弱”，即愚蠢與懦弱，愚蠢是因為沒有是非標準，懦弱則是因為不敢為是非而抗爭。

孫隆基將中國文化分為政治的表層結構與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係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孫隆基認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孫隆基指出，中國歷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大一統社會造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果，這種結果反過來又導致了個人對政府（應為“皇權”，學淵評）的依賴，結果便是獨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標準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的那樣，“以官的標準為標準”。缺乏是非標準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部分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近兩年來出現在安徽的偷盜村、雲南的拐賣兒童村、福建的詐騙村，便是徹底喪失是非標準和榮恥底線的惡果。

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超越意識”，尤以儒家為最，孔子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徹底的“現實主義”是導致中國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層原因。而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的強政府更與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可以說，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缺乏是非從而缺乏誠信的深層原因.

在孫隆基看來，“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的原因是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在傳統時代，一般讓孩子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受這種教育長大的人，當眾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對身體的動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將‘糞便’任意地倒入客觀世界的傾向還包括：在公共場所，動輒毫無節制地將怒氣和敵意發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侮辱別人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