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裡，榮國府的二老爺賈政，老實辦差，勤奮做官，被安排了一個江西糧道的“肥差”。賈政家裡有錢、又有世襲的勛職，立志當一個大清官，不但不搜刮民財，還從家裡拿錢倒貼。可是，這個一心當清官、好官的賈政，有背景、有文化、有資歷的大領導，卻栽在了一幫小吏手裡。

不是賈政無能，而是小吏太難對付。

“賈政難題”的起源

要解決“賈政難題”，必須先弄清楚：到底什麼是官，什麼是吏。

官吏二字，往往混用，其實不同。通俗地講，官，是管人的人，管比他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官不直接管事，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衙門裡、機關里、企業里的中間階層，他們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客戶、消費者平時見不着官，與他們打交道的往往是吏。現官不如現管，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漢朝的時候，官和吏沒有明顯區別。當時每個部門的老大是官，其他的全是吏。漢朝的大官，常常由吏而來。甚至宰相從吏員升上去，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到了唐朝，吏和官，已經有了清濁、高下的區分了。

造成重官輕吏的罪魁禍首，是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馬上得天下，以為騎兵就是一切，不學中國字，根本無法治國。而漢族的讀書人，又被堵住了科舉做官的路，正好適合蒙古人的需要，進政府當書記、文案，也就是吏。吏成了一條無可奈何的出路。從此官吏分流，遺禍千年。

到了明成祖朱棣時，又定了一條更壞的政策：吏不能當御史、不能考進士。這樣一來，吏在官場上再也沒有前途。結果，優秀的讀書人都不去做吏，只有落第秀才們去充當。朝廷里充斥着讀四書的書呆子，紹興師爺則把握朝廷六部、地方州縣的行政。明代有人去紹興當官，朋友鼓勵他說，天下治亂在於六部，六部的吏完全是紹興人，所以，治好紹興就治好了天下，可見當時吏的權力之大。到了清朝年間，吏的權力更大了。天下不管什麼事情，到了吏的手裡，銓選（考察提拔幹部）可疾可遲，處分可輕可重，財賦可侵可化，典禮可舉可廢，人命可出可入，訟獄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減。他們既被人看不起，又沒有官場的前途，也沒有正式的俸祿，索性自認流品卑污，自暴自棄，撈錢使壞。

明清的官員，別看是才子名臣，甚至像張居正、曾國藩、張之洞，其實都是管人的官，不是管事的官，基本沒有地方基層的行政經驗。所有的事務，都把持在吏的手裡。一般人十年寒窗，進翰林院，天天讀聖賢書，到了三十來歲出來做官，對於實際的事務，幾乎一無所知，只能任由吏們擺布。書辦的官稱為“書吏”，大小衙門基層的公務，只有書辦才熟悉，這一點就是他們的“本錢”，其中的真實情況，以及關鍵、訣竅，為不傳之秘，所以書辦雖無“世襲”的明文，但無形中父子相傳，有世襲的慣例。戶房書辦簡你“戶書”，他之所以闊氣，是因為額徵錢糧地丁，戶部只問總數，不問細節，當地誰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則如何？只有“戶書”才一清二楚。他們所憑藉的就是祖傳的一本秘冊，稱為“魚鱗冊”，沒有這本冊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錢糧。有了這本冊子，不但公事可以順利，戶書本人也可以大發其財。

中國企業現在又在走這條死路，走向“賈政難題”。企業里也開始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務、管事的吏不顧大局。不解決吏這個“賈政難題”，其他的戰略、戰術、思想、理念、機制都是白費，就像張居正說的“浪費紙張和口水”。

治官容易治吏難

賈政自幼飽讀詩書，也有多年的京城部委工作經驗，家世更是顯赫，四大家族同氣連枝。然而，到了地方上當官，由於不懂“吏”情，結果被“吏”們收拾得服服帖帖，吃了大虧。

賈政是有心做個清官的，一是家裡有錢，鐘鳴鼎食，從來不用為錢操心；二是有這個可以世代傳下去的爵位，不想為了眼前小利壞了大局，另外，賈政的個人修養，也是榮寧二府中最高的。可是，他想做清官，底下的吏們不干，他們聯合起來收拾這位清官老爺，搞得這位賈大老爺事事不爽，樣樣不利。賈政想出趟門，沒人打鼓、沒人抬轎、沒人吹吹打打，寸步難行。賈政沒辦法，只好向這幫吏的頭子李十兒打聽，李十兒告訴他：“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那個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說來說去，賈政要想把這個官當得舒服，只能默許這幫吏貪污受賄。賈政只能撂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這些吏逼迫賈政默許之後，開始無法無天，終於弄到不可收拾的爛局。

李十兒這些惡吏，無非只是想撈點錢。《水滸傳》中的宋江，就不是要錢這麼簡單。他區區一個鄆城小吏，不但家財萬貫，出手豪闊，還名滿天下，居然有覬覦天下之心。宋江只是區區一個鄆城小吏，縣政府的小科長，家裡雖然有點田地，但與柴進比，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然而，正是這位宋江，將“及時雨”的品牌發揮到了極致。作為天潢貴胄的柴進，能量居然不如一個縣城小吏，這就是“賈政難題”造成的後果。

俗世間的惡吏們愛財，佛祖手下的尊者也難以免俗。《西遊記》第98回記載，唐僧師徒四人走了14年，終於到了西天，見了佛祖後，去阿儺、伽葉兩位尊者那裡領經書，結果如來同意他們領經書的批示也不管用，二位尊者問唐僧索要見面禮。唐僧他們不識趣，不信邪，結果只能領到無字的白本。直到他把紫金盂獻上，才算取經成功。

對於晚清的“老大”慈禧來說，李鴻章、恭親王、慶親王、翁同龢、左宗棠這些人，就是她的“吏”。北洋海軍被看作李鴻章的私人勢力範圍，他的政敵為了防止其勢力膨脹，阻撓北洋海軍購買新的槍炮艦艇，把很多錢用在修頤和園上面，導致在軍備上落後於日本海軍，而在明知北洋海軍外強中乾的情況下，逼其倉促出戰，間接造成了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可是，李鴻章的政敵們，也有他們的充分“正義”道理。當時光緒想要親政，他的擁護者們為了讓慈禧體面舒服地退居二線，修座園子給她安享晚年，也是無奈之舉。讓慈禧身邊的寵臣們大發一筆“修園財”，以便交換到實際的政權，進行光緒的改革，似乎也理直氣壯。然而，最終的結果是，這兩派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都在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卻導致了非常糟糕的結果。

吏，可以將善政變成惡政。北宋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在寧波推行試點時，大獲成功。為什麼同樣的政策，推廣到全國就失敗了？歷史學家眾說紛紜，但“賈政難題”是其主因。當時寧波的範圍畢竟小，王安石天縱英才，親力親為，把吏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然而，全國變法開始後，王安石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暇顧及，只能由吏去推行全國。一支由宋江、李十兒、阿儺伽葉們組成的吏員隊伍，可以把任何善政變成惡政。

解決“賈政難題”的五大藥方

吏手中真正的權力來自於兩個地方。一是信息，比如當年“戶書”半世襲地掌握的“當地誰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這些信息，沒有這些信息，地方官和朝廷部委寸步難行；第二是處理信息的經驗，就是作為“不傳之秘”的公務訣竅、關鍵、要害。

在現在的企業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關鍵員工的管理”，其實也是這個吏帶來的“賈政難題”。關鍵員工帶來的難題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競爭對手之後的競爭、掌握核心技術的員工跟老闆要挾、有能力的幹部帶親信集體反水、創業元勛功高蓋主、有野心的高管鳩占鵲巢反客為主。針對這些問題，其實藥方不少，到書店一看，管理諮詢的老師們會告訴你很多理論，比如學劉備摔孩子“情感留人”、針對績效發獎金、按年資加薪、升職、期權、精神激勵、把這個人興趣愛好成為共同的東西、企業文化、保密協議，可是，這些藥方基本上沒有多大用處，治標不治本，最多頂個兩三年的藥效，到時候企業的費用成本上去了，病症又恢復了，甚至還更嚴重。

第一藥方：省吏主義，化吏為民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問題出在吏上，索性將其省去，這是遇到“賈政難題”時的直覺本能反應，也是第一藥方。

唐朝晚期的“牛李黨爭”中，“李黨”首領李德裕力圖整頓朝政，有句話叫“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這是一劑猛藥，一般人不敢輕用，李德裕以一人之力，挑戰整個官吏系統，最終仍難以力挽狂瀾。

在企業管理史上，最激進的“省吏主義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創造的流水線，絕不僅僅是採用通用零件、標準化裝配而已。流水線和標準件更大的意義在於，它們把企業中的一個龐大階層——吏——變得無足輕重了。一切都是標準的，吏的自由裁量權被壓到最小程度，討價還價、上下其手的機會大大減少，吏的活動空間一小，內部的交易費用自然大減，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謂扁平化問題，其實也是省吏主義，化吏為民的一種體現。

福特在他的自傳中，津津樂道於對付企業里的吏。“在僱傭人們工作的過程中，最令人頭痛的是，繁雜的組織及由此滋長的拖沓低效的辦事程序。那種號稱“組織天才”的人，才是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的工廠和企業均無組織，也沒給任何職務附加特殊的職責，沒有權力的繼承和特權階層，沒有官銜和會議。我們只有精幹的辦事人員，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繁文縟節。由於沒有頭銜及權力限制，任何一名員工可以找任何一個人。”

福特把企業的中間階層視為天敵，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標準化的流水線，就是他的親信班奈特領導的隊伍——由退伍軍人、出獄囚犯、打手們組成。他們的談判工具就是拳頭、棍棒和高壓水龍頭。當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他們願意忍受這一切。

可是，“賈政難題”並沒有被消除，只是被延遲。由於對吏階層的過度擠壓，福特從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當道、吏員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進“藍血十傑”，改弦更張。沒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樂窩，重新遭遇“賈政難題”，讓後來的艾科卡等創新者受困不已。

當年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彈傑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義，大量消滅企業中的冗吏。可惜，大部分企業都只會用原子彈，不會用中子彈。一旦推行省吏主義，往往連吏帶企業一起炸垮了，省吏主義應該慎行。

第二藥方：重吏主義，化吏為官

如果吏實在難以省掉，不如試着使他們變成官，讓他們擺脫使壞的動機。吏為什麼總是使壞？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官”，不是政權、企業的所有者。顧炎武也說過，“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既然官看不起他們，他們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為官，讓他們進入政權的統治階層，變成企業的所有者，分享企業大局所能帶來的好處，這就是現代企業激勵機制的本質。互聯網公司的員工最充分地分享了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員工，GOOGLE股票上市以後，公司周圍的豪宅價格大漲。為什麼互聯網公司喜歡用這招？因為互聯網創業時的“本錢”太少，未來太不確定，對人才又太依賴。

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在過年幾百年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都實行合夥制。為什麼？投資銀行業拼的就是人的關係、能力、信譽。再比如管理諮詢業，麥肯錫的馬文·鮑爾當年強行將自己的持股稀釋，擴大麥肯錫的合伙人的“沾光”範圍，這是麥肯錫後來輝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創業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訓，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鄧九強、侯江斌、孫玉斌、邱連軍、楊文俊、孫先紅、盧俊、龐開泰、謝秋旭，他們都有股份。他們之所以肯放棄當時伊利的“高官厚祿”，來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關係、感情和“企業政治”這些軟因素，股權的“硬因素”功不可沒。

不過，激勵機制有個悖論。它的覆蓋範圍越廣，攤到每個人頭上的份額越少，激勵的效果就越弱。激勵機制的極致，就是當年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結果成了“大鍋飯、大家拿”。

賈政當年就曾經為這個問題苦惱，榮國府、寧國府中的吏，全都沾着兩府的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們的待遇其實並不低。可是，這個看起來不錯的激勵機制，無法解決“賈政難題”。連王熙鳳、賈赦、賈璉、賈珍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着從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說賴大、司棋、柳家嫂子這些吏了。

第三藥方：吏吏相剋

省吏主義的化吏為民，重吏主義的化吏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給吏換件外套，無法改變它的內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許是個辦法。

通用汽車的斯隆，面對“賈政難題”，祭出了“委員會”這把尚方寶劍。他的辦法是，在部門上面設置委員會，在委員會上再設置委員會……可是，今天委員會這個詞，已經快成為官僚主義的代名詞，於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組），其實，不管戈恩承認與否，CFT和斯隆的委員會是一回事，都是為了解決“賈政難題”，逼着吏把信息、資源拿出來共享的權宜之計。

近幾年最耀眼的企業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拯救日產起死回生而揚名。他的拿手好戲就是CFT。所謂CFT（Cross Function Team），就是跨功能小組。戈恩回憶說：“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頭腦中醞釀了很久，我曾和無數人反覆討論、協商過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實際操作性。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漸漸明白，單憑部門內部有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部門與部門之間，職務與職務之間隱藏着一種未知的力量，它總是會使問題擱淺或隱藏起來。”

戈恩所說的“未知的力量”，其實是吏的利益、心態，就是“賈政難題”。不過，戈恩創建的CFT，從長期來看並不樂觀。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機構，也需要由無數的吏來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熱情、能力之下，它的許多問題被掩蓋、延遲了。但戈恩式的強人並不多見，可遇不可求，因此，CFT遲早也會淪為企業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時候沒準又要設置CFT的CFT。

第四藥方：電腦代替人腦，化吏於無形

吏之所以麻煩，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太複雜。有沒有一個辦法，讓他們變得頭腦簡單？很多企業進行思想教育，搞企業文化，狠斗私字一閃念，但是往往口水標語費了不少，見效不彰。只有一個技術手段，就是用電腦代替人腦。

原來是用人腦，現在改成用電腦，是一種大大的倒退，電腦處理信息的能力，比人腦差得很遠。那為什麼大家還要花那麼多的錢、費那麼大的力，實施ERP、CRM這些管理軟件？原因很簡單，電腦軟件雖然性能不如人腦，但是，電腦不會因為占有了信息而變成可惡的吏，軟件沒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不知道脅事權以自重。棄人腦而轉電腦，是一種“必要的代價”，是一種“為了進步的倒退”。

電腦的應用，實際上是把個人頭腦中的經驗、智慧、信息，變成“企業頭腦（電腦）”中的公共經驗、智慧、信息。比如戴爾，它的整個業務鏈很少受到吏的“人腦”干擾，阿梅里奧跑到聯想當CEO了，它沒有什麼大的震動。哪怕走一個比阿梅里奧更大的官，也不會傷筋動骨。

然而，“賈政問題”並沒有因此根治。原因有兩個：一是電腦處理信息的能力畢竟有限，企業經營、經濟管理是混沌現象，一隻蝴蝶扇動翅膀，會引起席捲大地的風暴，一個士兵感冒，會輸掉一場戰爭毀掉一個帝國。現在最強大的電腦，也無法應付這種混沌。

正是由於這種混沌，使得這場針對“賈政難題”的革命很不徹底，留下了太多的後門。依然是電腦由吏操縱、程序由吏設計、信息由吏輸入、處理方式由吏選擇，吏的地位並沒有真正下降，甚至在某些企業還得到了加強。縱使賈政今日復生，面對用上電腦的李十兒們，估計還是無可奈何。

應急之方：先做吏，再當官

以上四條，都是從制度上想辦法，重新蓋房子，傷筋動骨。對於眼前的培養高級幹部、培養年輕接班人來說，還有一個應急的法子，先做吏，再當官。要想當官，就得比吏還懂得吏。這個方面，可以參考一下古代的官制。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官制，是漢朝。我們不妨來看看漢朝的官，是如何產生的，為何漢朝的官比較能夠“治吏”。

漢朝的國立大學叫“太學”，進了太學的，都是未來大漢集團公司的幹部。這個幹部儲備學校，學生畢業時分成兩等，甲等為郎，畢業後先在皇帝跟前當侍衛，等外面的官位有空缺時再派出去，按現在的說法，“留京”、進大單位；乙等的學生是吏，大學畢業後，分配回家鄉去做吏，等到在地方上表現好了，仍然有機會被推薦到中央，成為郎，再擇機派出去當官。這個人先讀太學、後來做吏，再到中央做郎，經過一番培訓考察再派出去當官，這時候已經地方、中央的行政經驗都極為豐富，一般的吏根本糊弄不了他了。漢朝的時候，有很多有名的吏，很多大官甚至宰相，都從吏升上去。這樣的官，自然製得住手下的吏。

清朝的皇帝，公正地講，綜合素質比明朝高出太多。原因之一，是這些皇帝在年輕時，就被派出去“辦差”，到地方上去辦事，這比明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朱家子孫強多了。

每一個官，在做官之前，都必須做吏。在幾何學上，兩點之間，直線最近；但在管理學上，兩點之間，往往直線最遠。在企業里，想當官，必先做吏；想做好官，必須先做好吏。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的民營企業家們，自己年輕時多半有極為豐富的磨難和歷練，所以對付這些吏能夠得心應手。可是，他們如果想培養自己的兒子做第二代，接過自己的班，必須讓接班人做吏，而且最好是在別人的企業做吏，否則接班之旅多半失敗，清朝的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派到地方上“辦差”，也是這個道理。民營企業“第二代”想解答“賈政難題”，首先就得先放下賈政的架子，去體驗“李十兒”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