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紀念會，70年來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在中國，魯迅至今是個大話題。

概括說來，從魯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魯迅話題”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話題”。此後，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範疇，挪進學術領域。近20多年，魯迅話題由“在朝”轉向“在野”，隨即在學界與民間展開“魯迅爭議”，王朔，是這場爭議的發難者。

到了新世紀，“魯迅爭議”衍生了“還原魯迅”的願望。就我所知，不論是魯迅的“捍衛派”還是“質疑者”，近10餘年出版的魯迅專着大幅度超越舊有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舊史料出現新的解讀，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聲音來自魯迅後代：先有2002年周海嬰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後有2006年海嬰先生大公子周令飛在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這位魯迅的長孫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這一問，宣告70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歷史遠遠近近的大人物許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50年“政治話題”到近20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魯迅生前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着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的壽命是50多年，他死後被政治化也有50多年；魯迅着作是一份遺產，被極端政治化的魯迅是另一份遺產。魯迅的幽靈、魯迅的讀者，70年來始終在兩個魯迅、兩份遺產之間遊蕩。

這是魯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們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尼采……都是巨大的歷史公案、文化公案，他們在身後被不斷解讀、塑造、發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國族和時代，但不屬於政權；他們對文化與政治發生深遠影響，但從未被現實政治吞沒；他們的主張階段性過時了，因為後人接續了他們的文脈；他們歷久常新，因為他們早經熔鑄為文化之鏈與歷史坐標。

而魯迅的命運，正好相反。他死後50年，曾有無數革命者或權勢者的鮮花奉獻到他的墓前，近20年，魯迅才算清靜了，不再被亂用，也不再被供奉。從炙手可熱到曖昧的冷漠，都是反常，都歸因於歷史的凍結。

90多年前，魯迅誓言“放孩子們到光明里去”。今天，渾身光明的孩子們應該放魯迅回家。魯迅的大願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三

魯迅身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作俱在，要爭議就爭議，無所謂還原不還原；如果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還原魯迅？怎樣還原？有沒有可能還原？

我想來想去，答案是：一、問題出在我們；二、魯迅很難還原；三、要還原魯迅，還原無數歷史人物，有待於“我們”發生根本的變化；四、這種變化不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過程會很長──可能需要另一個70年──但眼下這變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以下試着扼要談論魯迅為什麼難以還原，為什麼這“難以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台就魯迅逝世70周年採訪我，給我一組關於魯迅的質疑。有的早就聽過，有的聞所未聞。記憶所及，僅舉如下數端：

1．魯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嗎？2.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人們在“文革”中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3.魯迅的名句：“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惡？

在半小時訪答中，我無能展開談論，現在順着問題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見，問題在我們，在那份魯迅政治的遺產。

其一，魯迅可以商榷嗎？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極權文化才會提出的問題──所有人物與思想都可以“商榷”，理應“商榷”，但我不用“商榷”這個詞，那是中國式偽爭論的代用詞，吞吞吐吐，躲躲閃閃。

其二，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文革”期間人們互相攻訐鬥爭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麼？有趣的倒是看看別的國家、別的時代，文學家思想家怎樣罵人。太遠的例子不去說，僅看比魯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問福樓拜最近在幹什麼，他說，我在繼續詛咒我的同胞，向他們頭上倒糞便；托爾斯泰一輩子罵人，誰都罵，罵皇帝和教主，罵莎士比亞和尼采，罵前輩赫爾岑，罵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也罵他自己；尼采的咒罵則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穌，而基督教是兩千年來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應該為溫柔敦厚的好人們編一冊世界文豪罵人史，雖然全世界沒有另一個國家發生過“文革”，那樣人整人。

這種人整人的基因、模式、話語方式，在30年代的左翼內部已經發難，成為“五四”百家爭鳴的異化。80年代出版了魯迅論敵罵魯迅的大部頭史料，90年代有一部書叫做《魯迅：最被污衊的人》，歷歷舉證魯迅被謾罵被圍攻的史實。這裡僅舉一例，即在新中國文藝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志，30年代公然宣判魯迅為“雙重的封建餘孽”。當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其三，魯迅“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居然“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此話通不通，這是什麼邏輯？莫非此後至今遍中國滔滔不絕的惡人們在作惡之前，都曾請教過魯迅的着作麼──惡意，分兩種，一種是自知其惡，一種竟出於所謂“善意”，若是今天還有中國人以這樣的“善意”去責難魯迅，這善意就是十足的惡意。

不過以上的問，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筆現代中國是非觀的糊塗賬。可資詳實對照的是魯迅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差異，這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真正的難處。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與文化形態，藉以提醒我們為什麼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青少年時期，中國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亂黨，有孫中山革命黨，有民間集社，有列國的殖民地。魯迅壯年時期，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魯迅的中期與晚期，中國有南京政府與延安政府，在他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與法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時期，學界有前清遺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各有主張和勢力。政治流派，有君主立憲派，有共和派，有保皇派，有三民主義，有共產主義，有資本主義，有自由主義，有法西斯主義，有民族主義，還有無政府主義。大家要知道，雖然曇花一現，形同兒戲，但上世紀20年代前後，中國的政黨出現過上百個。

魯迅的同學、戰友、論敵，有的是國民黨要人，如蔡元培和陳儀；有的是共產黨要人，如陳獨秀與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如郭沫若與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國重臣，如胡適之；當然，自也有許多無黨無派的文人。察看魯迅通信的朋友，有國民黨軍人，如他格外溺愛的李秉中；有魯迅為之謀職，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官；也有偏右的青年，如選擇台灣的臺靜農。魯迅與好幾位左翼小青年從親昵到絕交，但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鬧翻的記載。魯迅的外國友人，則有俄國沒落詩人愛羅先珂，有美國左翼史沫特萊與斯諾，而內山完造與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並沒有政治色彩。

說到魯迅與他同代人的交友範圍，今天即便人脈最廣、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與背景雜異、截然對立的人群維持朋友關係。從50年代到70年代，朋友等於朋黨，胡風集團、二流堂圈子，均曾獲罪，關押自殺多人，並株連千百。政治集團的類似案例更是不可勝數。80年代迄今，則朋友關係大致是權利關係，或以升官，或以發財。相對純粹的私人友誼勉強恢復常態，然而眾人的出身、職業或有差異，但我們全是國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體人格都是一樣的。

總之，魯迅與他同代人的生存版圖，魯迅與他敵友置身其間的言行空間，我們這幾代人不可能想象，不可能親歷，不可能分享其中具體而微的日常經驗。

至於魯迅的言論與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來。他的時代，是春秋以來惟一一次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倘若他被認為高於其他人，因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怎麼認同他，說明他的時代群雄並起。他身後被高懸、孤立，使我們只能仰望他一個。近20年，那個時代與他對立的學說大約出齊了，然而最初的閱讀形同訓條與烙印：我們讀魯迅在先，讀其他人在後，聽他罵人在先，得知罵他的文章在後。這種先後差異，不可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為另一群物種。我們的困難不單是認知魯迅，而是如何假借魯迅認知我們自己。

五

所以周令飛想要知道“魯迅是誰”，真是情由可原。這命題不如一反，由魯迅發問：“令飛是誰？”──令飛與我同歲同屆，我一見他，除了頭十秒鐘的驚喜，隨即發現他是我的中學同學。我在他臉上搜尋魯迅，結果讀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與生理密碼：16歲我下鄉落戶，在贛南零上40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16歲當兵，在東北零下40度的嚴寒中站崗。80年代我去了紐約，他去了東京。他的人格成長與他祖父沒有任何相似之點，卻和我一模一樣。

我也見到令飛的爸爸。多麼熟悉的老上海人。海嬰替代魯迅經歷了新中國的一切。在他的回憶錄中，許廣平先生晚年經歷了所有國家高幹的悲喜劇，那是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以及歷屆運動編寫的劇情。假如魯迅先生半夜回家，海嬰母子必須花費無數口舌才能使魯迅聽明白──其中只有一部分早已為魯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綱上線、弄權整人。但他絕對想不到，當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後竟擴大為全中國數十年的鬥爭生活，單是左聯“元帥”周揚同志成了文化部長，“文革”中又遭批鬥的個案，就會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拯救的孩子們。調動他平生所有經驗，他也弄不清這些孩子玩的是什麼把戲。

70年歷史，是我們與魯迅成為彼此的異類的歷史。今天不論怎樣談論魯迅、閱讀魯迅，我們的認知系統都很難真正奏效。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民國物種已經滅絕了，包括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與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他與同代人的血脈教養，可以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是中國第一代自由知識分子──或曰，難道時代沒有進步嗎？我相信諸位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至少，一個物質的現代化中國足可使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京穿着單褲過冬，無緣享受空調；魯迅坐汽車有感於道路坑坑窪窪，無緣馳騁高速公路；他主張拋棄毛筆，可是未曾夢見電腦；他晚歲收藏不少《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當然，一個價值迷失的中國也足使魯迅啞口無言。不過他早已經預先絕望過了，好像知道將要認不出未來的中國。

我們再來看看西方人物的身後命運。譬如，啟蒙運動確實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標舉了新型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大大顛覆了資本主義。然後，啟蒙先賢、尼采學說、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後代展開、追問，並持續超越。當列維·斯特勞斯懷疑晚輩福柯或德里達的學說時，他知道審慎而準確地用詞；羅蘭·巴特出道之書《寫作的零度》旨在與長輩薩特辯難，而他在最後着作《明室》的扉頁，題寫“獻給薩特的想象”……十倍百倍於魯迅曾經耗盡心智的文化論戰，在西方從未停止，那種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豐富的建樹，遠遠超過魯迅與他的論敵。文人，在西方從未被打倒過，而是被質疑；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從未被架空，而是實實在在地被試圖理解、被持續研究。我所親見的西方人談起他們的先賢與哲人，從不大驚小怪，只是平靜而誠懇的尊敬。

我們只有一位魯迅。他的大半命題在今日中國遠未過時，卻被迫停在過去時，正像被阻斷的航程。他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又總是在我們夠不着的某處，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後代。當周令飛問道“魯迅是誰？”我猜想，他願意代表的身份不僅僅是魯迅的後代。他與父親在家裡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稱之為“爸爸”、“爺爺”，而是直呼“魯迅”，就像70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媽媽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來不僅是令飛的祖父，“五四”前後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廢了：梁啓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這份名單頂多進入學術研究，不再發生溫熱、投射光芒。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先是失敗的歷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歷史性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將會加深他的孤立。“魯迅研究”本該是文化研究，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文化在哪裡，又拿什麼去研究魯迅？去年、今年，我曾被兩次縱容談論魯迅，竭盡全力想象我心目中的大先生，總覺得一廂情願，不得要領。當巴特談論紀德，紀德談論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博爾赫斯談論叔本華，昆德拉談論貝多芬，他們不必顧慮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當然地屬於同一的、有效的歐洲人文傳統，不曾迷失於歷史謊言，更不會在歷史斷層的隙縫中坐井觀天；當以賽亞·伯林甚至從康德的線索中清理出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挽救並豐富前輩的學說，而他縱橫檢視古希臘迄今的思想線索時，乃基於對西方文化版圖足夠的資格與自信。

我們有這樣牢靠的資格與自信嗎？

最近，魯迅逝世70周年似乎成為媒體與社會一組相對自發的話題，看過去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模式。可喜的是，當今中國莫可名狀的文化形態，其表層，稍微有一丁點接近魯迅時代的意思了：知識景觀逐漸鋪展，言論空間有限舒緩，向世界開放的國策不容逆轉，舊有意識形態在年輕一代相對失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對魯迅的好消息，而是對於我們。

最近我收到幾家媒體關於魯迅的問題，重複道：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魯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強。當年《吶喊》《彷徨》再版時，魯迅就不願意，說不要用他陰暗的念頭影響青年人；二、70年來的歷史劇情是我們解讀魯迅的珍貴資源，因為他的光焰需要我們的時代作背景。換句話說，第三、魯迅早已將自己燒毀了，他的價值可能照亮的應該是我們，也只能是我們。

我們願意被照亮嗎？

最後回到這篇講稿的題目：“魯迅是誰？”我願去掉“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

(本文為陳丹青先生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圖書館的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