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尾妹妹

九哥

2001年3月

昨天，我的日本提琴專店來了位常客。她叫優美子。

優美子是個才十三歲的姑娘，但已經脫掉了媽媽牌尾巴。平時嘰嘰喳喳的優美子，今天卻異常安靜。問她問題，也像個接觸不良的電動玩具。等琴修好了要走時，我實在不放心，便很是嚴肅地勸她：“有什麼事不要漚在心裡，講給叔叔聽，也許、、、”

看着我一本正經的樣子，優美子大笑起來，說她只是犯困，還要我不要神經過敏。

她走了以後，我仍左右不放心，猶豫了一陣，還是忍不住給她媽媽打了個電話。她媽媽安慰我：“優美子最近得花粉症，吃了藥就這副暈樣子。”還再三謝謝我的好意。當然、背後只好讓她笑我神經過敏。

其實，我“神經過敏”的習嗜，很有它的來由和道理。

1970年代，住在湖南的我們成家，曾有過一個妹妹。說是妹妹，其實不是我們成家的親妹妹，而是隔壁鄰家的親妹妹，說是隔壁鄰家的親妹妹，對我們兄弟來說，又比鄰家的親妹妹還親妹妹。請不要急於表揚我很會玩文字遊戲。

隔壁鄰家的妹妹叫“四尾”。四尾家也和我們家一樣有小孩四個，大姐二姐三哥，她最小、所以叫“四尾”，平時就叫她“尾巴”。

四尾的境遇和我們家老三相仿，也是從小送回老家，在北方長大。頭一次見到時，她大概才五、六歲。那天、鄰家三毛像生了蛋一樣，在院子裡大喊：“我妹妹四尾回來了。”我趕緊跑過去看。

四尾家的門敞開着，門前裝了門欄，一堆看“把戲”的小朋友圍在門欄前。她二姐在維持次序：“大家莫擠、、、”。從肩膀縫裡看去，大姐在為她梳頭，所以只能看到她的一身新衣服和後腦勺。“一個普通的後腦勺”，我想。突然，她轉過臉來。這時、你猜我看到什麼了？一張臉，一張甜臉，一張甜得沒有詞彙配用來描寫的臉。她含羞一笑，蹦出一對叮嚀的酒窩。

不久，四尾的新衣服變舊了；後來，變成她家四姐兄最舊的了；再後來，都打上補丁，補了又補了；再再後來，都不能再補，通風透氣了。

四尾七、八歲時，開始喜歡來我們家找我哥哥玩，（她管他叫大哥哥）也找我玩，（叫我二哥哥，還總是把“二哥哥”叫得很像“愛哥哥”）還找我的隨便哪個弟弟玩，誰在家就找誰玩。後來，我們四兄弟誰都可以不找，就坐在我們家裡玩。弄得我們都養成了習慣，一回家，先問：“尾巴呢？”

就這樣，我們缺女兒家的四個兄弟，都過着有妹妹叫“哥哥”的癮。當然、想女兒才有了下面兩個弟弟的母親，也沒講風格放棄一份。好在父親一直不在家。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不管我們家幹什麼，總有四尾一份。不夠時，寧可對家裡的某哥哥保守秘密。而這個憨妹妹，又會把她那一份留給被保守秘密的某哥哥。這一來，免不了添一些家庭糖醋味精、、、那幾年，算得是我們成家最熱鬧快活的幾年。

不久，先是哥哥修鐵路，走了。再是老四去雜技團，走了。然後是老三下鄉，走了。家裡，就剩下我和母親，當然還帶着個“尾巴”。

這時，我也參加工作了，業餘時間都犧牲給了小提琴，或與其有關的什麼。稍得一點空，還要獻一些女孩子的情。余給四尾的，便只是再見到尾巴，就“尾巴再見”了。又不久，我終於進了京劇團，也要從家裡走了。此時，四尾已有十一、二歲。

就在我捲鋪蓋去京劇團的前一天晚上，我回家看到四尾在等我。她拿着兩張電影票，說“尾巴請二哥哥看電影。”（後來我才知道，那兩張電影票的錢，是她拾破爛的積蓄。）

我牽着她去了旁邊工廠的露天電影院。由於去得比較晚，沒有座位了。我帶着她擠到一個將就可以看到的角落。那時，我已儼然是個大人，因為又冷又擠，便把四尾抱在懷裡。

是什麼電影記不得了，只記得有一些可怕的鏡頭。她說怕，把頭轉過來緊緊靠在我的胸口上。我說：“有二哥哥在，你怕什麼？”她用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二哥哥在我就不怕，走了以後呢？”後來，我意識到，她除了電影裡那些可怕的鏡頭，一定還在怕着別的什麼東西。

看完電影后，我把她牽到她家門口。這時我發現，她緊緊抓着我的手，好像生怕失去什麼似的，指甲掐得我清楚地感覺到疼。雖然那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我的心，像被石頭砸壞的湖面，波了好久、好久、、、、、、

那以後、我就很少再見到四尾。

大約是去了京劇團後一年多，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排練，突然有人告訴我：“你妹妹找你。”我當時有點木然，“我哪有什么妹妹？”邊罵同事別亂開玩笑，邊走到門口，才看見是四尾。這時，四尾仍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但表情卻老成了許多。

我一驚喜，“尾、、、”，“巴”還沒出來，“唰”地掃了一眼望着我的同事們，（我當時剛二十出頭，生怕同事笑我乳臭未乾）立即撐起張大人臉，學着樂隊周隊長一貫的口氣，私事公辦地：“找我有什麼事？”

四尾見到我顯得很激動，但我那張馬臉把她還沒來得及形成的表情嚇到臉皮後面去了。一點點失意，一點點羞澀：“沒事，就想看看二哥哥。”她把“二哥哥”說得還是很像“愛哥哥”。說着把眼睛挪開，給了我一個頭頂。

我覺得蹊蹺，把她帶到一個沒人的角落，返回在家裡的口氣，反覆問她真的有沒有什麼事。她還是反覆作同樣的回答：“真的沒有什麼事。”這時，我想起京胡歐陽的口頭禪“小孩子真麻煩，”便匆匆把她帶到我的宿舍，對着這小朋友：“我現在要忙工作，等排練完了再來跟你玩。”

當時、我剛勉強搶到樂隊首席的位子。為了表示對工作負責，那天排練後，又找指揮聊了好一陣子，聊着又一起去食堂吃飯。四尾的事，回到房間，才借工作忙敷衍了道歉。

我看着四尾撐着張疲倦的臉，又想起可以叫她吃晚飯以彌補我的粗心，便要帶她去食堂。

她說：“我不能吃飯。”

“那就去門口吃米粉。”

她又說：“米粉也不能吃。”

“那吃什麼呢？”我又開始覺得歐陽的“小孩子真麻煩”有些道理。

“我什麼都不能吃。”

“什麼都不能吃？那問題就嚴重了。首先我們來搞搞清楚：是不餓，不能吃；還是生病，不能吃；還是生哥哥的氣生飽了，不能吃、、、”我以為講得很開玩笑，但看着她一點不玩笑的面孔，開始暗暗擔心。

她說：“我不知道。”於是，又給了我一個頭頂。

再粗心的人，也該看出來，她定有什麼難以啟齒的事情。人的難言之苦，會有些什麼呢：表白，失戀；破產，缺錢、、、不過，那都是些大人的事。十三歲的孩子，能有什麼？（人怎麼竟有我這樣短記的猴類，剛進化成個猿樣子，就忘了早幾年、也曾煩悶得要死的歷史）於是、對着“真麻煩”的“小孩子”，照慣例一皮球，建議她去找大哥哥玩玩。

她說她上午一直在大哥哥門口等，到下午一點多還不見人，才來找我的。我這才確認，四尾到現在，連中飯都還沒吃。於是、把她擰起來：“你現在就跟我去吃米粉，吃得好，就帶你去找大哥哥玩。”她這才叮嚀嚀露出久違的笑容。

在京劇團門口的小粉店裡坐下來，她又反覆說了幾遍“我不能吃。”等我自作主張幫她要了碗肉絲粉時，她才說口裡沒有味道，換了碗酸辣的。（四尾家是北方人，本來是不吃辣椒的）

看着她吞米粉不吐辣椒的神情，想起她異常的表現，讓我確信，她一定有什麼事情：是跟哪個小朋友吵架吃了虧，還是丟了什麼要緊的東西、、、。反正不管什麼天大的事情，往哥哥—我們家不管部部長一交，萬事大吉。於是、又操心起那段唱腔的弓法指法來。

等我幫她喝完了最後一口粉湯，正準備帶她去找哥哥，迎面碰上背時的周隊長。

他問：“你親戚來找你，是不是家裡出了什麼事。”

我很輕鬆地說：“沒事、沒事。”

“家家都會有事，有事就去辦事，不要耽誤。” 他說得很有領導溫情。

“真--的沒事，小孩子，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生怕冤枉留個“私大於公”的印象，把“真”字說得十分肯定。

“真的沒事的話，那我們晚上再開個碰頭會。”說完，走開幾步，停下來，像是在等我。

這時，四尾很精靈地看了我一眼，懂事地：“二哥哥忙工作，尾巴自己去找大哥哥。”還沒等我來得急客氣，她就“呼”地跑了，回頭、一副酸辣辣的臉、卻留給我一個甜蜜蜜的笑容。

那便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的最後一個甜蜜的笑容。

後記：

那天晚上、因為周隊長的老婆加班未回，家裡沒人，碰頭會沒開成。從此，周隊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據哥哥的房友說，那天晚上，有一個小妹妹來找哥哥，在樓下等到好晚。

後來得知，就是那天晚上，四尾回家後，洗了個澡，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咽下了一些老鼠藥、、、、、、

好像她有一封信給我們成家兄弟，但始終沒有到我們的手裡。所以、四尾尋短的真正原因，到現在，仍是個遺憾。弟弟曾問我，是該惋惜她怎麼對生命的存在如此草率？還是該埋怨她不該對生活的品質過於認真！

聽解剖的醫生說，：“這女孩除了點米粉以外，好像有一陣沒進食。”（據說打算服毒自殺的人，為了服毒後不吐得難看，給人添麻煩，往往在服毒前空腹。）想起四尾反覆的“我不能吃。”才恍然大悟！可憐才十三歲的孩子，想到死都先顧及別人。

我一直在對自己說：要是那天上午哥哥見到四尾；要是那天下午我不要排練；要是排練後我不跟指揮聊天；要是我不以為“小孩子，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要是吃完米粉後不碰到周隊長；要是晚上不開會，我再去找哥哥一趟；要是哥哥那天晚上在宿舍里；要是早點送去搶救；要是中國也有“青少年煩惱商談所”、、、我可以列出一萬個理由讓四尾活下來。

然而，四尾妹妹走了，無聲無息地，去了應該是再不需要有任何憎愛憂歡的地方；沒有留下墳墓、石碑，以及任何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只留給我們成家哥哥們對她無比的愧悔、無限的懷念和愛的刻骨銘心。

那以後，我努力在把四尾忘掉。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我走到哪裡，每看到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我仍會從她的臉上浮現出四尾來。終於，強忍着心中的疾痛，我把她寫出來，希望每一個讀了這篇文章的人，都不要像我，等到失去了，再惋惜那些人生最珍貴的東西。

九哥聲明：此文章中的事件並非完全記實，但我對四尾的兄妹情是100%真實的。

請原諒這篇文章沒有以往的幽默感。事實是，為了保持頭腦心臟眼睛正常工作，我必須寫一小段，停一小段。總之，這是我寫得最最艱苦的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