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考研選導師。我在陳荒煤和鍾惦棐兩位影界名流之間猶豫不決。兩位前輩我都不了解，只知鼎鼎大名。

　　父親過來瞧了一眼說，鍾惦棐吧，五七年著名的電影大右派。我父親對右派情有獨鍾。當年聽說要響應黨號召給黨提意見幫助黨前進，正在大山里考察植物的父親準備好了意見發言稿，不顧山高水長路遠，拼命往回趕。幸虧山洪衝垮了道路，被困數周，等趕回來，不僅反右結束，連擴招都錯過了。

　　父親講經過磨難的人善於思考，鍾惦棐對電影的認識一定有過人的深刻之處。

　　我與導師相識於口試考場。當時包括鍾老在內的五位考官坐在台上。鍾老先讓我講講美國電影對中國電影發展最具借鑑價值的東西。我以６０年代美國電影學院畢業的一幫“電影小鬼”為例，講他們怎樣借鑑歐洲電影的藝術養分改造好萊塢，講中國電影應該在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基礎上以點帶面，漸變發展。鍾老很欣賞“漸變發展”這個觀點，他站起來把椅子往台下拉，說我不要在台上當先生，我要到台下當學生。弄得我又感動又激動。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中國第五代導演的，鍾老坦承看不懂新潮電影《黃土地》，因為它異於常規，沒有戲劇故事。我侃了一通電影新觀念和視覺語言應當成為敘事主導啥的。這個問題答完後，考官們就全把椅子拉到台下來了，我被請到台上繼續侃。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中國３０年代現實主義電影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關係。我說這個問題我放棄，沒好好想過，與其不懂裝懂地亂扯，不如老老實實得零分。考試結束後，我成了鍾老的女弟子。

　　我生於１９５７年，鍾老跟我開玩笑，說見到我就見到了自己的右派派齡。

　　鍾老對“右派”有不少妙論。記得他說，世上本來就有左中右，左派可以是一派，右派為什麼不可以也是一派呢，人多點人少點而已。不是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嗎？左派消滅了右派等於消滅了自己，沒了右，也無所謂左了嘛。

　　鍾老是全國影評學會會長，大影評家。當時的電影評論主要是文學評論甚至是政治評論，藝術評論缺缺。大多搞電影評論的人不了解電影。鍾老希望能改善評論脫離創作實踐的狀況。那天，研究生們在鍾老家開周會，鍾老提出要讓我們去攝製組跟片實習，當場決定我去跟陳凱歌的《孩子王》；師妹去吳天明的《老井》；師弟去謝晉的《芙蓉鎮》。那天阿城也在，他穿着那種說傳統相聲時穿的長衫在一旁表演徒手捉蒼蠅。鍾老問我去《孩子王》組（阿城是編劇）該沒問題吧，他點點頭。師妹吃驚地悄悄問我：寫《棋王》、《孩子王》的阿城怎麼會在這兒？我答阿城姓鍾啊，是鍾老的兒子。吳天明那兒也沒問題。餘下就是往謝晉老師那兒寫封推薦信了。鍾老說我們得快點行動，不然影片就拍完了。大家滿心歡喜，然後派阿城割肉做中飯。不一會兒他拎回來肉案上剩的最後一塊“丹頂鶴”，肥得要命，不過，配上廚房裡一堆醃製榨菜的四川菜頭，我們吃了一頓美味菜頭宴。可惜跟片實習計劃被學校否決，說研究生必須先上完課再出去搞實習啥的。鍾老為此鬱悶很久。

　　我們常跟着鍾老一起看“出了問題”的電影，討論得失；去各種研討會，支持創新。更多的時間是聊天互相學習：他從我們這裡找新信息，新思想；我們聽他講電影界“那過去的事情”。他說起５０年代初同江青一起為電影《武訓傳》去武訓家鄉搞調查，絞盡腦汁也弄不到搞臭武訓的黑材料。最後只得把一個比武訓小八十多歲的老太太楞說成是武訓耍流氓的受害者，於是“苦操奇行”的武訓在《武訓歷史調查記》中變成了“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

　　一九八七年三月，鍾老重病，一直等阿城從美國趕回見一面，終未等到。

　　鍾老的追悼會場面令人難忘。室內太小，來悼念的人人山人海，大家自動把場地延伸到室外。我們在樹之間拉了很多長繩，上面很快密密麻麻綴滿白花、唁電和送別的悼詞。後來的連繩子上的空兒都沒有了。西影廠廠長吳天明送來了三層樓高的大輓聯，因為樹不夠高，只好鋪在地上。冰心女兒吳青寫的輓聯格外醒目：鑼鼓一聲，冤沉海底，亮節如山，常為人間宜榜樣：文章百萬，嘔心化珠，瀝血作玉，拼將生命鑄銀壇。

　　我後來在西方電影評論家邵牧君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當年與鍾老反覆討論過的漸變發展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