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中國大陸，大眾的盲目自尊是非常可怕的，不僅以自己僅有的知識來衡量一切，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拒絕提升自己的認知，並且為了自己的貧乏知識不斷地舉起保衛自己無知的大旗。這是一個令人值得打量的問題，不僅是我們的好奇，還因為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在認識上為這些現象的出現畫出一些範圍，和它們走向的路徑
為什麼有一批人歡迎於丹化的《論語》？
他們貧乏的腦海急於吸納知識造就知識人的商人反應
由於我們的文革和過去的文化意識形態化的原因，中國人的知識貧乏已經達到了一個驚人的地步，就是上過大學的人也存在相當多的基本知識的匱乏區，導致他們基本社會價值感稀缺，他們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間的認知有着極大的不足，甚至一批人，缺少基本判明是非的能力。我們說這是飢餓在人文精神上的反應，那麼自然的療法就是極端渴望充實自己乾枯的靈魂，這是一個第一次性的精神衝動，這種衝動是有目的而無選擇的，只要你有知識，那麼不管是販賣還是抄襲或是亂改胡扯的，他們一律接納，所謂先填一下肚子。第一衝動幾乎處於本能，這就形成了所謂擁有知識人的賣方市場，知識人處於強勢。由於知識有限，不可能進行規範教育，知識人就只能以商人的形式出現。他們將知識兌水，將知識分割，將別人的知識抄來，將自己的見解那怕是一知半解來冒充知識，再藉以媒體這個店鋪，再藉以出版這個手段進行規模銷售。這樣由大眾對知識需求的第一衝動，引發了知識商業化的販賣效應。於丹等人顯然是丟了教授的規則，而及時改做起了商人的遊戲。
國民對此問題的衝動顯示了什麼樣的意識？
大眾對高貴的崇拜形成了中國大陸一個做假高貴的大市場
大眾天生有對高貴的渴望，這雖然是封建等級社會的遺留，但也是一種自然追求榮譽的人性。由於我們沒有啟蒙教育，使得民眾比較客易接受君主專制社會中的一些價值觀，導致虛榮在社會形成時尚。比如人們希望借用權力的光環，繼而渴望對高官或高官子女進行認識和接觸，以求將自己分沾一些光彩，再將此光彩擴張給有同樣渴望的大眾，以抬高自己在大眾中的地位。所以一些小學文化的農民，經常冒充高幹或高乾子女並且可以成功。一方面大眾不知真正高幹或高於子女究竟是什麼行為方式的人，另一方面心理的滿足，足以排斥心理的警惕，因為心理太渴望滿足於認識這種人，那怕事後發現受騙而都不願接受受騙的事實。顯然，孔孟之道的偉大師表光環，也是大眾極需接觸的高貴，但是於丹則並不是一個儒學的真正的學術者，但面對大眾的崇拜就不得不冒充一回孔子了。其實，那和農民冒充中央領導子女沒什麼不同，同屬給大眾做一個虛假的高貴市場，以滿足大眾虛榮式的對文化的渴望而已。
人們短期對知識的關注是他們需要什麼？
大眾並非需要真正學問而只需要他們認知內的知識片段
大眾雖然渴望知識，但對知識也有相當的恐俱感，此恐俱感來自於自身知識乏困的架構上。一方面需要知識裝點自己的知識形象，另一方面又恐俱知識的邏輯性和深刻性。生怕因接觸知識反而使自己變得更加一無是處，因為知識需要系統學習，同時要改變自己的學習理念，進而要改變自己由精神改進引起的行為改變。這當然對當今大多數中國成年人來說已經太晚，或他們已不想就此引發人生觀和生活方式的大轉折，也就是轉型成本問題。所以，大眾只希望在目前他們可認知的範圍內讀懂聽懂《論語》和類似的學問就行，而這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論語》大眾一般認為是另一回事，反正相同認知的人是大多數，只要大家都認定於丹講的是論語，那就是論語。因為真正講《論語》則超出了他們的認識和接受範圍，他們反而會因聽不懂而說這是假的《論語》，而只有於丹化的《論語》他們聽得懂，所以，他們只認定於丹化的《論語》是《論語》，而孔子的《論語》反而不是《論語》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自然規則，在普遍空虛的國人心中當然可以產生這種未經生產過的認識，這是當今中國大眾的認識現實，也是他們莫大的局限性。
因為國民文化基礎點不足只能虛張自己
由大眾的知識虛榮引發大眾保衛於丹的知識做假
那麼為什麼許多學術研究者，真正可以講《論語》的學者站出來講於丹作假時，那些聽了於丹假話的人反而群起保衛於丹呢？這是因為大眾他們在保衛他們自己的知識不足而產生的抵抗性的虛榮。由于于丹作假在前，而大眾第一衝動的腦海中是一片空白，他們已穩穩地將於丹這種假知識印在了腦海，假知識也是一種知識，而不是隨時可丟的塑料袋，所以，大眾已認識的假知識就成了大眾捍衛的真知識，大眾不希望自己辛苦一場得來的知識是假的，同時自尊也不允許他們承認自己無知，接受了假貨，這很容易理解。所以，大眾在此問題上，首先保衛的是自己的認知範圍，他們不允許別人說那個範圍很低級，所以，他們又要保衛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允許別人說他們聽不懂真正的論語，因為他們只有通過於丹，才認為自己已經懂了《論語》。這是大眾結構性的集體無知和不自覺。，而非於丹有什麼點石成金之術。
不重視知識的早期吸納導致今天搶吃知識的虛榮暴發
使中國大眾急於使自己文化虛火上升並由此產生過剩
尋找知識的來源是精神驅動的結果，而中國大陸許多需惡補知識的人，從基礎上就缺乏精神的建造，當發現由於早期對知識的吸納不足，而匆匆建造的精神，就缺乏主動尋的性，不能正確驅動國人。而中國大眾的精神追求在現階段又只是萌動期，純屬於一種冒險，而非一種成熟的常態。冒險則是一種過度無精神後的自然反彈，有修補的性質而無修復的成功，所以表現為一種低意識的衝動，但這種衝動卻是一種過剩性，這種過剩我們還沒有為它創建出合理的場所來接納，所以臨時性的媒體講堂成了其宣泄之地。這種臨時講堂的商業功利性不能滿足大眾對知識的真正需求，所以也不可能平抑這種過剩，到是讓這種過剩被於丹類的人用一把商火而大大點燃起來。過剩的無論是資本還是意識或認知，都要呈現出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就造成了中國大陸某一種文化現象的突然升溫，但流動的東西都是動態的，它們在某些領域出現後，就會流向另一個地方，造成另種現象發熱，而使剛熱過的地方迅速變冷。所以一會兒追求易中天，一會兒追求於丹，造成猶如股市般的暴漲和暴跌。但這種過剩和流動是不正常的，它的出現使中國的大眾認知或說是國民文化出現了危機，其後果將導致國民性格喪失其勻衡，而走向低級和庸俗，影響國民氣質的時尚與高貴感。
綜上所述，我認為於丹化的《論語》熱象，是一種建立在國民文化差距上的獨島，是一種短期文化認知異化中的異樣結果，其是否能繼續存在，決定於大眾的文化虛榮何時退去。但可以肯定，這種異化和矮化真正知識和學術的類商業行為，決不會成為這個時期的文化價值主流，而只是熱銷的文化商品，它只是國民認知自覺前的一段奇怪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