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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年”看祖國的歷史圈圈》

九哥 （在日挪籍華人）

舊的一年就要過去，新的一年即將來臨。再下去又該過年了。

去年過年，我從日本回了趟湖南老家。見到了家裡所有的人，當然還有年近八十的老母親。閒不住，便幫母親改了改她的自傳《平凡的一生》。在《童年》裡，我找到這麼一段：

（母親自傳開始）記得那是1927年，年三十，各人拿出自己的炮竹燈籠，玩具。我穿上新衣，騎上紙花馬，前後紙馬里點上蠟燭，好不快活、好不威風。

晚上，我們家人（有父母和我們十三個孩子）都聚在一團，按照媽媽廣西的風俗吃年飯。可我們不叫吃飯，因“飯”同“犯”同音而忌。我們吃一種“粉利”。“粉利”是用大米和糯米粉搭配做成的長八寸、酒杯粗圓筒形的東西，有些還着色，放水中浸泡。三十晚上拿出來切成絲，和肉絲、蛋絲、薑絲、蔥等一起炒熟即成粉利。過年吃這種東西，表示吉利。

過端午節媽媽包的粽子也與眾不同；不包羊角形，而是枕頭形，內放火腿條，或鮮肉條，用醬油、胡椒粉、味精浸泡後，再放進粽子裡包緊煮熟。媽媽包的粽子既香又鮮，冷了尤其好吃。（母親自傳完）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那個時候的外公，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一個中學老師，就配養活一個專務主婦和十三個孩子！不但養活了，過年還給得起孩子們穿新衣，騎紙馬；吃肉絲、蛋絲、薑絲、還有蔥做成的粉利；過端午節還有粽子，還不是一般的粽子，而是裡面放了火腿條，鮮肉條的粽子！

70年後的今天，不去管計劃生育，是不是也有中學老師能像我外公那樣能幹呢？！帶着這個問題我去了一位名牌大學的教授家。

“養十四個人？”教授像聽了天荒夜談一樣：“我們的前輩就是不同。也難怪我們中國人，隨便走到哪裡，只要一提起祖宗，就會眉飛色舞講個不停。”

教授當然是謙虛。教書的，什麼時候都一定能養得活十來個人。

可惜我的父母不是教師，而是國家幹部。所以，我雖只有四兄弟，小的時候，卻從未有過穿新衣，騎紙馬；吃肉絲、蛋絲的記憶。仔細想一想，鞋子倒是有一雙。

那是在1961年，地球還處在溫暖化之前。（當時我6歲，剛進了小學一年級）記得那正是過年的前夕，冰天雪地，室內都在零度以下，室外的氣溫就不敢去記憶。從家裡到學校有三里來地。每天，七歲半的哥哥帶着我要走半個小時。

走路倒不怕，痛苦的是那雙黑色的舊套鞋。因為沒有鞋墊，母親就在鞋裡舖了些稻草。因為沒有襪子，父親就找來兩塊破布把我的腳包起來塞進鞋裡。又因為那套鞋本來就很舊，加上還太小，一塞就破了。父親無賴，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腳踏車，皺着眉頭把我送到了學校。（當然只是那一天，以後，就都是自己的腳拖着那雙鞋去上學的）

要過年了，我的大腳趾從鞋裡鑽出來向媽媽鞠了一躬。媽媽看都沒好好看，就：“知道了，等年三十再說。”

年三十終於等到了。清早，媽媽就拿了雙紅色的套鞋給我。我驚喜地撲了過去，接過來一看，不像新鞋。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我那雙破鞋，只是用自行車的舊內胎包了一層，給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紅外衣。

我仍興致沖沖地立即穿在腳上，迫不及待地往外跑。外面的路上都結了冰。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我用腳跟砸開冰層，很勇敢地將右腳踩了下去，“水啊水，這回我可不怕你啦。” 正得意，一如既往，水還是毫不客氣地浸了進來。真他媽懊憤。

我瘸着一隻腳往回跑。母親看了，擰起我因還沒解凍而不知道痛的耳朵：“今年還只幫你補了雙鞋，就是不愛惜，好東西你不在得（不配）穿，以後就打赤腳（光腳）算了。”說完她叫我把鞋脫掉，掏出裡面的稻草，烘在煤火爐不遠不近的地方。

我除了用左腳打擺擺（用一隻腳跳着行動）以外，就只能坐在被子裡，看着家裡其他的人過年。

年三十飯，我也還有點記憶。因為是過年，比以往奢侈了很多。主食不僅在紅蘿蔔白蘿蔔紅薯丁里混入了少許白米，（父母當時在省直屬機關工作，享受紅蘿蔔白蘿蔔紅薯的特殊待遇）還添了一個菜。吃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說了句：“好久沒吃肉了。”本來是自言自語的話，沒想到引起了弟兄們的共鳴。這時只見父親一抬手、、、啪地一巴掌打到桌面上，“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你們還妄想、、、、、、”

我當時很委屈，沒有肉吃，想想都不行嗎？！

父親那一巴掌雖然沒有落在我身上，卻一直留在我心裡。

小時候只聽說做了駙馬，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每天山珍海味。哪有做主席不吃肉的呢？幾十年後，我託管圖書館的弟媳查了史料，才發現父親並沒有騙我們。當時，確實有毛主席聽說餓死了不少臣民，決定暫停吃肉的記載。

1977年，當時才20出頭的我，也幫着政府下鄉教過老農們種田。在我主管的芭蕉大隊裡，有一個小小的山坡，那小山坡上擠滿了小小的墓碑。住戶家兄弟告訴我，那些都是60年前後為大躍進犧牲的人。（據說全國銷了約三千萬30,000,000個戶口，拿我現屬的國家挪威，等於全國的總人口，每人要死7次半）

嗚呼！面對着這些餓死鬼，想起我6歲時“好久沒吃肉了”的怨言，是多麼的可恥、、、、、、

2001年過年，離1961年過年又進步了40年，我從日本回到湖南，又湊巧趕上童年朋友們的再聚會。可謂：記得少年騎竹馬，轉眼又是白頭翁。童年的夥伴們（除我以外）都已到了祖國棟梁的不惑之年。

餐前大家先拜訪了周伢子的家。（他搞得不錯，在某某公司當老總）賓館似的建築，大理石的走廊，電梯上到十幾層，走進他的豪宅，50多平方的客廳，兩邊還有兩衛兩餐臥室若干，其裝修擺設，連我這自以為見過宇宙的假洋鬼子也旺洋興嘆。

周伢子看着我半開的嘴，用不好意思的表情說：“怕影響不好，沒敢放肆裝修，跟你外國不好比。”

接着錢百哥問：“周總，今年過年，你們公司發了多少（錢）？”

“比去年少點，只有Ｘ萬。”他把“只有Ｘ萬”謙虛地說得很肯定。

“過個年就可以發Ｘ萬，這麼說來，不是已經到了共產主義的郊區！”正當我為祖國的迅速發展而準備感動，羊滿哥走了過來，錢百哥又轉過去問他：“羊廠長，你們那怎麼樣？”

“能怎麼樣，還不是三分之一的留廠，三分之二的下崗。” 羊滿哥把這句話朗讀得像小學背熟的課文。

“下崗是什麼？”脫離了群眾多年的我，問得很不好意思。

“不懂了吧，這是我們中國的專利詞，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外國鬼子聽不明白。” 錢百哥從小就喜歡欺負人。

“別理他，九哥又不是真正的外國人。下崗就是失業。”羊滿哥、（現在應該叫他廠長了）還沒修成錢百哥那點幽默。

“那下崗了的怎麼辦？”我追問。

羊廠長又解釋：“還能怎麼辦，每個月打發二百塊‘生命維持費’。”

“二百塊能做什麼，還不夠我去桑拿泡個按摩澡。”錢百哥在外面做包工頭，見識當然很廣。

“工人不來造你的反嗎？”我有點替羊滿哥廠長擔心。

“又不懂了吧。現在不興“造反”了，如今叫“出事”。” 錢百哥又撿了個表現的機會。

羊廠長接着說：“廠里的人出事倒不怕，我就這麼點肉，要能夠他們吃飽一頓，把我煮了也行。真能那樣，對師傅也算是個交代。我師傅是老廠長。記得師傅把廠辦的鑰匙交給我時說：‘這個廠是你師爺帶着我們幾個人搞起來的，搞到今天四百多號人不容易啊。我看你比我崽強，這把鑰匙交給你，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要讓廠垮在你手裡。’我給師傅拍過胸膛‘我向你保證：有我羊德在就有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我想起了英雄王成‘有我在就有陣地在。’可廠里現在是這個樣子，我還有什麼臉去見師傅。本想躲一陣，等廠里好一點再說。沒想到前陣子師傅生病沒錢住院，他兒子跑到廠里，趴的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怎麼得了，下崗前他是我師兄，比我還大幾歲。都50出頭的人了，跪在我的面前，你要我怎麼辦？就這一千塊錢，再沒有了、、、唉！師兄也知道，一千塊錢，那要從廠里下崗的一家人口裡掏半年。以後也沒再來為難過我。”

“你也沒再去看看你師傅？”我問。

“沒有。”

“這就是你不好了，師傅猶如師父，你不能忘恩負、、、、”沒等錢百哥說完。羊廠長跳了起來。

“我拿什麼去看師傅，空着手說我看你死來了！”停了停，又說：“我也知道師傅就是師父，師父又有什麼辦法，我總不能這樣自私，為了給他一個人治病就不要廠里其他人的命！”

我沒敢再多問，錢百哥則勸羊德不要太激動，他卻說沒什麼，只是掉了根頭髮在喉嚨里。

晚飯的餐桌上當然是今非昔比，貓肉狗肉兔崽子肉，無奇不有，不應有的盡有。（在國外，狗是人類的朋友；連朋友的肉都有，還有什麼沒有呢！）一碟沒完又來一碟，而且碟上加碟。我很鄉巴老地問了問旁邊的錢百哥：“這一桌得多少錢啊？”錢百哥很“酷”地：“也就十來張老毛，千吧塊吧。”他看看我很不瀟灑的樣子，又補充說：“別怕，有公司簽字的。” 說着，他夾了塊狗朋友在空中畫了個圈，得意地吹：“我什麼肉都吃過，就差沒韻熊貓豹子肉的味了，什麼時候有機會、、、、、、”

千吧塊錢的餐桌上，老顯出那50歲的兒子、為了千吧塊錢給父親看病而跪着的樣子，還有每月拿二百塊‘生命維持費’養家的人們，我只覺得湖南辣菜攪得肚腸很痛，至於其他的美味，沒品出個什麼名堂。

我們這些朋友們，都是在一個紅旗下生一個紅旗下長，都是一起玩油板打彈子，都是一起挖紅薯根填肚子。為什麼到了今天，為什麼幾個人的一頓飯竟然可以吃掉另一家人半年的呢？這是否就是現在流行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當然，一個英明的政府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提出適應的口號，必有他無可奈何的道理。

萬物競爭，優勝劣敗。歷史自然是無情的。

問題是：如果人類的歷史，都是從人人都貧，到少數人富，又到多數人富，再到全人類富的話，那在我母親童年的20年代，就已經達到少數人富的水平了。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要用40年的時間過度到60年代的人人都貧，又用40年的時間從人人都貧再發展一次，才達到今天的少數人富呢？

如果花了80年的時間，費了那麼多槍炮子彈，還有無數同胞英雄狗雄的生命，仍不能實現我母親參加革命時所理想的那樣：為廣大人民謀幸福，人人平等，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結果只是調了個莊家換了群人富，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民族，是否真的值得慶幸？

有一次我做夢，碰到了那個姓“馬”的外國人，便抓着他，硬要聽聽他對當今中國的社會在作何感想？他說：“我理想的社會主義，不是這麼個意思。”原來做學問，可以這樣不負責任。

好在如今的江政府似乎已經領教夠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在極力徹底從歷史的圈圈裡跳出來，步人之後塵走那條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使人類進步的“科學資本主義”道路。然而，歷史的包袱是那樣的沉重，沉重到靠家裡人已經很難移動，而不得不利用外面的WTO。像歷史上所有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變革一樣，這一次，又要付出多少百姓為歷史的車輪鋪路！

我老九不是個搞政治的，中學時的歷史也總不及格，所以一直沒搞懂，為什麼我們中國比人家早走幾千年，到如今反落後人家幾十！？

九哥於日本2001年12月28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