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衛 首先向同學們說聲抱歉：九月初我從康尼島海邊搬到現在這個地方，有些事情房東沒有講實話，結果沒有辦法要電話公司再裝一條電話線，上網要去圖書館（不能用中文）,平時聯絡只好用手機（本來打定主意這輩子一不用手機，二不開汽車；現在第一條已經作廢。說不定哪天被逼無奈，也得老老實實考駕照買車去）。今天跑來旖瑟佳，看望在康奈爾教書的一平。他們東亞系有台電腦裝了中文系統，趁機跟大家聊上幾句。 我這套房子唯一的一條電話線讓那個和我分租的老住戶，一個台灣學生占了，那個傢伙對大陸人滿懷疑懼，不肯與我共用線路，直到今天，還在“一線兩用”和兩線論”之間扯皮。當然我完全可以把他揍扁，可那樣的話警察就會跑來干涉，而且我照樣沒有電話線用。現在辦法有兩個：一是去告房東，但這會讓中間一個哥們難堪；再有就是搬家，可我已經搬怕了。更重要的是，我發現這樣可以有更多精力寫東西，否則一上網就象喝起啤酒，不鬧到歇菜根本收不住。我在洛杉磯的時候，呆在父母家無所事事，整天在蚊子他們那個論壇上搗亂，結果變成一個“襠漏狂（downloadoholic，這個字又是我亂造的，還算形象吧？）”，正經事一點沒幹。 聖誕節了，本來打算去看一個南斯拉夫電影，可幹活累得半死（當翻譯得一人說兩人的話），結果跑到洛克菲勒中心去看那顆聖誕樹，滿好玩的。前些日子第一夫人飛到這邊，跟市長一起點亮那些燈，以示中央對紐約人民疾苦的關懷。這就又要扯到9，11了。我在這裡曾經看到Sieg老弟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另外兩個有關的對話和通信也有令我茅塞頓開之功效（雖然不大發言，但每個星期總會來這邊偷看兩次，而且發現老放表現一直很好，私下打算禪讓主持人的位子）。當時的情況很多人講過，我也拿不出什麼新鮮玩意兒。不過我可能是這裡唯一經歷過那次災難的人，似乎有責任補充一點看法，很多朋友也很關心我的遭遇。 那天一早我去長島幹活，以近辦公樓就聽說出事了，政府開始緊急疏散，大約五分鐘後我們的車趕到東河邊，國貿中心已經搖搖欲墜。我所處的位置也只是隔岸觀火。當時唯一的感覺就是那邊再拍電影，雖然新聞里已經講得很清楚，到底出了什麼事。近些年，被一些電影電視或是雜誌里的虛擬現實弄暈了，結果直到目擊真實的災難發生，也還是擺脫不掉真假末辨的困惑。尤其是後來，那些鏡頭在電視上反覆播放，於是更有一種經過蒙太奇處理的非現實感。那些記者怎麼就不能多用些長鏡頭呢，至少顯得不那麼好萊塢？我們的司機非常振奮，一面大聲喝彩，一面嘮叨着從當地中文小報上看來的一些對中東局勢，共和黨對外政策之類的評論。這邊，警察已經在高速路上分道，警戒線設立完畢，曼哈頓是回不去了。結果我在法拉盛那個鬼地方被困了一頁（Flushing，聽着就象沖廁所）。幸好於曉丹的老公那天過生日，起碼還能在外面混上一頓好飯。衛慧出事前一天到達紐約，原想去爬那座一號樓，結果一覺醒來，大樓已經飛灰煙滅。後來她告訴我說本來應該去那邊見一個記者，後來因為疲倦推掉了。看來人的生死安危，往往就在一線之間。 九月份那段日子，14街的聯合廣場成了學生們的論壇，每天都有一幫年輕人在那裡辯論。一般都是些老生常談，沒多大意思。那裡距離廢墟不遠，空氣里一股燒電線的怪味，用不了幾分鐘腦子就開始游泳。唯一見到的一起逗事，是男女兩個阿拉伯人對罵——男的灰頭土臉，長得象個土豆，一看就是從開羅或是安曼來的小雜貨店主，講起話來口音很重，結結巴巴地想為他的同胞說幾句公道話；女的穿戴時髦，應該是個學生，自稱家裡是埃及人，滿嘴女權之類的時髦辭令，有一種被歸化者特有的極端傾向，顯然是個用後現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進步青年。男的說了句要那個女的注意自己身份之類的話，於是後者大怒，???? you，???? you地破口大罵，“政治正確”也顧不上了。 我住的地方在布魯克林的落日公園旁邊，和下曼哈頓隔河相望。爆炸後一個多星期，現場的濃煙開始散去，突然發現過去熟悉的那條紐約的天際線已經被修改回60年代前的樣子。我本人一向不大喜歡國貿中心那兩座由山崎（Yamasaki）設計的塔樓，簡直枯燥透頂，除了底部那些哥特式火舌窗框還有些表達上的坦率。一些紐約人形容他們是為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定做的包裝盒子。真象。我一下想起裝威士忌的紙筒。然而，當這兩座枯燥乏味的建築一旦消失，我仍感到這是一件從美學上說不能接受的事（再回想一下早些時候被塔利班炸毀的佛像）。而且我一向以為，所謂正義，首先也是一個美學問題。希臘古訓云：美即合理。本人的用意孰幾近之。前些年流行過一種“意識形態終結”的說法，我也曾嗤之以鼻，但現在發現錯的是我。所謂思想、立場云云，其實極其脆弱，真正支配我們的，不過是些不同的口味和情調。比如上述那個埃及裔女大學生，在我聽到她那滿嘴粗話之後，實在不敢對其先前表達的摩登思想認真對待。 有人說伊斯蘭恐怖主義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抗。我不知道他們反抗的是全球化本身，還是由他人主導的全球化。本拉登說，資本主義世界壓迫了伊斯蘭世界80年。80年前正好是奧托曼土耳其帝國最後崩潰的時間。其後凱末爾於1922年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土耳其共和國。所以，對本拉登而言，土耳其帝國式的全球化是好的，伊斯蘭式的世界霸權也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霸權旁落到西方人手中。於是便不難理解，伊斯蘭世界何以從不反省他們自己在奴隸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從中世紀直到今天。愛德華. 賽得對這些問題似乎也沒有過多少論述。而我以為，那些對自身罪惡歷史缺乏反省的人們，無權談論正義。當然也有人提到塔利班之所以坐大乃是美國一手扶持的結果。對此我毫無異議，不過當時冷戰還沒有結束。也有人認為冷戰以另一種結果完結會更好一些；對此我無話可說，就象我聽到有人說假如四人幫上台也會推行社會改革一樣。 歷史上有過不知一種推行全球化的方式，有阿拉伯式的，大東亞共榮圈式的，共產國際式的，也有“經互會”式的。相比之下，我覺得目前這樣的全球化進程相對容易接受一些。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還有機會在網上發發議論。 我看待這些事物的原則很簡單，就是每個人，無論其膚色、性別或是財產，都應該享有最基本的自由。但那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就不這樣認為。首先他們認為婦女無權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他們對支配女人越來越缺乏信心，於是懷有日益強烈的挫折感，心理危機深重，日子也不打算過了。那些恐怖分子在成為“烈士”，進入伊斯蘭天堂後，會有大群的妖艷處女（阿拉伯語叫做houris，一種壓抑文化特有的怪誕想象。）環伺左右，獻身以進。在他們行動之前，也會現有頭頭們發給處女享用一番，也許算是從他們的天堂支取的一小筆定金吧。而本拉登和奧馬爾結盟的紐帶也是互相操對方的女兒。據說前者的腎不是太好，他的那些女人們可真是倒霉。 老實說，我本人也覺得和處女談戀愛更爽一些，而且我有過的女朋友大多愛看瓊瑤而不看杜拉斯。但問題是，如何支配人家身體以及思想的權利最終屬於人家自己，不管我覺得爽還是不爽。而且以我如今的年紀，再和未成年的女孩子上床，多少顯得有些無恥。前幾年我在北京碰到一個過去的女朋友從紐約回來，於是重敘舊情，他對我說，親愛的，這些年只有你可以不戴避孕套和我做愛，口氣簡直是大義凜然，弄得我非常悲憤。但不管怎麼悲憤，我不討她做老婆就是了，從來不會希望她的飛機在空中炸掉。而且我至今認為她是難得的女人，女人里的女人。如今我們各得其所，生活的都還愉快。整天為女人貞操“如履博膜”的人，想必不會有什麼建設性的作為。 這段時間上網，看到各種議論，最熱門的題目就是民族主義和左派。這兩個題目都很好，只是到了知識分子手裡，我就不大敢相信。比如民族主義，這是中國迫切需要的東東，因為中國人實在找不到其他的認同標誌了。可惜我見識過的民族主義者，大多有綠卡，大多貪污，大多蔑視中國民眾。他們見我就說，怎麼不回國發展去呀？那邊機會好多。我不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機會。貪污的機會？坑蒙拐騙的機會？魚肉良民的機會？我想這裡可能存在着一種中國特色的漢奸民族主義。這些人大多主張對台灣動武，我發現原因也只有一個，就是中國不實行普遍義務兵役，一旦打起仗來，死的都是那些農村傻孩子；否則，讓這些誇誇其談之輩上前線？全得尿褲子。 我還認識兩個人，都是“說不”的作者。其中之一很可愛，來自內地一個小鎮，後來跑到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小有斬獲；成就感換算成一定的民族自豪感；這都很好。我當時的女朋友因為職業原因，對“說不”有些興趣，於是要我約見那位老兄。席間我的女朋友問他是否有在西方生活過，是否經常和老番接觸，答曰沒有。於是又問他是否有興趣到國外去生活或是旅行，那位老兄說他去過深圳，然後反問西方難道還會比深圳更發達嗎？“發達”這兩個字當時給我觸動很深。在這背後隱藏着一種極為單一的價值尺度。我自己選擇去一個地方生活，主要考慮的是方便和有趣，發達與否實在次要。當然我也承認，既方便又有趣的地方通常很發達，比如我現在生活的紐約。但我選擇來這裡居住肯定沒有考慮過發達與否的問題；而且我選擇一個發達的地方更多是因為我自己不夠發達，否則我會去一個更加有趣而不那麼發達的地方（通常也不那麼方便）；那個地方可能在一個環境自由的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巴西。至於另一位“說不”作者，那是一個寫後朦朧詩的，我只想提一件事，就是他每次見到老番的時候那副下作相。 這些年中國好像出現了一批年輕的草根知識分子，他們在網上尤其活躍。這本來也事一件好事。只是他們儘管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專業知識卻大多不夠水準。他們都有完整的世界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這個高度分工化的時代顯得相當另類。可惜他們的天文是托勒密式的，而他們的地理也總讓我聯想起《海國圖志》一類東東。這批人也都屬於義憤填膺的一路。後來了解了一下，發現他們很多人參加過六四。當初他們的船被魚雷命中，船長大副們要求他們堅守，自己卻棄船逃生，而且被另外一條大船救走了，而且進了那條大船的頭等艙。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這些年輕的倖存者逐漸遷怒於那條大船，卻忘記了是誰施放魚雷，打沉了他們自己的船。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們成為民族主義者和新左派的肇因。 再說說我見識過的左派。頭一次見識這類人我還很年輕，印象最深的一個傢伙是個索韋托的學生領袖，印度裔，說一口不地道的牛橋（Oxbridge=Oxford+Cambridge）式英語。當時接待我們的地方伙食不好，但再差的伙食也總還能吃吧；至少我是顆粒歸肚，但我每次都要聽那位老兄抱怨，而且發現他不斷把飯菜倒掉；且不說世界上還有多少人餓肚子，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種正常的文化，都會把浪費食物視為極無教養的舉動。後來發現此人永遠尾隨在一群白人屁股後面，而且從不和黑人講話，我不知道他在索韋托是怎麼反對種族隔離的。 當然我也見過好的左派。我有個寫小說的哥們，Charles Wang；當年在北京和張弛同學，而且是同時被外院除名的。他年輕的時候在華爾街有份很好的差事，但對資本主義制度無比憎恨，於是憤然辭職，跑到舊金山參加了嘻皮公社，後來又搞另類出版社，跟美國主流文化對抗。聽着很酷，是吧？可每個這樣的人都是遍體鱗傷，除了什麼金斯堡、桑塔格、詹明信之流的中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眼下他跟我一樣，靠給別人做翻譯糊口，付房租，業餘寫作，寫完的小說無限期地修改；幸虧人長得滿帥，有些女人緣。他們家在大陸有些背景，有人勸他回國發展，他拒絕了，因為那不公正。前些時候我們一起吃飯，他剛剛接待幾個大陸來的年輕女經理去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考察，講解那些指示燈的功能的時候，那些女白領們不相信他居然懂得如此高深的知識（其實再小兒科不過），堅持要把裡面的職員找來問，核對之後發現果然不差。我那位哥們說，大陸的姑娘們怎麼變成這副德行啦？期貨、證券這些概念對他們來說，好像是一些性感的字眼，只要一提下面就會濕。這位哥們從未說過他為什麼反對資本主義，我想他只是喜歡這種反對的情調；也許和他的成長氣氛有關，據我所知，《資本論》就是他祖父翻譯到中國的。不管怎麼說，我喜歡她這種知行合一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做的就不如他。其實我也是個左傾分子，可我至少從來沒有和女左派談過戀愛。就是說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左傾，但在審美趣味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右派。 累了。今天閒聊到這兒。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