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滑冰明星施托伊爾的東德線人生涯

你別無選擇

文／王維江 圖／Gettyimages

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揭示了前東德時期，甜蜜愛情背後，一半對另一半的監視和背叛。電影在德國引發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持續不斷的爭議—誰做過這樣的線人？如何對待過去的線人？他們當年的選擇是出於生存的無奈，還是昧着良心的為虎作倀？

身陷“斯塔西”

由於與“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西德僅一牆之隔，前東德真正是地處冷戰的最前沿。在當時和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都以其縮寫“STASI”（斯塔西）而聲名遠揚。隨時可能遭“和平演變”的恐懼，使得柏林牆豎起的28年間，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1800萬中的600萬）被監控，線民人數接近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東德時期的“斯塔西”懼的嫌疑人氣味樣品。這些樣品用於對嫌疑人的追蹤。

1990年兩德統一，“斯塔西”的檔案陸續解密，對研究人員和媒體開放，也對全體公民開放。據說，這些監控資料一本本鋪開，足達1000公里長。申請閱讀解密資料的手續簡單，年滿18歲的公民持個人身份證即可查閱自己、近親（包括已去世者）的檔案。閱讀風暴由此掀開，也使得《竊聽風暴》這樣的電影得以問世。

人們在浩瀚的資料里愕然發現自己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斯塔西”的告密者，甚至夫妻雙方發現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賣着對方，失望之餘，雙雙自殺。整個社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打擊。

德國花樣滑冰明星施托伊爾（Ingo Steuer）就是這其中的一員。施托伊爾1966年11月1日生於卡爾·馬克思城（已恢復原名Chemnitz，開姆尼茲），父親是冰球運動員，母親是田徑運動員，他的身體裡有充足的運動基因。在哥哥影響下，幼年的施托伊爾幻想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但他表現出來的超人的彈跳和旋轉能力很快就被人發現，東德體育官員把他送進了國家辦的卡城滑冰訓練基地—那年他剛5歲。

“斯塔西”檔案館門前。

施托伊爾是個聽話的、懷着雄心壯志的好孩子。11歲時，“斯塔西”已發現了他的特點，開始暗中觀察他的行為。15歲時，他被選入國家隊—史無先例。儘管如此，他卻悶悶不樂：他本想成為單人滑運動員，沒想到被指定從事雙人滑，還得受另一個人的牽制。但他知道，黨是不允許搞個人英雄主義的，接受黨的安排，並且熱情地接受，才是惟一正確的人生選擇。

三年之後的1984年，實踐證明了他的忍耐、他的被動選擇是明智的。這一年，他獲得了世界青年花樣滑冰錦標賽的雙人滑冠軍。他剛滿18歲—冠軍頭銜成為他最美好的成年禮物。這一年，不僅是他職業生涯的轉折點，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轉折點—這一年，正好是電影《竊聽風暴》故事開始的年代，這一年，恰好與奧威爾的著名小說的標題—《一九八四》契合。巧合還是天意？

已向公民開放“斯塔西”解禁檔案。

按照現存“斯塔西”檔案記載，這一年的12月10日，星期一，一位中尉軍官找到他，問：“你願意加入到國家安全部的行列嗎？”按照施托伊爾後來的回憶，是好幾個安全部的官員來到他家—當然他們算好了，施托伊爾的父母都不在家，先是誇獎他，這讓施托伊爾受寵若驚，因為他的童年很是鬱悶，在學校里幾乎是個邊緣人。在他成人之際，黨竟然派人上門拜訪，施托伊爾很是興奮，覺得有了組織歸屬感。幾乎沒怎麼猶豫，施托伊爾就同意了。到了1985年的1月25日，他給國家安全部寄去了他的決心書：“在對敵鬥爭中，我將隨時利用一切手段完成重要的工作。”

從此，他有了一個化名“托斯頓”（Torsten）—這是安全部的規矩，進去的所有線人都有化名。現存的檔案顯示，施托伊爾一共上交了84份小報告，得到了4400元東德馬克的報酬。

從巔峰滑落

兩德統一後，施托伊爾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這段線人生涯，即使是在赴聯邦國防軍服役之際，面對部隊官員和履歷表格中是否參加過“斯塔西”的問題，他一概回答—“Nein”（沒有）。在新德國里，他的運動生涯逐漸達到巔峰：1995年，歐洲冠軍；1997年，世界冠軍、世界花樣滑冰大獎賽總冠軍；1998年，他在經歷了一次膝蓋手術和一次車禍之後，依然獲得了長野冬奧會的第三名。他是萬眾矚目的冰上王子，後來聲名顯赫的教練員。

然而，2006年都靈冬奧會前夕，德國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宣布，鑑於施托伊爾在東德安全部的線人生涯，取消他的國家隊教練資格，不得隨隊前往都靈。施托伊爾的線人生活曝光了。

他告到了柏林州法院。法院宣布國家奧委會的決定無效，理由是：“國家奧委會的決定缺乏法律依據。”宣布裁決的法官同時強調：“這事已經過去好多年了，一切都已成為歷史。”

在法律面前，施托伊爾取得了勝利；但在社會輿論面前，他仍然面臨着質疑和指責。有人說他三個月就得到4400馬克的報酬，是線人中不多見的幾個掙大錢的人物之一。掙大錢的線人，怎麼可能不貢獻有價值的小報告呢？

施托伊爾拒絕這樣的指責，在接受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的採訪中，他發泄了自己的委屈和憤怒：“我怎麼被當作一個重大刑事犯、殺人犯對待了呢？”他自我辯解道：“第一，那時的我還是個18歲的孩子，對將來一無所知：第二，如果拒絕和安全部合作，我就不可能再從事體育運動—它是我的生命，我將不會再有什麼前途；第三，我做線人，從來沒有給任何一個人造成嚴重後果，我沒有告發過任何人，只是應付差事而已。”針對別人說他拿了四千多馬克報酬，他發誓，他沒有用小報告換取過一分錢。

任務是監視

人們不願因此放過施托伊爾。2007年3月19日《南德意志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就在施托伊爾被吸收為線人的1984年，“斯塔西”在他所在的社區欲發展1995個線人，結果，其中的175人拒絕加入。文章質問施托伊爾，說所有的人都是出於無奈才加入線人隊伍，是不是對這些說“不”的人的侮辱？

其實，安全部的官員看中施托伊爾，是為了讓他監視花樣滑冰的巨星、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卡塔琳娜·維特（Katarina Witt）。由於她過於星光熠熠，西德曾以優裕的物質條件相利誘。東德政府為防止她叛逃，決定在她身邊安插一個線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

《圖片報》在採訪了施托伊爾之後，也對卡塔琳娜進行了訪談。她告訴記者，她早在15年前已經閱讀了“斯塔西”搜集整理的她的檔案，那時她就知道施托伊爾是許許多多監視她的線人之一。但她強調，這事已經了結。現在她希望的，是這些檔案永遠躺在檔案館裡，蒙塵發霉，不再被人提起。

記者有些驚訝：“難道你不恨施托伊爾？”

卡塔琳娜的回答是：“如果他泄露了某人的逃亡計劃，如果他把欲逃亡的10個人送進了監獄，那我會恨他。據我所知，施托伊爾沒有幹過這種事。”她還透露了施托伊爾小報告的一個段落：“我們開車去格臘（Gera）的馬戲團，卡塔琳娜開着拉達車，以每小時11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撒野。我們必須停下來，因為我們顛得要吐了，我請求她，別再像小孩子一樣胡鬧了。”

卡塔琳娜甚至為施托伊爾解釋：“當時他很年輕，也很幼稚。在前東德，我們每個人就像生活在一個鍾型玻璃蓋的奶酪盒子裡。這一切都成了過去，那就讓過去的事情保持原來的樣子吧！”

施托伊爾線人醜聞的討論和爭議還在繼續，施托伊爾的生活也在繼續。他依然做他的教練，而且依然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明星教練，他現在的弟子Aljona Sawtschenko和Robin Szolkowy剛剛獲得了2007年歐洲冠軍，繼續延續着施托伊爾當年的花樣滑冰雙人滑傳奇。但他的麻煩肯定還沒完結。

德國的反思

看看德國人是如何反思納粹歷史的吧。當日本人在21世紀還在否認慰安婦事實的時候，西德總理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波蘭下跪請求原諒了；即使是在反省了60多年以後，議會政治家們、大學教授們、媒體從業者們，仍然沒有停止反省的步伐。最近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建立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公法電視台推出的反省系列文獻節目，更將反省的對象投射到了普通民眾。德國的反省先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進行，後來發展到道德層面；先是拷問當權者的責任，後來拷問每一個人的責任。後一層面的反省令人吃驚，它的深刻和震撼之處在於：在沒有人來追究個人法律責任的情形下，個人如何追究自己的良心責任。

施托伊爾線人醜聞的討論和爭議才剛剛開始。施托伊爾贏得了官司，但他並沒有贏得輿論的支持和絕大部分民眾的同情。他曾經撒過謊，他至今不反思，他的所謂青春無悔，只能招來公眾的反感和厭惡。

電影《竊聽風暴》拍攝過程中有過一個小插曲，導演想借用一前東德的機關大樓、現在的監獄博物館實地拍攝，卻遭到館長的拒絕，理由是館長認為該電影劇本不符合歷史事實：在整個東德安全部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像電影中的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