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的“乏”與“新自由主義”們的“乏”
[ 雲淡水暖 ] 於2007-08-26 21:53:12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茅于軾的“乏”與“新自由主義”們的“乏”

雲淡水暖

《南方都市報》以及其它的幾個帶“南”的同門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平台，而前幾天，這個平台上卻有些喧鬧，因為一位長期在《南方都市報》上開專欄的“新自由主義”薛涌先生（如果非“新自由主義”，《南都》不會如此禮遇）表示要與《南都》“斷絕合作關係”，理由是什麼呢，因為“自由”。

《南都》先刊登了被其標榜為“微觀經濟學泰斗”（《南都》語）的茅于軾的文章《我要替富人說話 為窮人辦事》，大概“新自由主義”者薛涌則覺得茅于軾的文字太過刺眼，甚至有些敗壞了“自由”們的形象，也許，薛先生還有要在茅于軾做秀於先，藉助話題再秀於後的衝動，給《南都》投了一稿，叫做《為富人說話能為窮人辦事嗎？》，而這次《南都》沒買帳，把薛先生的稿子擋住了，於是，薛先生大發感慨，但《南都》又不給“自由”，只好在網絡博客上怒問《茅老是好人，但難道不能批評嗎？——我為什麼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

其他一些“自由”們的觀點，草民是比較贊同的，就是這其實是一場“內訌”，因為就薛涌的網絡文字來看，《南都》的確十分“珍視”與薛先生的“合作”，很是捨不得這位北大、耶魯出身的、身在美國的、自稱“在意識形態上，我和吳敬璉一樣是市場派”（注意，“新自由主義”把“市場派”定義為“意識形態”分野）的“新自由主義”的合作，畢竟大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同一意識形態的，“求同存異”麼。於是，《南都》先後有“編輯部主任”和“另外一個編輯”給薛涌去信，解釋了《南都》的本意。這樣看，《南都》確乎“夠意思”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薛涌卻愈發不買帳了，公開在網絡上叫陣“我為什麼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草民以為，一篇稿子，編輯當然具有最後決定權，編輯發或者不發誰的稿子，很正常，既然“長期合作”，何必如此矯情呢，況且，從掌握決定權的角度，除非薛先生的文字的存亡，能夠影響到《南都》的存亡，否則，“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於《南都》無損或者有損而輕微，按照其它一些“新自由主義”們惋惜的說法，叫做“雙輸”。

但，草民隱約覺得，薛先生這回的矯情背後，其實是無奈，無奈於茅于軾之類的“泰斗”，和為其提供話語平台的《南都》以及為其們找出種種理由辯護的“新自由主義”們的“乏”。以至於有“爛泥扶不上牆”的痛感，只好“終止合作”了，然而，草民還是想勸薛先生一下，話不要說的太滿，以《南都》的新自由主義招牌，還是值得一留的，也許過不久就會“冰釋前嫌”了。

茅泰斗的“乏”，薛先生已經指出了一些，比如茅于軾放言【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眾矢之的，就被剝奪，被侵犯。這一傳統幾千年沒變，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後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其結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這一點，薛先生都替茅泰斗感到臉紅“第一，中國並沒有“窮了幾千年”。相反，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大部分時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宋代時，人均ＧＤＰ也比歐洲高出許多。第二，中國後來的窮困也並非是因為仇富。亞當.斯密十八世紀末就觀察指出：中國已經富到頭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貧富分化太大，有錢有勢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護，窮人則一點保護也沒有。而且歷史也證明了亞當.斯密的預言。”（薛涌語），草民還可以補充一點，據北京大學韓遇害教授考證，清朝康熙皇帝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十分發達，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亞洲貿易中心，稱為“白銀體系”（韓毓海《天下》），而“窮了幾千年”的是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極少數的帝王貴族、士族地主階級、富商大賈等反而輪番着“富了幾千年”，就在最為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也並沒有與大多數人一起“都窮”。

茅泰斗的觀點，其實早已不是什麼新鮮東西，早在《物權法》起草初期，茅泰斗就說過【因為社會的進步大部分要靠是象科學家、法律工作者、知識分子這些高收入者的推動。如果用打倒精英分子的辦法保護窮人，結果就是一個諾大的中國永遠都只有窮人沒有富人。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也會因此而停住不前。】，其實就是一個“精英創造歷史”的觀點，在茅泰斗看來，現在的“富起來”的歷史，是靠“高收入者”們的“推動”，其他的絕大多數人，只不過是依附在“高收入”者們腳下撿拾殘渣余羹的“寄生蟲”，這次，《南都》幫茅泰斗重新包裝了一下，把“高收入者”擴大到整個“富人”隆重推出。

且不談茅泰斗的說法是否屬實，草民實在想不出這樣的一個現實邏輯，就是富人們一方面日進斗金，驕奢淫逸，恣意揮霍着，一方面卻“忍氣吞聲”，“沒有話語權”、“沒有聲音幫其”說話着，窮人們一方面“春風得意”、“高聲大氣”、“恣意專橫”着，另外一方面卻度日艱難，背負“新三座大山”着，邏輯“乏”到如是，豈有此理。

草民以為，最精彩的莫過於《南都》的一位編輯為茅泰斗解釋的段子【茅于軾不是不能批評，但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給人家扣上一頂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認為是非常不妥的。】（薛涌引《南都》語），草民為《南都》的“乏”感到驚訝，茅泰斗本人的文章標題就是《我要替富人說話 為窮人辦事》，難道“為XX說話”中的“為”+“說話”不能叫做“代言”？“富人”難道不是“既得利益”者？還需要什麼“證據”？這叫什麼語言邏輯？

對於“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給人家扣上一頂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之話語，草民想起來當年梁實秋教授質問別人說他是“資本家走狗”時的精彩問句“《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着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而魯迅先生的回答更加精彩“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魯迅《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南都》為茅泰斗而辯護“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梁實秋先生問“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要的都是所謂“真憑實據”，用魯迅的眼光，無非就是一個字——“乏”，在現今的語境下，就是“新自由主義”們的“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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