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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說(上)
［ 作者：晨明 轉貼自：本站原創 點擊數：742 更新時間：2007-7-16 文章錄入：xiaoyan ］

2006年6月9日至10日，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與美國 Monthly Review雜誌合辦「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國際研討會，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中國兩岸與美洲、亞洲的各地人士與會。文革時為河南大學生造反派的晨明先生在會上發表的這篇論文，深刻闡述了造反派的觀點，值得一讀。－編者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儘管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御用文人對我們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用盡殘酷鎮壓的手段；儘管一些庸人怕談和厭聽“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來說，是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中正確路線的踐行者，是二十世紀以來反帝、反官僚資產階級的英雄戰士，是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一翼。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召開，一方面是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被揭開，一方面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兩方面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在各個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中間，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也引起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嚴峻思考。如何正確認識並認真總結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狀況，如何劃清敵我，依靠群眾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便成為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分析矛盾，自一九五六年開始，領導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偉大曆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最終完成了對於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提出並實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示了他堅信真理的巨大信心。毛澤東逝世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由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輕言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並且認為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脫離了客觀實際，因此失去了論斷的真理性。特別是他們領導的另起爐灶的所謂“改革”，其實質不過是用漸進的方法搞垮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在已經非常清楚，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

社會主義所有制中的管理權、處分權問題

真理是對客觀矛盾的正確揭示，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即便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這樣的矛盾。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基本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引導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斯大林一直未能走出的歷史誤區。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所有制變更了，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了。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工農業，已經占到絕對優勢，生產數據的所有權絕大多數歸人民所有，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正是生產數據公有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然而，所有權並不等於所有制。所有制包括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雖然所有權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內容，它必然要求管理權、處分權與其趨向一致，但管理權、處分權對於所有權也具有絕對不可忽視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話，利用管理權、處分權很容易改變所有權。

由於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受歷史條件限制，擁有生產數據所有權的人民還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權和處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必須分清：一方面，人民選擇並擁護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及其派出的管理人員掌握生產數據的管理權和處分權，這是現實條件下保證管理權、處分權與所有權趨向一致的較好選擇，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着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無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時候，其主導方面也是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說明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解決，它和生產數據公有權是不一致的，是存在矛盾的，與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不相適應的。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中，並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些人社會地位變化後其政治立場也會發生變化，即便是真正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由於分工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百分之百正確表達民意。人民還必須不斷地加強監督，逐步參政，最終直接掌握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制問題才真正解決，社會主義才真正建成。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看來，……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還沒有解決”，主要就是指生產數據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

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管理人員手中，在形式上仍然屬於資產階級法權的範疇，是官僚資產階級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溫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由生產數據所有權者的人民起來直接加以監督和限制，並逐步創造各方面的條件以促使其消亡。否則，就永遠不能消除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高薪養廉”不過是“腐敗有理”的一種表達方式，他們主張的由一部分管理者監督另一部分管理者的做法，在實踐中也已經失敗，這些思想和措施都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樊籬。資本主義雖然注重生產數據所有權者監督管理人員，但由於生產數據所有權者利益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今天，任何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必然沿着毛澤東指出的由大多數人民監政、參政、並直接管理經濟、管理上層建築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不會終結歷史，社會主義經歷曲折之後還將必然取得更大的勝利。社會分工，在歷史上最初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就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經成為生產資料公有權最大的威脅。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３２６頁）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當握在少數人手裡，即使是掌握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手中，也不能自然地同所有權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人還有可能蛻變為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