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01 16:02:17 來源：人物周刊

　　光腳走在自家地板上的女人自有一種風情。查建英開門，一笑，嘴角凹一個淺淺酒窩。那條黑白碎花、中東樣式的寬大褲子有兩隻菱形大耳，走動時很是拉風。
　　鋼琴，雲湘扇，明清樣式的臥榻，《紐約客》……客廳里無聲的交待。她陷在米色沙發里，9歲半的女兒跑過來偎在身旁。她攬着皮膚瓷器般光潔的小姑娘，她90年代的主要作品，回望80年代，以及更早。
　　“你有多高？”有天王朔問查建英。
　　“1米74。那你有多高？”有必要反問一下。
　　“那我就1米75吧。”王朔說。
　　1978年初春，北大中文系新來了個女生。“又高又瘦，跟棍兒似的，曬得那麼黑，穿一棉猴，袖子接了老大一截，領子上還繡了一個‘查’。”多年以後，同班同學梁左對查建英說：“你當年可是太扎眼了。”那是查建英幼兒園大班穿過的棉襖。
　　就在幾天前，18歲的查建英還在北京郊區的中安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隊很賣力地幹活。恢復高考第一年，全村200多個知青里有兩個考上大學。來送行的生產隊長有點捨不得她：“送走了那麼好一個勞力。”

　　北大中文系的小蘿蔔頭

　　查建英出生時正趕上三年大饑荒，那之前，父母在“反右”中雙雙落馬，父親下放郊區餵馬，母親下放工廠，原先他們都在北京市委工作。查家的兩間房在一個大四合院裡，早年是太監李蓮英的宮外住宅，住着大約兩百戶人家。關於那個年代的最早記憶是在幼兒園裡，跟着老師拿着小漿糊桶刷大字報，脖子上掛根鑰匙閒逛，亂翻小人書，都是革命英雄主義教育。
　　8歲才上一年級，沒什麼功課，大部分時間在玩。兩次申請跳級都批准了，從此習慣總是班上年齡最小的那一個，因為個子特別高，又總坐在最末一排。學校旁邊有一條鐵路，貨車經過會減速，一群孩子追着趕着扒火車，查建英手長腳長，總是第一個跳上去。同學就編順口溜：“蹲班生，查建英，扒火車的第一名。”後來看《陽光燦爛的日子》，感覺親切，比紅衛兵小的那幫孩子就是這麼胡鬧過來的。

　　胡鬧里也是有政治的。走在路上會有同學扔她磚頭，趴在游泳池邊曬太陽，會有幾個人過來踩她的腿，冷不丁家裡陽台上就堆了一坨屎。父母在院子裡挨批鬥，名字刷在一樓陽台上，還畫上大叉叉，斗大的墨字留了整整10年。“黑崽子”的心是很矛盾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讓她很想跟別的孩子一樣去認真地信仰，但生在一個有問題的家庭，跟別人不一樣；家裡小環境卻很溫暖，父愛母愛齊全，她對父母的感情沒有因為大叉叉而改變——這種矛盾貫穿了她的整個少年時代，直到上了北大。
　　查建英的父親是畢業於老清華的“五四”青年，家裡頗有些藏書。《水滸》、《三國》、《西遊記》9歲就看了，《紅樓夢》11歲看的，跳着看。然後唐詩宋詞、魯迅之類。抄家時少了大半，但經典留下了，接着看。她明顯對文學書更感興趣，也試着胡寫。母親還留着她9歲時用文言文寫的一篇筆記體散文，描寫古潭怪獸的故事。
　　作家夢就這樣胡亂長出來。77年高考只能報三個志願，中文系好像跟作家最沾邊，查建英就填：北大中文系，北大新聞系，北師大中文系。
　　北大中文系77級文學專業49人，查建英是小蘿蔔頭，最大的同學長她14歲。陳建功從煤礦來，大她10歲；黃子平從海南橡膠農場來，大她整10歲，同月同日生，格外有緣，後來成了好友；還有後來英年早逝的梁左，80年代活躍於文壇的黃蓓佳。
　　查建英對叔哥輩的同學好生佩服：從社會上來，成熟，有閱歷，有色彩，有性格，個個一肚子故事。陳建功整天在談小說構思，也很會講故事，口中筆下相差無幾；陳建功、黃蓓佳已有小說發表；加上一批報刊業餘作者，大家的創作熱情集體高漲。老師可不這麼看：這批學生難教無比，令人頭疼。課上常有古怪問題冒出來，是從學校到學校的學生想不到問不出的；課外馬不停蹄討論，話多事多。等這批學生走了，野路子的氣息也跟着散了，先生們不免又懷念起來。
　　解凍期興奮點很多，譬如傳閱校園詩歌，參加城裡秘密聚會，感覺像革命電影裡地下黨接頭。“第一次見北島、芒克是在79年初。一屋子全是藍制服，特樸素，特嚴肅，談的都是現代主義文學，那些作品以前聽都沒聽到過，但那種激情和強度特懾人！”雖然後來也聽說，有女生在場和沒女生在場，男生的表現力會不大一樣。不過，這也很人性。
　　接着就出了“四個小喇叭褲事件”。北大第一次舉辦學生舞會，地點在大飯廳。77級中文系4個女生自己動手，裁縫了4條喇叭褲，穿着去亮相，引起轟動。查建英是4個女生中的一個。
　　然後流行西方古典音樂，貝多芬、勃拉姆斯，母帶有音像店剛開始賣的，或是有國外渠道的學生帶進來的，瘋狂翻錄，都用特別差的磁帶，所以很多雜音，有時幾乎就是噪音了，但還是在被啟蒙的幸福感里堅持聽，反覆聽。電影也有了，查建英在學校里看到印度電影《拉茲之歌》可能是在1980年，眼淚嘩嘩流。

　　飛，但不知去哪

　　後來班上來了個插班生張玫珊，是台灣出生的阿根廷華僑，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都很好。她總穿一件黑色皮夾克（簡直太有異國情調了！），對一些很新潮的觀點都見慣不怪，當時還在給香港一個雜誌寫專欄。封閉年代外邊來的人很稀罕，這善解人意、通體陽光的張玫珊照亮了查建英，也征服了黃子平，後來成了黃夫人。
　　大二時，班上幾個北京同學被分到留學生樓跟外國學生同住。查建英的同屋是個愛爾蘭女孩，有個高大帥氣的蘇丹男友。同屋因為迷上他就把在英國銀行工作的前男友給甩了，這簡直太浪漫了！查建英嗅到了另一個世界的生活氣息。
　　有了感性對照，查建英隱隱覺得自己的這份生活是壓抑的，是有問題的，這壓抑到了大三大四愈發明顯。忽然間，少年時代的種種烏托邦、質疑和矛盾摧枯拉朽、統統幻滅，就像西單那堵牆的倒掉。差不多這時候，她寫了一個短篇小說《飛》，朦朧表達了要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尋找一些此處沒有的“他者”的心思。至於飛到哪裡去，尋找什麼，都無從說起，因為沒有信息，不知道。

1986年，哥倫比亞大學。後排左一為查建英，左三為譚盾，右二為夏志清，右三為袁運生，居中者為阿城

　　81年初，同班同學吳北玲和男友孫立哲正在申請自費留學，建議她也試試。查建英就去北京圖書館，挑了十幾所美國學校，知名學校挑了哈佛耶魯，不知名的也選了些，擬了一封申請信：“我是誰誰誰，想到你們學校讀書，你們有沒有興趣給我獎學金？”一式十幾份，群發。但她壓根兒就不知道那些學校在哪兒。
　　沒想到名牌學校都回信了，說時間不對，申請已過，歡迎明年再來。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從來沒有中國大陸的學生申請過，查建英申請的是英文系，系主任拍來一封電報，三句話：“我們很感興趣。可以給你獎學金。速寄成績單來。”成績單寄過去，就OK了。
　　大使館簽證官發現這姑娘英文比較差，居然還報英文系，聞所未聞，但還是簽了，也是三句話：“首先我認為他們犯了一個很荒謬的錯誤。但是你去吧。祝你好運！”1981年9月，父母傾其所有，花3000元買了張單程機票送她上了飛機。果然“飛”了，像夢一樣。
　　幾個月後，就有了托福考試。查建英說，等於僥倖漏網。再一兩年後，才有了出國熱。在1981年之前，中文系的人清高到公共外語都是對付的。出國？沒興趣。那時的天之驕子畢業都會有很好的工作，心理上也有挑起重擔、成為棟梁的使命感。同學們大多認為查建英純屬胡鬧。
　　落定之後，黃子平的信也到了：“你到的可是美國的貴州啊。”南卡羅萊納是個充滿美國式熱情的南方小城，留給查建英的滿是溫暖記憶。初到幾個月，系主任最樂意的事之一就是帶着她在校園裡走動，介紹給其他人。遙遠東方，而且是中國大陸第一次有個大活人空降校園，大家恨不得掐她幾下，看是不是真的。
　　有段時間，查建英跟一個台灣女孩同住，一對歷史知識，發現對同一段歷史的描述兩岸相隔千萬里，相互打架，都覺得不可思議。查建英吃起冰淇淋的胃口也讓台灣同胞覺得不可思議。
　　講起初到美國對垃圾食品的深情，查建英連描述帶比劃，音調升了級，還找不着詞語。“只要是油多的東西，吃起來真是……”“狼吞虎咽！”一直說英文的女兒幫媽媽補齊。麥當勞必勝客肯德基，外加墨西哥快餐，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吃東西簡直就是享受！後來想想，80年代初邁出國門，書看得特別少，肚子裡油水也特別少，文化上饑渴，胃裡也饑渴啊。

　　八十年代的品格

　　短短一個多月，《八十年代訪談錄》第一次印刷的1.5萬冊已經零庫存，正加印；7月港版面世；6月27日，查建英在上海與王安憶、陳村等會面，續談“八十年代”。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過，80年代可能是一個非正常狀態，是文化極度貧乏下驟然的爆發。一個多元和相對正常的社會形態下，不應該有那麼多人一個猛子扎進文化，頭都不抬。
　　查建英：我同意。在一個大背景下，我們可以說現在是更多元和正常了，但是很多東西也很不正常。《八十年代訪談錄》是全面再現那段歷史的真實嗎？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明顯的殘缺。因為禁忌，才有盲點。我更覺得現在物質生活是豐沛多了，但精神生活還有很多令人遺憾的缺失。
　　人物周刊：我想問問你對90年代的看法。
　　查建英：90年代還是可以看到許多有理想、有個性的年輕人在追求獨立之思想，努力做他們喜歡的事情，譬如現在好多年輕人去做志願者，沒有報酬的。我說過不喜歡90年代的一點，就是它太物質，太技術了。物質和技術有它好的一面，但捲入太深會帶來這樣的症狀：過度沉迷於信息量、追逐速度和消費時尚，懶於獨立思考和發展健全平衡的品性，集體躲避那些需要花時間耐心培育的、需要付出勇氣和代價的東西，如果你沒躲，那就是不識時務。嘲笑深刻、挖苦崇高，好像用一塊抹布就把這些東西全都抹過去了。社會看起來是多元了，但帶有明顯的反智傾向，膚淺、狂躁、普遍焦慮。而且，這真是人們在多元中自己的選擇嗎？很令人懷疑。我是研究文化潮流的，這種情況在這個領域比較突出，在商業或其他領域我不太清楚，但感覺有一股相通的風氣。
　　人物周刊：蘇珊·桑塔格有過一個論斷，她說如果從文化的角度考察，資本主義的商業文化、消費文化比專制主義更具毀滅性，人們會自覺地把原先的生活和價值體系徹底摧毀。你同意她的這個結論嗎？
　　查建英：不大同意這樣的比較。桑塔格是典型西方左派，她沒有經歷過專制集權的統治，不懂它的毀滅性，她只是從自己那一代歐美知識分子的經驗和理想主義出發，推導出這麼一個結論。消費主義和專制主義哪個更可怕？我覺得都挺可怕，兩個結合起來更可怕。區別可能在於：一個是軟性地誘惑你，讓你似乎是自覺地選擇了它，另一個則是用暴力強制你屈從，不僅要摧毀你的精神，還要摧毀你的肉體。桑塔格要是經歷過咱們的“文革”，讓她根本別想有任何獨立思考的權利，相信她會明白有選擇還是比沒選擇要好些。當然，消費主義的生命力恐怕比專制主義更長久，與它較量是未來更長久的戰役。
　　人物周刊：1984年你去哥大是不是跟它在紐約有關係？
　　查建英：對，1984年覺得英文沒問題了，就想到美國的大城市生活，特別想去紐約住一段，還有就是當時夏志清開始談論小說史，張愛玲錢鍾書啊，提出了大陸沒有的觀念，特別想了解，就跟了他。我申請的是比較文學系，當時系主任是薩義德，寫《東方主義》的那個。夏志清當時在東亞系教課，我這個學位是跨系的，所以兩邊聽。
　　人物周刊：問一個你問過他們的問題，為什麼選擇回來？
　　查建英：我先生——他抽象思維特別好，理論很通——說我的腦袋是waterproof watch，理論像水，到你那都進不去。在哥大，除了上必修的理論課，我整天都在看小說。也有老師警告過我，現在是理論熱，如果畢業後想找到比較好的教職，你應該多選點理論課。我聽了之後特別不舒服，我沒有特別明確的計劃想當教授，我也不會是一個好教授，這不是我想過的生活。我只把讀書當作一個吸收過程，我還是想寫東西。哥大後來給了我博士論文獎學金，我就回國了，沒有做論文，寫了《China Pop》，等於把博士學位放棄了。
　　我對理論一直有種拒斥和警惕，我覺得生活永遠大於理論，理論再高深再深奧都蒼白。當然有人在裡面樂而忘返，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喜歡進那條軌道。
　　人物周刊：1987年回國，直到1989年夏天回美國，基本上整個80年代的頭和尾你都在中國。回來以後是不是迎面碰上當年的激情，感覺修成正果？
　　查建英：是的，很熟悉。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潮流的初期，魚群剛剛浮上水面，躍躍欲試，朦朦朧朧，水溫也是乍暖還寒。87年我回來的時候整個社會，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這種城市，大家心態都比我走的時候要舒展得多，信息也多，很多東西都進來了。當年的同學們過了最初的學習期，都開始出東西了。大家有同道的感覺，有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識，就是推動文學、藝術和思想的自由度。大家很嚴肅地對待很多事情，不像後來很多人調侃一切，認為那麼認真多土啊。 真誠、熱烈、滿懷希望，這是80年代的品格。
　　人物周刊：但陳丹青那句“以為蹦迪啊”都快成警句了。
　　查建英：丹青那句話說得是準確的，但我不會用這種比喻去說，因為回來以後我感受到那種特別難得的珍貴的熱情，這種熱情和創作的水平是應該分開來談的。我那麼早去美國，完全是一個個人身份，在外面也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但我後來對那種個人主義有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檢討，因為回來之後發現生活還很清貧的一批人，這麼熱情地去追求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品質，這種態度和氛圍令我感動。也許幼稚，也許脆弱，但的確很真誠很浪漫，大家一邊爭論探討一邊相互扶持，一起去推動社會進步，我有一段身在其中。我覺得回來參與這樣的事情太好了，因為爭取來的東西特別有價值。
　　人物周刊：80年代大家那麼一致，但後來經商的，回到書齋的，忙着出名得利的，各歸其位，這一切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回過頭來檢視，當初的激情是否可疑？
　　查建英：9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普遍調整分流、重新定位，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生態，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相，很多80年代看不到的東西。有的人堅持理想，知識分子的個性就出來了；有的明顯是投機，80年代理想主義、社會良心是時髦話語，他就操練那套話語，到了90年代，權力、金錢、地位成了關鍵詞，他就改用這套話語。識時務者為俊傑，總有一批人“與時俱進”，什麼時代說什麼話，什麼時代做什麼人，永遠牢牢抓住最有利的資源。他有沒有自我呢？
　　人物周刊：你還會用中文寫小說嗎？
　　查建英：有段時間我對非虛構小說非常着迷，也一直很喜歡《紐約客》上那種文學性極強的長文，到後來我自己也在上面發文章。《China Pop》就是那段時間寫出來的，我現在正在完成續集。我想還會寫小說的，英語畢竟是第二語言。回到中國，我又有了新的創作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