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而左：芻議“兩個時代” |
| 送交者: 鄧復辟 2007年07月15日00:00:00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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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而左：芻議“兩個時代” 頂 薦 ★★★ 右而左
共和國到現在的歷史，分為兩個大時期：1949年10月-1976年10月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現在。前一個時期叫做毛澤東時代，後一個時期到目前為止都被歸為改革開放時代。（本文將圍繞這個時間分段展開，該貼可被看作是序言） 兩個時期的時間長度基本上相等，兩個時期各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成就、不同的缺陷以及種種不同的社會問題，它們是許多截然對立的價值觀作用下的產物，這使得將兩個時代進行對比，在對比中進行反思, 尋找出更合理的國家發展的道路，成為必要和可能。由於主導這兩個時代特色迥異的是同一個共產黨，於是，對於兩個時期的評價和反思，就主要是圍繞着兩個領導人展開。 毛澤東被模稜兩可的“三七開”，蓋棺論定，他引以為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的10年事業，被一紙文件全盤否定。這使得某些對於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具有刻骨仇恨的人，可以在現實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對那個時代和毛澤東本人，大肆指責、評論、甚至誣衊、詆毀，不必擔心犯“政治不正確”的錯誤，更不必擔心“政治迫害”。與此同時，由於現在依然是後一個主宰者所主宰的時代的延續，沒有人可以對這個時代和他的主宰者進行直接的、正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判，任何“不合時宜”的獨立思考，都可能犯“政治不正確”的錯誤, 所謂反思也就流於形式，流於就事論事，只有“素描”，不見“油畫”。當然，這只是媒體中表現出來的情形，我相信在媒體之外，有“素描”，更有“油畫”，思考、反思一定是深刻的，並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中國前進的思想動力。 略作凝思便不難發現，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有一個思想上的可悲現象：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獨立思考被一些人稱作奴性，依附權貴的吹牛拍馬反被一些人譽為思想獨立，有自由民主意識。例如，在網上總能見到一些網友，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迴避主體實事，只憑着政治文件和某些當時被打成“地富農反壞右”的人所發的詛咒，就敢做自以為是的批判，而對於當下這個所謂改革開放的時代，卻憑着表面的繁華，除偶爾發幾句不痛不癢的牢騷外，就一味讚歌、頌歌，就一味煙花、炮竹，唯恐盛世的氣球還不夠氣派，鮮又忠誠的現實批判和坦誠的建言。這些人明明白白一群馬匹精：當下的東西，有領導人說好，必也“好”之，過去的事情，有決議說壞，必也“壞”之，十足的奴才相，搖尾乞憐樣，卻敢給自己貼上民主自由、獨立思考、平等博愛、人權福祉之類的標籤，給別人戴“個人崇拜”、無知無恥、奴顏婢膝的帽子。再例如，有個名作家，在前一個時代是施害者，榮華富貴，在後一個時代裡，聲淚俱下作懺悔，保住了榮華富貴，還提議建文革博物館，沽名釣譽到一個社會良心的桂冠。說這個人是獨立思考的，是民主自由的，是沒有奴顏婢膝的，是具有社會良心的，打死我，我也不信。這樣的人，一方面丟掉人格，拍着現實領導人的馬匹，一方面又厚顏無恥給自己搞 幾樣諸如自由民主，思想獨立的帽子戴上。他們是聰明人，但絕對不是自由主義者，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民主與自由，社會主義法制與平等的真正阻力正是來自這些人。 毛澤東從來沒有教導我們怎麼做聰明人，他只教導我們做“造反”的人，造儒家的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造官僚主義的反，造美國帝國主義的反，造蘇聯的反，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踐中，獲得真知灼見。這樣被教導出來的人，不需要標榜自己思想獨立，意志獨立，崇尚自由平等，卻實際上是真正具有這樣思想的覺悟者，他們從民眾中來，為民眾發言，即使自己生活無憂無慮，但決不會信口開河，說改革開放使民眾獲得了許許多多，說這是個太平盛世，說現在的中國比毛澤東時代，更安定，更安全，更平等，更公平，更少的人死於非命，更多的人過着快樂幸福的生活。 已經過去的那個時代，沒有凝固，依然在流動，並影響着中國的今天和未來，如果塵封那個時代，淺薄那個時代，甚至簡單否定那個時代，那我們就實在太可悲了；正在行進中的這個時代，需要思想源泉，如果思想源泉的提供者，都是靠詛咒前一個時代發家致富，攫取名利，又自我標榜為獨立思考的人的話，那我們就更可悲了。
右而左
後一個時代以1989年6月為界，也分為兩個時間板塊。在1978年到1989年這個時間板塊里，主要事件有批判“兩個凡是”運動，真理標準討論運動，平反昭雪（運動），農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城市工業改革廠長負責制（運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89政治風波；從1989到現在，則有鄧小平南巡講話，經濟軟軟着陸，抗擊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股份制改造，大型國有企業MBO(運動)，反腐敗（運動），學習三個代表(運動)，黨員“保先”(運動)。這裡凡“運動”二字被括起來，表示沒有強調是運動，但實際上還是運動式的。 這樣粗粗一列，一個明顯的特徵躍然紙上，前一個時代由第一板塊到第二板塊，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經濟色彩越來越淡，給歷史觀察者一個感覺：經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政治運動過多，造成國家貧困和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尤其是大躍進，造成了“經濟災難”，導致了60年前後的大饑荒（事實上後來的許多宣傳者也正是這樣解說大躍進的直接後果的）；而文化大革命則直接導致了經濟徹底崩潰。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在政治掛帥和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經濟上一無所成。而後一個時代，從第一板塊到第二板塊，意識形態越來越淡，經濟色彩越來越約濃，改革了，開放了，中國與世界接軌，成為了國際大家庭里有影響力的重要成員，中國經濟GDP 增長世界之最，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人民沒有政治壓力，享受着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心情舒暢，生活蒸蒸日上。 但不幸的是，問題好像並不是從表面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不然，現在的中央領導人也就不必要提出“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政治主張，試圖調和日益激烈的社會矛盾。這個矛盾的表現之一，是公安部公布的近年來，每年出現多達7萬多件的群體事件。如果說這只是某些主流學者說的變革中的必然，不可避免，改革帶來的陣疼，不必驚慌，那麼，我們就大錯特錯，中了這些人想搞垮中國的奸計。 共產黨政治學範疇里的“人民”，被別有用心者偷換為生物學物種定義範疇的“人”。他們說人民就是全體人，不分職業，不分階級，不分民族。這是訛詐，是對人民大眾赤裸裸的訛詐。去年，在探討“以人為本”的話題時，就有不少人搞這種訛詐，說以人為本，不能是以工農聯盟下的人民為本，而是要以“全體人”為本，把中央為了緩和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而提出的“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正確概念，惡意進行歪曲，抽空內涵，試圖掩蓋社會矛盾，否定在這個時代裡，人民在主流學者的治國理念里被拋棄的事實。 我在後文里將嘗試將這些表面現象下掩蓋的東西，發表一些看法，帖子在哪個篇章里卡殼我不知道。此時此刻我就沿着“人民”這個話題，先發表一些應該不會卡殼的看法。 如何看待兩個時代下人民及其生存狀態、生活水準，生命忍耐和貢獻，是我們認識和理解兩個時代的第一步，是基礎，也是反思的目的之一。我很希望自己有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本事，把蒙太奇的手法運用到極致，在用鏡頭講述歷史時，不必把鏡頭對準後人對於歷史的評價，只需對準歷史自己的表現，把觀眾拉回到歷史的縱深，通過時空的交變、場景的切換，讓每一位思考者，認清歷史的真相，給出自己的歷史解釋。 人民是誰? 毛澤東在總結了共產黨人奮鬥成功的經驗，檢閱了古今中外歷史的發展後，得出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在毛澤東的概念中，人民顯然是指由工農商學兵組成的普通的勞動者，不包含對這些普通勞動者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貪污腐化分子，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在中國的代理人，以及各種失去了江山而夢想復辟的共產黨的敵人。這是個歷史沿革的概念，含有明顯的共產黨至1949年革命成功的經驗內涵。 在前一個時代裡，人民在理性力量的驅動下，懷抱理想，心系黨，心繫國家，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以全民族的價值代替個人的價值，一個一盤散沙的封建國家因此而被凝聚起來，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並讓集體主義成為它的主導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國家不再是皇帝的狩獵場，不再是有錢人的遊樂園，國家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有權做國家的主人。這個覺悟不是自發的，而是毛澤東等人不斷灌輸下漸漸發生的，是在人民看到了共產黨人的確在乎她的人民，而不像自古以來的統治者那樣，只在乎權貴和富人之後慢慢出現的。隨着這個覺悟的發生，我們中國人現代國家意識形成了。 此刻，我或許該把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到東南沿海，搖到西南邊陲，搖到東北的黑土地，搖到西北的戈壁沙漠，搖到黃河的岸邊，搖到長江的波濤中，搖到960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塊土地，去看當時的人民如何成為建設者，在一個1949年幾乎沒有鋼鐵業，沒有汽車製造業，沒有其他諸多重要的基礎工業，還經歷了自1840年以來的百年戰亂，真正是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一個讓西方列強坐臥不安的現代中國。 在這個建設的浪潮中，我們有了基本健全的全國性鐵路網絡，我們有了自己的萬噸遠洋輪，我們有了自己的自卸載重汽車，我們把北大荒變成了大糧倉，把戈壁灘建成了綠洲；幾萬座水庫在大地上躺開，全國性的醫療網絡建成，許多的瘟疫消失了，許多的不治之症得到了遏制，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壽命，相比於1949年前，都有天翻地覆的變化；鞍鋼，武鋼，首鋼這些大型鋼鐵企業建成了，直到今天依然是行業的主導；東北的“一重”，四川的“二重”，直到今天還是無法替代的國家支柱型重型機械廠；長春的“一汽”，湖北的“二汽”，直到今天還是汽車工業的龍頭。“大小三線建設”第一次系統完成了全國性工業布局，一個工業網絡基本建成，使中國工業在那樣困難的時期，遍地開花，為中國經濟在後一個時代的騰飛，搭建好了發射架，並已經點火。以攀枝花鋼鐵基地為例，我們無法估量這個鋼鐵工業基地在今天西部經濟中的份量，無法設想沒有攀枝花，今天的西南會是怎樣。蘇拉密網友還寫成了成昆鐵路建成的系列文章，圖文並茂，以最具體的事實，震撼人心的畫面，告訴今天的人們，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和她的子弟兵有怎樣的意志和決心，是怎樣的愛這個國家，愛出了偉大的成就。軍事工業的突飛猛進我就不再老調重彈了。我們要記住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那些在這個偉大的建設年代裡付出了青春、理想、熱血和生命的人們。如果說那是一個沒有建設的年代，經濟崩潰了，就是對所有這些建設者的誣衊、侮辱，對他們驚天動、泣鬼神的偉業的漠視或惡意隱瞞，是對我們民族的不孝。 是什麼力量讓人民如此不計個人得失，貢獻一切？是理想，國家使命感，民族危機感，民族前途的光明感，還有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共產黨人的無條件信賴。這些都不是物質的力量，都不是來自下半身的欲求，是理性，是人作為人應有的一種精神。在那個時代，政治運動營造的正是這樣的精神力量。所以毛澤東敢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敢說：“高貴者最愚蠢，卑微者最聰明”。人民的每一個個體，都是卑微的，都是弱小的，但組織起來的人民，就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就是比高貴者更聰明、更智慧的強力生命。所以，為了內聚國力，外抗列強，中國最需要自己獨特的集體主義，而不是今天一些人，在對西方個人主義一知半解的淺薄認識之下，倡導的個人主義。 為中國贏得世界尊嚴的是那些地位卑微，但力量無窮、智慧無窮，被毛澤東尊為聰明人加以依靠的人民。誰如果要認識真正的中國人民，只要回到毛澤東的時代裡去，做些踏實的研究就可以了。這樣的人民是不應該在後一個年底代被當作商品，出賣給有錢人、官僚買辦和帝國主義，讓他們成為“世界工廠”里生存最艱難的群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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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真的是“餓死3000萬”那麼嚴重嗎？科學的數字是可信的，但不幸的是，今 第一段是我上個月與三位剛退休不久的人士閒聊時的對話。他們顯然誤把浮誇當作了糧食沒有增長，甚至減產和無收，因此也都對餓死３０００萬，確信無疑。從以上對話中大家可以看出，堅信者的堅信憑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思維邏輯極為混亂，幾乎不知道科學的歸因論為何物。這不是人群中的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 第二段對話是在2002 年左右，有許多人在場的情況下，我和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的研究生的一次爭論的片斷。他本人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全部知識，來自後一個時代各種渠道的宣傳，包括許多出口轉內銷的所謂真相。但他堅決不承認，認為是自己獨立思考者的結果。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一直是我的一位年輕的好朋友，每次爭論輸了，過一段時間就有備而來，每次都是備着自以為無可挑剔的邏輯和證據來，卻帶着一堆的邏輯不通和矛盾回去。一段時間不和我爭論，他就覺得思想空空蕩蕩，就要請我吃飯，重開戰端。我從來沒有打算說服他，只希望在爭論中彼此修正看法，接近真相。我寫這些帖子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大躍進是談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不可迴避的一個焦點，我和許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交流者，在各種公開的和私下的場合進行了觀點的碰撞。這些交流者，為了確立自己是獨立思考者，一般都聲明自己不相信宣傳，只相信自己的思考，但基本都忽視自己明顯落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不相信“當下”的各種宣傳，一方面，又對“當下”宣傳中對於過去的某些不實之詞確信無疑，尤其某些宣傳出口轉內銷後，他們更是堅信的不可動搖。我本人對比過許多國產的史料和進口的史料，在大的定性方面其實都是同源。這個餓死3000萬就是一個典型。 大躍進的確是違反了經濟規律，後來自然災害造成了饑荒，在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現象，也是事實。這裡的問題是：一，大躍進和當時的自然災害沒有直接聯繫，二者僅僅是時間上相鄰，大躍進在先，自然災害在後。二者產生過“共振”，使饑荒被一定程度放大是可能的，但不能僅因為時間關聯，確立因果關聯，在歸因時，把大躍進看作是三年自然災害，進而是大饑荒的原因。二，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檢討自己的失誤時，沒有文過飾非，而是真誠反省，甚至默認了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代表黨向人民所做出的檢討：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這不表示，天災對當時的饑荒真就只負有三分的責任。第三，在文革中搞憶苦思甜的時候，的確有貧下中農在給學生憶苦思甜的時候講到過59-６０年那會兒，跟解放前一樣苦。我上小學時就聽過這樣的憶苦思甜。但這不表示，大躍進是餓死人的直接後果，大躍進沒有糧食增產，大躍進在農業上沒有取得實際成就。它實際上僅表示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饑荒和解放前的戰亂一樣嚴重。 有些人可能還懷疑三年自然災害是不是真的存在，有這樣懷疑的人可以去查有關氣象科學年鑑。我的老家在湖北，離長江有約４０多公里，是一個丘陵地區，地勢比較高，順山坡向下１０公里左右，有一個大湖（注意，現在許多地方號稱的江蘇大閘蟹，不少是產自湖北，包括我家鄉的這個湖），這個湖有出入口和長江相連。我小時間就聽父母講，那年發大水，洪水倒灌進湖裡來，一直淹到我們家門口，許多地方連續三年，顆粒無收，全靠吃國家的返銷糧。我的家離長江約４０公里，還是丘陵地區，洪水居然淹到了家門口，這洪水有多大，就不難想象了。這就是我確信當時自然災害存在的原因。 至於餓死人，至少在我們那個地區是沒有大面積發生的。８０年代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思考許多被灌輸的東西，非常嚴肅的問過父母和鄉親，到底當時村里餓死多少人，回答是非常一致和肯定的：三年自然災害時，餓得真難受，吃觀音土，吃進去，拉不出。但餓死人還是沒有的事。非常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沒有搞清楚觀音土是什麼東西，只知道每次煮飯的時候加一點進去，吃了特別耐餓。我家“傳家寶”故事是，有一次從村里食堂分稀飯，父母讓大哥去端稀飯回來，大哥在路上摔了一跤，稀飯當了肥料，回家後被父親臭罵了一通。在那個饑荒的年代，一大盆稀飯意味着什麼？我父母每次講這個故事時，都充滿着當時一樣的惋惜，但總是引來我們的哈哈大笑。 我二哥是５９年出生的，村里還有好些個５８，５９，６０年出生的，有因為牛痘而死的，沒有一個因為飢餓而夭折。河南省信陽是當時餓死人的重災區，信陽離我們家鄉不遠，一些人到我們那裡討飯，但沒有誰在我們那裡餓死，有一些婦女還嫁給了我們那裡的男人，到死也沒有返回河南。當然，我們那裡是個魚米之鄉，可能並不具有餓死人的典型性，但可以作為參考，對３０００萬這個數字，提出嚴重的質疑。 三年自然災害過後，國家的經濟調整措施也開始取得良好的效果。大躍進中，毛澤東和全黨一同制定指標後，就去干別的了，讓別人主持大躍進，把大躍進搞得一塌糊塗，等到毛澤東自己發現問題時，為時已晚。為了保護這個接班人和其他許多執行者，毛澤東只好把幾乎所有責任都攬了過來，並成為後一個時代別人攻擊他的口實。 經濟調整，毛澤東一開始就沒有接受劉少奇“三自一包”的搞法，而是堅持集體主義的道路，並給了周恩來特別大的權力，協助劉少奇搞調整。結果，依靠集體的力量和智慧，實際只用了2-3年的時間就基本使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使劉少奇需要6-8年的悲觀預言落了空。 之後大規模餓死人的事情就不再發生了。我真正記事是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那時我們許多孩子總在隊裡的打穀場玩耍，爬上至少10米高的稻穀垛子上往下滑溜，就像城裡孩子玩滑梯那樣。隊裡要交餘糧、交生豬，以及交黃豆、綠豆、芝麻之類，國家統購統銷，供應城市，到冬季，國家會返銷一些糧食給隊裡，分給各家各戶，返銷回來的不都是稻穀或大米，還有北方的東西，比如土豆，蘿蔔。 我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見到土豆的，而且對於北方蘿蔔的記憶就實在太深刻了。我們當地的蘿蔔都是圓的，橢圓的，一般雞蛋大到兩個拳頭那麼大，冬天返銷回來的蘿蔔，碗口那麼粗，一尺多長，家裡做了吃，跟我們當地的羅布味道一樣，我一直不知道吃的是那個像根大梆子的傢伙，還以為是自家菜地里的。第二年我們那裡的糧食就豐收太多，國家不再返銷了，我便一直在記憶里尋找那個大梆子一樣的傢伙到底是什麼東西，是哪裡來的，怎麼見過一次就再也見不到了。直到1979年讀大學到北京，冬天看到北京大街小巷的蘿蔔，十幾年的疑問，才豁然釋懷。 隨着這根蘿蔔在我眼前的消失，毛澤東時代的人民的生活就確鑿無疑蒸蒸日上，而當這根蘿蔔在北京被我重新找到的時候，已經是後一個時代的開始。許多善良的人們，懷着希望緊跟時代步伐，但不幸的，一種沒有被意識到的危險，悄然降臨到他們頭上，演變成拋荒土地、失去土地、下崗、失業、買不起住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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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出經濟崩潰說的直接依據是所謂貧窮。的確，雖然毛澤東時代國家和人民一直在和貧窮奮鬥着，但是快要進入第二個時代的時候，國家和人民還沒有擺脫貧窮。然而，這個貧窮只是物質的，而且這物質的貧窮不是在科學的對比中顯現的，卻是把西方發達國家的富有作為參照，樹立一個非客觀的標準，然後指控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搞經濟建設，只搞運動，搞出了貧窮。我以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合理的對比參照應該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而不應該是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因為他們雖然也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們之前的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完全超出中國可以企及的水平，“二戰”只讓它們劃破了皮肉，沒有傷及五臟六腑，日本是這樣，美國更是這樣，戰爭真正導致了它的財富的巨大積累和技術水平的一次全面的、巨大的躍升。 在與1949年前的中國對比時，對比的領域應該是整體的國民經濟綜合體系，而不應該只是老百姓飯碗裡的油水有多少這一個指標。自1840以來到1949年，中國先後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義和團運動，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中國境內的一場戰爭，日本獲勝），孫中山反滿戰爭（辛亥革命為終結點），袁世凱復辟之後的“討袁護法” 戰爭，軍閥混戰，日本入侵東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軍閥再度混戰，日本全面侵華和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解放戰爭）。仔細數來，還有許多其他的戰亂，可以說國無寧日，也沒有時間和財力發展國家經濟。這樣，到了1949年，國家除了原始的農業，和微不足道的一些輕工業外，基本沒有像樣的製造業，更不用說將軍事工業納入考慮的輕重工業的全國布局，說那時的中國一窮二白一點也不過分。1949年後，中國又經歷了一次慘烈的抗美援朝戰爭，國家再次透支國力( 有人質疑這場戰爭的意義，純粹無稽之談，此處不重複批駁，見我其他文字)。在這樣的基礎上，歷史只給了毛澤東不足28年的時間。28年之後，毛澤東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有了一個怎樣的工農業體系？那時我們真的很貧窮嗎？ 我問過許多人這樣一個問題：當你擁有10000塊錢的時候，怎麼花銷？沒有幾個人，給我具體回答，一般只是哼哈敷衍，因為他們不知道我下面要說什麼，怕落入邏輯陷阱。然後，我就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假如兩個農民各有10000塊，聰明的那一個一定用來蓋房子，購買氣派，讓人羨慕不已；智慧的那一個會用來買好的種子，置辦好的農具，搞試驗田，開發種植技術。如果兩個城裡人各有10000塊，聰明的那一個一定先把西裝革履置辦起來，耀武揚威，智慧的那一個一定會投入孩子的教育，不在乎別人說他寒酸。毛澤東教導我們，並以獨裁的方式，強制我們做了上述兩種情況下的第二種選擇。所以他的時代依然還顯得貧窮。 毛澤東曾有“大仁政”和“小仁政”來闡述他的經濟建設戰略，向他的同僚解釋為什麼要先工業，後農業，先重工業，後輕工業。而且他並沒有機械的執行自己的大仁政戰略，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在基本照顧到人民的基本物質生活--這就是所謂的票證供應—的前提下，把節約下來的每一分錢，都花在了工業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刀刃上。在當時中國幾乎一切的財富積累只能依靠土地，依靠農業產出的情況下，向土地，向農業要鋼鐵工業，汽車工業，武器製造業（包括核武器），衛星通信業，航空航天業，等等，是何等的艱難。這可不就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偉大壯舉麼？這個月，也攬下來了，這個鱉也給捉住了。 對於毛澤東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這個做法，我曾在一個帖子裡給了一個說法：在自由和麵包之間，毛澤東先取自由，後取麵包。他知道自由取得後，即使麵包被剝奪，自己也可以製造出來。而先取麵包，後取自由的話，自由取不到，最後麵包也必然被剝奪。時至今日，毛澤東的選擇依然在被嚴重質疑。質疑的重要依據就是這個毛澤東時代的貧窮。 打開祖國的地圖，我們會看到，黃河流經蘭州後沒有直接向東，而是往上向北，在甘肅、內蒙古、陝西三省境內，拐了一個大彎，折回到河南之後，才又再次向東，直入山東，奔渤海而去。這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問號，似乎是黃河這偉大的母親無奈的朝着蒼天質問她的子孫：你們為何如此不肖，總讓我發着怒吼？ 1976年9月毛澤東時代畫上了句號。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這兩年時間，是共和國歷史上兩個時代的連接點，也是在共和國歷史上畫下的一個同樣碩大無朋的大問號。不過這個問號的含義卻不是那麼清晰，是問共和國向何處去，還是在再次發問“湘贛紅旗子到底能打多久”，不得而知，即使是嗅覺最靈敏的知識精英們，當時也無法做出解讀。但共和國的腳步沒有就此止步，卻是邁開霍家“迷宗拳”式的步法，摸着石頭往河裡走去。 下一篇文章： 沒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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