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雇主的反工會行動

電台成立伊始，就不斷有職工希望建立工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絕大部分來自專制國家的亞洲人對美國的工會並沒有多少概念，甚至還有人到公司人事部門去打聽該怎麼組織工會，完全不清楚人事部門代表的是資方。所以，雖然有不少雇員談論成立工會，但是七年來卻連初步組織工會的舉動都沒有出現過。

自從有記者被裁減後，越來越多的亞裔雇員開始認真考慮成立工會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是，在美國該怎麼成立工會，絕大多數人心中並沒有數。也難怪亞裔雇員弄不清楚。他們過去關於組織工會的經驗，基本上不是由國家來一手操辦，就是由資方來操縱。誰想成立獨立工會，就要冒坐牢的風險。美國固然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但是在國家不干預、資方也不幫忙的情況下，雇員該怎麼去組織工會呢？

有人開始向我諮詢這方面的問題。我的專業方向是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也研究過西方工會的歷史，比多數亞裔雇員更加了解美國工會的情形。但是，我從來沒有具體參與過任何工會事務，所以也就只能從一般的歷史角度回答。我告訴他們，美國的工會繼承了英國十九世紀工會的傳統，具有相當強的行會性質。每個行業都有一個或者數個自己的工會，而每個公司的工會可以加入一個大工會成為分支，也可以獨立成為一個與資方協商談判的集體。通常，大工會都有相當良好的援助系統，而許多行業性的大工會也是美國最大的勞工團體勞聯-產聯的成員。加入大工會必須繳會費，但是大工會也能夠提供法律服務，而且在出現勞資糾紛時能夠加以經濟上的援手。我還向他們介紹了一些相關的書籍與工會方面的權威研究人員。不過，我的知識也就是到此為止了。

也許這點信息幫了員工一些忙，也許他們還有其它的資訊來源，總之，有心組織工會的員工找到了美國通訊業工人協會（CWA，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在他們的幫助下開始了自由亞洲工會的組織工作。通訊業工會是美國頂尖的大工會之一，許多著名大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有線電視新聞等單位裡面都有該工會的分會。

在我看來，在對待工會的態度上，自由亞洲與其它私人機構應該有所區別。既然電台每天都對亞洲聽眾傳播民主自由的信息，通過各種報道和評論節目告訴聽眾，雇員組織工會的權利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在推動人權民主的發展中起着關鍵的作用，那麼輪到自己的雇員組織工會的時候，儘管管理層不見得高興，但總不至於明目張胆地反對吧。要反對的化，豈不是在給自己掌嘴麼？所以當組裡有人向我透露雇員正在認真考慮組織工會時，我覺得有責任應該讓管理層有個思想準備，因此便主動找到了人事部門的主管，將工會的事情告訴了他。

這位人事主管當時就緊張起來。他繃着臉對我說：

“讓我馬上和公司的律師商量。我們得及時想辦法制止他們。”

他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用納稅人的錢請律師去制止職工行使合法權利？這裡面的邏輯我說什麼也想不通。也許，這只是那位行伍出身的人事主管的個人意願？

一月十六日，自由亞洲正式通知所有屬於管理階層的人員去參加由公司律師舉辦的反工會培訓。看來，台里的高層的確要大動干戈來制止工會了。這令我非常吃驚。

為了縮小工會組織的範圍，公司將所有編輯、技術部門帶班的頭頭全部都算作管理人員，儘管這些人除了具體安排工作之外什麼權力也沒有。這麼一算，公司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都被劃到了管理階層之內。既然人那麼多，培訓也只好分數次進行。這樣一來，按小時計算的律師費用也就大大上升了。

來的律師是兩位白人男子，屬於這一帶比較有名的一個律師行。培訓一開始，律師們就明確聲稱，自由亞洲的立場是堅決反對在台里成立工會，因為工會“將在自由亞洲及其雇員之間製造壁壘，”從而損害電台的靈活性與創造性並且可能帶來罷工。的確，這種“靈活性與創造性”一直讓電台的一些高層管理個人受益匪淺。如果我們要仿照美國之音那類國家機構的方式，或者按照私人公司的利潤原則進行嚴格管理，高層人員根本沒有那麼多機會去靈活而富於創造性地去營私舞弊。

我忍不住打斷了律師的話，問他這種反工會的說法是否也是自由亞洲的編輯立場。

律師說：“當然不是。這是對本台雇員組織工會的立場。”

“也就是說，我們對聽眾說的是一回事，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反問。

在場的一位台長親信立即回答：“中國的情況和美國不一樣。中國沒有自由工會，而美國的工人利益已經受到了全面的法律保護。”

“這正是中國政府在四九年以後說的，美國有資本家，所以需要工會；而中國工人的利益已經由共產黨代表了，所以用不着自由工會了。”我反駁說。

律師撇開我，繼續往下說：

“你們每個人對必須自由亞洲懷有勿容置疑的忠誠。”

往下，律師們開始一點一點教給大家怎麼對雇員宣傳工會的壞處，包括說“工會只顧自己而不是雇員的利益”、“工會破壞人際關係”、“工會讓雇員破費”、“工會不公平、影響效率”、“自由亞洲是公平的雇主”、“工會說法無法兌現”等等。

這中間出現了非常可笑的一幕。當律師說到“自由亞洲是公平的好雇主”時，我反問：“你怎麼知道？”

律師回答說：“因為他們對我非常好。”

我真不知道這人是怎麼拿到律師執照的。

最後，律師們要我們對雇員說，任何人敢於參加罷工就有可能被開除。而在罷工的情況下，電台絕對不會向雇員妥協，而是要馬上僱人頂替罷工者，並且通過將節目用合同包出去的辦法來保持正常廣播。

這番話真讓我氣壞了。這些律師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胡說些什麼。於是我質問他們：

“你們這種方式對待超級市場的罷工也許管用，但是搬到自由亞洲來就是廢話。你們知道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培養一個好的主持人、好的記者嗎？要我去對下面的人這麼說，簡直就是拿我的信譽開玩笑。要說你們自己說去。”

生氣之下，我在培訓結束之後給廣播部門的亞裔主管們發了一份長長的電子郵件，指出員工組織工會的根本原因在於待遇不公，因為電台的高層管理在推行類似於殖民統治的政策。幹活的都是亞裔，掌權和拿高薪的絕大部分是既不懂廣播業務也不懂亞洲事務的非亞裔。我說，電台高層反工會的言辭和指示違反了我的原則、信念、良知，我無法遵命。

後來，在電台一再發動的反工會的攻勢中，我從來沒有按照上面的意旨去“勸告”自己部的員工。這大約就是電台高層指責我“不服從上司”的最早由來。而我們部也是各個部門雇員中最傾向於支持工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