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雇員與雇主之爭

二零零三年二月中下旬，華盛頓連續出現了兩場罕見的暴風雪，積雪最深時達到將近兩米。電台的高層選擇在這個時候開始了猛烈的反工會攻勢。

按照三十年代通過的國家勞工關係法，雇員如果申請成立工會，就必須由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監督進行無記名投票。只有在票數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情況下，工會才能夠開始組織。而在投票之前，工會組織着必須徵集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雇員簽名。在許多地方，這個過程都需要一、兩年，雇主也就能夠有充分時間展開反工會的行動。

電台在培訓過管理人員之後，台長就將他最寵用的政府公關主任提拔為“雇員總管”（chief of staff），由她帶領着總編、副總編、人事主管、公司律師一批人，召集各個部門的員工分頭開會，告訴雇員不要投票贊成工會。這通常是工會組織者最難過的一關，因為雇主可以利用上班時間來展開宣傳，而外來的工會組織者根本無權走進單位大門。如果他們進來，雇主就有權出動警衛甚至報告警察來將他們趕出去。內部的組織者也不許利用工作時間來進行組織活動。大多數地方組織工會的努力在這期間就會半途而廢。

二月二十一日，輪到我們部開會了。

十點半開始的會議計劃要進行半個小時。首先說話的是總編。他對我們尷尬地笑了笑，之後期期艾艾地開了口。他首先承認自己在當記者的幾十年裡一直是工會會員，之後說：

“管理層反對在電台建立工會。工會對電台沒有好處。我在《華盛頓郵報》工作時也曾經是工會會員，每個月要叫五十元會費，對我什麼好處也沒有。當時我之所以加入工會，是迫於來自比我資深的記者的壓力。”

新上任的雇員總管跟着傲慢地開了口。她重複了一遍中國需要工會，美國不需要的話，然後指着亞裔雇員說：

“雇員們根本不了解工會的情況。工會不會給你們全面的信息。我們希望你們掌握全部事實。入工會要繳會費。你們必須首先問清楚要交多少會費。我希望你們能夠有選擇的自由。在這個會之前，我們已經和六個組開了會，發現竟然幾乎沒有人知道有關會費的事”。

底下的雇員們都在相互遞眼色。這人怎麼把我們當傻瓜了？當時在座的幾位同仁就是工會組織者，他們早就將會費的詳細情況告訴了每一個人。

後來我們聽說，當雇員總管在藏語組重複這番話時，一位曾經在達賴喇嘛流亡政府中當過議員的記者站起來說：

“這是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需要工會的服務，當然就要交會費。”

大家開始七嘴八舌，紛紛批評電台高層對亞裔廣播記者不公平，用人不當，管理無效率等等。一位著名作家出身的記者概括了大家的想法，他說：

“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我們每日對聽眾宣揚的民主價值觀。工會是美國工人階級十九世紀以來鬥爭的結果。我要引述當初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話：當我們認為自由太多的時候，自由就已經死亡了。所以，我支持工會。”

“雇員總管”從來沒有和亞裔雇員認真說過話，沒想到這幫人這麼伶牙俐齒，一下子慌了神。她只好推諉說，台長已經作了改進工作的安排了。等台長回來一定會有改進。於是有人又質問：公司高層已經在位六年，工作一直沒有改進，憑什麼雇員現在應該相信他們的話不去建立工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最後，當工資的問題被提出來時，會場內的狀況幾近白熱。正好這時，下面等着開會的柬埔寨組的人進來了，算是給高層們解了圍。

其他各部門的情況也不比我們部好。多數參加會議的高層平日和亞裔雇員並不怎麼打交道，萬萬沒想到一些平日看上去低眉順眼的人竟然敢於公開批評他們。技術部門鬧得最凶。台長的秘書也作為高層的一員參加了這個部門的會議。聽到各種抱怨之後，老太太站起來，幾乎是熱淚盈眶地對大家扳着指頭逐條地數台長的功勞，並且信誓旦旦地說：

“台長一定會改進我們的管理！”

在座許多人這時心裡都在嘀咕：“他們究竟知不知道問題正是出在台長身上呢？”

幾天之後，台長的秘書給全台發了一個電郵，歷數了台長的貢獻之後說：

“台長經常笑着將我稱為電台的母親。我知道，你們中許多人和我一樣，明白在這個困難的二零零三年能夠有個舒服的工作是多麼幸運。”

這不僅是無恥，簡直就是威脅。看到電郵後，我苦笑着，無可奈何地對組裡的人說：

“瞧，我們有這樣的母親，還有台長那樣的父親，怪不得這地方長得如此醜陋了。”

由老闆們組織的這種“勸說會”在一般情況下對於阻止工會的成立非常有效，但是在電台卻不靈光。台長重用的“雇員總管”等人對亞裔的文化和心理完全不了解，亞裔職工多數對這些人平日遊手好閒外加溜須拍馬的一套作風極為反感，再加上有人從互聯網上下載了公司的退稅表，發現這些沒事做的閒人竟然拿着十一、二萬美元的工資，就對他們更沒有了尊重，更不把他們的話當做一回事了。況且，這些人雖然占據着高位，但是平時真正的管理工作卻要依靠各個廣播和技術部門的管理人員來做。多數的亞裔廣播記者從來沒有和他們打過交道，甚至往往見面連招呼都不打。既然如此，到這個時候“雇員總管”下來狐假虎威當然不會有什麼作用。

眼見“雇員總管”不起作用，台長只好親自出馬，到各個部門去勸說。殊不知，多數亞裔雇員似乎橫下了一條心，許多人甚至別着工會的徽章去開會，讓台長很是下不來台。

“勸說”看上去作用不大，管理層於是訴諸法律武器。

五月一日，組裡有兩人請假。一問之下，原來是通訊工會和電台在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有聽證。電台高層對勞工關係委員會表示，亞裔雇員中有相當一部分英文理解能力很差，根本無法了解工會有什麼作用，自己又有什麼權利。工會在投票前必須將文件翻譯成各種語言。這一做法，目的是拖延投票日期，爭取更多的時間去壓製成立工會的要求。為了向委員會證明亞裔雇員英文不好，台里讓藏語組和韓國組兩名雇員出庭作證。

後來我聽到場的工會組織者描述，台里根本沒有向這兩名雇員說明讓他們出庭的目的。按說，既然出庭的目的純粹是為了羞辱這兩名雇員，讓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出不懂英文的丑，那麼起碼從道義上講也應該通知本人才是。

被挑出來作證的兩名雇員，都是年齡比較大的男性。誰都知道，上了一定年紀的人移民美國從頭學英文，其難度可想而知。但這不等於他們的智力有問題，更不等於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否則，在移民日益增加的美國，選舉豈不是應該先將各種有關的法律與權利條文都譯作世界各地一百多種語言了麼？

出庭的藏語組雇員在藏人中是個很受尊敬的學者，但是只能聽懂簡單的英文。根據在場的人後來描述，公司的律師以平時說話的速度向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並且很快地向他出示了勞工關係委員會關於選舉的單張，問他是否看得懂。結果自然是讓這位倒霉的雇員大為難堪。

不過，另一位韓國組雇員的表現則出乎公司律師的意料之外。和許多亞裔一樣，這位雇員的英文屬於能讀能聽但不大能說的那類。所以，當公司律師看到他能夠完整地讀出有關選舉的通知時，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作為來自外國的移民，我和所有亞裔移民雇員一樣，都必須不斷地克服語言文化障礙。這是個漫長的、甚至要延續我們餘下的整個生命的過程。記得我剛剛到美國來讀書的時候，儘管英文托福分考得很好，但是到了課堂上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五沒聽懂。在美國同學眼裡，我們這些亞洲學生未免顯得有點智力低下。電台高層眼裡看亞洲人，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其實，這些亞裔移民，經歷過專制、動亂、戰爭、流血，不少人在獨裁制度下失去了親人，經歷千辛萬苦才來到美國。這些平日不聲不響的雇員里，有許多那些國家中頂尖的人才和出類拔萃的學者。相形之下，那幫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只會憑藉權力作威作福的高層才真是智力低下。

公司提出了證據，工會自然也不示弱。工會律師提出的一個最有力的反駁，就是公司的工作語言是英文。公司的招聘廣告、招聘考試、僱傭合同、職工手冊，所有工作文件、職工守則、培訓材料，以及高層以公司或個人名義發出的電子郵件，統統都是英文，哪怕是再重要的文件也從來沒有給雇員提供過任何翻譯。而且，在許多重要的文件上，包括合同和職工手冊，職工都必須簽名承認，他們一字一句地讀過該文件。既然公司以英文為工作語言，工會又有什麼理由不能以英文為工作語言呢？

儘管公司的律師再三企圖迴避這個事實，但是負責聽證的法官顯然被這個簡單的事實說服了。之後，工會又提出了兩位自己的證人，其中一位來自藏語部。

藏語部作證的就是那位在流亡政府中當過議員的同事。不用說，在印度長大的他英文不僅通順流暢，而且還相當漂亮。當他用了一個不常見的字“Proximity”的時候，法官不禁說：

“先生，你用的一些英文詞彙連我都不懂。”

在聽證會之後幾天，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裁決工會勝訴。

雖然是小小的勝利，但亞裔雇員們感到揚眉吐氣。過去，也有亞裔雇員和公司上法庭打官司或者向媒體投訴。可是亞裔移民畢竟掌握的資源有限，無法和拿着納稅人數千萬的錢、控制着二百多人的飯碗、在國會有靠山、在媒體有關係的公司高層對峙。這次亞裔雇員有了強大的工會做後盾，頓時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公司覺得大丟面子。台長於是給全體職工發了個電子郵件，反過來指控勞工關係委員會的裁決是不顧電台亞裔雇員的利益。台里的高層同時在職工中散布，說公司早就有意給廣播部門的人加薪，但目前由於正在組織工會，公司按照法律無法這樣做，否則就有破壞工會的嫌疑。

這時候才想到亞裔的利益？太晚了！

廣播部門工會的組織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工會與公司談判，結果將投票日定在五月二十八日。投票將在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