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背後找個靠山

我面臨着工作上何去何從的決定。

在這個時候我不管到什麼地方去找工作，那裡的雇主肯定不會支持我繼續告狀。無論如何，天下的雇主都不願意雇用一個有可能給自己找麻煩的雇員。許多好心的朋友勸告說，還是顧自己的前途要緊，不要為了爭口氣弄到連飯碗都沒有的地步。這種情況下與一個大機構作對，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對方有錢有勢，又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新的雇主都會先去電台打聽我的情況。如果我繼續上告，他們私下裡幾句話就會斷送我所有的機會。

我仔細想了很長時間。的確，憑我的學歷、能力、人際關係，找到個收入不錯的工作並不算過於困難，但是，就這樣放棄爭取公平的努力，向種族主義與民族歧視低頭，卻實在是違背了我的信念，也不是我的性格。我從小就有着湖南人倔強的脾氣，無論什麼總要一竿子到底認死理，吃了多少虧也改不了。人說性格就是命運，至此我也只好認命了。我知道，如果就此放棄，不管以後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不管收入和地位有多高，我永遠會在內心深處懷有負罪感，永遠會帶着一種逃兵樣的感覺。

可是，公平就業委員會的結論似乎遙遙無期。我越來越明白，政府部門不能指望，只有自己去上法庭。可是如果我自己去找律師打官司，就更不能夠沒有工作和收入。一個普通的律師收費至少二百五十美元，好的律師則要三百五十至五百美元。即便是以打完官司後分成的辦法收費的律師，也要先收取至少一萬五千美元的預備金。因此，對於我來說最理想的是找到這樣一個新的工作單位，不但能夠給我固定的收入，還會支持、起碼不反對我繼續去告狀。因此，當美國最大的勞工組織勞聯產聯招聘從事中國問題的人的時候，這個工作成了我的首選。

回過頭來看，到勞工運動里工作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聰明的選擇之一。在這裡，我了解到了美國政治、社會、歷史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層面，周圍有許許多多畢生為爭取美國和國際勞工權利而努力的同事，同時我爭取公道的努力得到了周圍同事整個組織道義上的全力支持。同時，我也認識了一批這個國家中最優秀、最有經驗、最富於理想和同情心的勞工律師。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律師的幫助，我才最終得以將電台的案件告上法庭。

專門替雇員打官司的勞工律師是一批非常特別的人物。他們中相當大比例的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是各種社會運動尤其是勞工和人權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在參與的過程中對勞工法律產生的興趣，最終把這當成了職業。這些律師往往願意與客戶達成案件終結之後分成而不是按小時收費的協議。這樣，律師也要承擔案件失敗的風險，而且不會像大公司的律師那樣，對案件能拖就拖，以增加收費小時。不過，以這種方式收費的律師良莠不齊，除了一些特別有名的律師行之外，客戶通常不容易分清楚優秀的和糟糕的律師。這時，有懂行的人幫忙分析並進行介紹，就成為案件是否成功的關鍵。

在勞工律師們的幫助下，華盛頓兩個相當著名的律師行中四位資深律師決定一起聯手來打這個官司。

在我看來，這麼個陣容的律師隊伍實在有點牛刀殺雞的意思。但是，電台的台長早就公開宣布過，隨便雇員告到哪裡他都不在乎，也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也許，必須有壓倒性的力量才能讓他正眼瞧一下我們亞裔。

當然，我和律師行達成的是打完官司後分成的協議。如果官司輸了，律師一分錢收不到。贏了官司律師按比例提成。因此，律師行無論出動多少人，對最終收費都沒有影響。這幾位律師各有所長：有人精通相關法律，有人對案件細節瞭如指掌，有人善於作出全面安排，有人擅長如何與對手討價還價。這是勞工和種族歧視案件的“夢之隊”。有了這樣的支持，作為雇員的我終於可以在法律上和雇主平起平坐了：隨便拖多久，隨便打上哪個法庭，只要雇主不賠償，我就奉陪到底。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聖誕節之前幾天，我的律師將我的訴狀遞進了法院，並雇了專人將書面文件送到了原來的台長家裡，通知他成了被告。

“這下你讓他的聖誕節沒法好好過了，”我的律師貝蒂笑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