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溫被審訊的經歷

四月十日上午九點，我和我的兩位律師按時來到了代表電台的侯根—哈得遜的辦公室。律師行里一老一少兩位律師、一位法庭記錄員已經在等我們了。台長作為被告也在座。

看見我，台長竟然假模假樣地走過來，雙手拍着我的肩膀居高臨下地說：

“完了之後不要生氣呀。”（No hard feelings after this, all right?）

我沒有回答，心想看看到底最後誰會生氣。

對方的確很傲慢。看他們的架勢，一副漫不經心、對我們愛理不理的樣子，是認定了用不了幾個回合就能把我打垮。他們大概覺得，我們這些亞洲移民逆來順受慣了，經不住嚇唬。驕兵必敗，等着瞧。

一開始，對方果然擺出了氣勢洶洶的陣勢。法庭記錄員負責讓我宣誓，絕不說假話。宣誓過後，電台的律師又加上一句，說：

“你要是敢說假話，就要負法律責任，知道嗎？”

我回答道：

“真話我還擔心不夠時間說呢，哪裡有空去想假話。”

這讓律師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不僅不害怕，還要回嘴。他更沒有預料到的是，我從年青時起就天不怕地不怕，跟上級頂嘴出了名。七十年代的時候連我的專案組的人都被氣得夠嗆。況且別看是移民，在美國呆了那麼多年之後，我用英文頂嘴的本事決不亞於用中文。就這一下子，他的氣焰突然下去了一截。

問過了姓名、年齡、經歷等等基本的問題之後，公司的律師從文件夾里拿出了幾張複印的材料。他和台長得意地對看了一眼，慢條斯理地拿起着幾張紙，裝模作樣地看了二十秒鐘，之後提出了這麼個問題：

“你是否曾經接受過Ian Buruma的採訪？”

Buruma是一位著名的荷蘭籍作家。他曾經在《紐約客》雜誌和他自己的書裡寫到過我。

“是。”我回答。

律師臉上一副得意的神色，看樣子是要對我進行致命的一擊。

“書裡面這樣引用你：‘我們成長的時候，在那個制度下被教導去毫無羞恥地撒謊，根本不要任何原則就可以去違心地說話。’這是否就是對你自己的描述？”

這就是他們的致命殺手鐧？簡直太可笑了。於是我毫不猶豫地應道：

“當然不是。我就是因為拒絕按照那樣去做當年才被關到牢裡去的呀。”

律師被這突如其來的回答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得意洋洋的臉盤一下子蔫了下去。如果我本來還因為不知對方底細有點緊張的話，這一下就完全放鬆了——我懷疑，這律師恐怕是在二五眼糊弄事，他引用我的話完全是斷章取義，連那段話的上下文都沒有看過，甚至沒搞清楚我的個人背景，否則怎麼會提出如此糟糕的問題還沾沾自喜？電台在這人身上幾百美元一小時花得真是冤枉。

開始後不久，我就發現了律師問話的一個訣竅。他總是試圖在我話說到一半的時候打斷，可是如果過後讀起記錄，卻像是我已經說完了一個整句子。比如：

“你從一開始就不喜歡電台台長這個人，對嗎？”

這時候，我無論是回答是或者不是，將來在法庭上他都可以用來反對我。如果我承認不喜歡這個人，那麼我與他的衝突就是我個人意氣，老闆有權開除一個不喜歡他、不與他合作的管理人員。而如果我說不是，那麼我已經在過去的言論中留下了不少我討厭他的證據，結果就會成為我在法庭記錄上撒謊。提出這個問題的要害，就是只讓我給一個是或者否的回答，而不給我時間去解釋為什麼不喜歡這個人的原因。這是我的律師們早就警告過的。

明白了這其中的詭計，我就這樣回答：

“以下三個原因讓我不喜歡他。首先，下列證據證明他公開歧視亞洲人……；第二，……；第三，……”

“三個原因”這樣的說法一出去，對方只要不讓我講完這三個原因，我的律師就可以指責他們切斷證詞。我一面作長長的回答，儘量將種族歧視的事實緩慢而有條有理地一遍又一遍重複，而且在他可能切斷我的地方哪怕是語法不通也要加上連詞。一旦他切斷我，這些連詞都會出現在法庭記錄上，證明是他斷章取義，不讓我講完話。有時我還故意在連詞後面停頓一下，看他拿我怎麼辦。這時哪怕他吭了一聲，也會被記錄下來，那就成他打斷我了。

看着對面的律師急得屁股在椅子上來回挪動，我暗地裡有幾分高興，卻也依舊不急不慢地將簡單的事實說了許多遍。不就是看誰熬得過誰，看誰先沉不住氣嗎，我等了這麼長時間，才有機會當面告訴那個台長，他如何以種族主義的態度來歧視亞裔雇員，而且法律規定他還不能回嘴，我高興得很，才不生氣、不着急呢。而且，對方兩個律師加上一個法庭記錄員，訴訟費以每小時上千美元的速度在增長，我這邊卻毫無損失，這回看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律師用了各種方式，將我是否與台長個人不和的問題重複了許多遍，期待我在不耐煩之後給他一個簡單的是或者否的回答，或者對他發脾氣。我也就不厭其煩，將同樣的事實重複了許多遍。有幾次他中間打斷我，說：“這些話你前面已經說過了！”

我的律師也毫不留情，馬上反擊說：“你的問題也早已問過了！”

於是，我又將事實重複一遍。

說到底，電台台長及其親信也好，他的律師也好，實在對我們這樣的人也太缺乏了解了。當年被關起來的時候，被審訊可是每天的功課，弄不好還要連續被審好幾天，每天十來個小時，動不動就被審訊人員斷喝一聲“老實交待”，更不用說被拉到台上去批鬥了。那可真稱得上是“學習班”。被審了無數場、鬥了好幾場之後，像我這樣性格火爆的人也沒了脾氣。現在對面這個律師還不敢對我太不客氣，我自己又有兩個律師坐在身邊保駕，當年耀武揚威的台長現在只能老老實實地閉上嘴，坐在那裡聽我不斷地說亞裔雇員如何反感他的種族主義做法，如何認為他和他手下那幾員愛將既腐敗又無能。看着這老頭氣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覺得着實替電台里常年被欺負的亞裔雇員出了口氣。所以，律師越是顯出不耐煩，我在那裡說得就越高興。

律師拿出了我那份電子郵件（他們認為那是我搗亂的最確鑿證據），問道：

“你說他們（電台高層）不像專制者，對嗎？”

“不是。我說制度不允許他們那麼專制。”我回答。

“那麼他們並不專制了？”他大概是想讓我承認高層管理們不專制，這樣他接下來就可以說是我在無理取鬧。

“不對，他們很專制，但這是美國，他們沒有絕對專制那樣的權力。”我才不上當呢。

“那你的郵件是不是說得不對，因為他們並不像專制者？”

“他們不過是沒法像專制政權那樣奪去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生命。”

律師幾乎絕望了，說：

“他們沒有殺過人，對嗎？”

“但願沒有。”我的回答有點半開玩笑。

我都幾乎能聽見坐在對面的台長將牙齒咬得咯咯響。

律師只好將話題轉開：

“你為什麼說電台管理層與美國背道而馳？”

這我可有發揮的機會了。

“我對美國的理解是，這是個有法制、有公正，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個國家給了像我這樣的移民以種種機會。我認為，任何將人分作等級並且不給一些特定的人群以機會，就是與美國精神背道而馳。”

按照法律，對方的律師每天只能夠問上七個小時。如果還沒問完，或者經過被訊問一方的許可繼續延長，或者另外再 找時間。如果先被訊問的一方同意延長時間，對方也必須給予相應的許可。也就是說，電台的律師一天內訊問我十個小時，我的律師也可以在一天內訊問台長十個小時。有來有往，彼此公平。

快到七小時的時候，對方律師要求延長。我的律師叫停，問我該怎麼辦。

“我正說得高興呢。讓他們隨便延長。十八個小時也沒有關係，只要他們頂得住。你們如果需要，可以輪流去休息。”

我的兩位律師開懷大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客戶，竟然追着對方去盤問自己。

到了第十小時的時候，我還在高高興興地來回說着電台種族歧視、高層管理腐敗無能、以及反工會的事情，對方卻有點頂不住了。坐在我對面的公司律師，臉上一副疲勞和無奈的神色。他身邊的台長卻是臉色鐵青。而另外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律師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但總是一副極為感興趣的樣子。結果，到了晚上八點時訊問只好停止。

我的兩位律師板着臉和我一起走進電梯，門剛一關上，兩人的臉上板不住了，立即放聲大笑。

“打了幾十年官司，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有趣的訊問。”貝蒂說。

“今天他們可是碰上被審訊的老將了，活該他們倒霉。”我笑着對他們講述了當年在中國文革期間當“反革命”被幾十個人車輪盤問的歷史。律師們吃了一大驚，沒想到我竟然還有這麼點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