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賠償

這兩次訊問過後，我就出差到亞洲去了。

五月底從亞洲回來，飛機剛剛抵達西海岸的洛杉磯，我就接到了律師的電話，說公司有庭外和解的意願。看來那位多次說雇員無論告到哪裡他都不怕的前台長其實也不怎麼經打。

我對律師說：“案子是你們在打，工作是你們在做，你們有經驗，知道什麼時候該和解。我反正是打着高興，多少錢不在乎。錢多了我就多請人吃飯。你們要是願意打到底，我就奉陪上法庭；你們覺得和解更好，我就和解。我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能封我的口。”

律師很高興，說沒見過這麼好說話的客戶。

一般來說，打索賠官司的人到這個時候都會比較斤斤計較。這也難怪——受了一肚子委屈，到了這個關口當然不依不饒。我的情況不太一樣。我願意要的是個人的體驗。金錢這個東西，從手裡流水一樣地過去，人生的經驗卻伴隨着整個生命，甚至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留給後人。沒有比經驗更寶貴的財富了。所以，我不會同意就此緘口不言。

律師代表我去談判，最後談妥了以電台立即賠償四十五萬美元來解決這個案件。在類似的勞工和種族歧視案件中，這算得上是相當大的一筆賠償費。這天碰巧是我的生日，於是我買了好幾個個大大的巧克力蛋糕帶去律師事務所和我的工作單位。

往後剩下的事情，就只有挨個請電台的老朋友吃飯了。那個飯，吃得真叫高興。

這個案子前後經過了三年。其中的故事固然有意思，但從更深入的層次，又能總結出什麼樣的經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