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過後的反思

許多人問我在這整個事件中的體會是什麼，我想，那就是制度與人之間的互動作用。我們都知道，人是靠不住的，要建立制度，這也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區別。但是，制度——哪怕是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維護、執行、推動。

美國的國父們在憲法中宣告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可是，這個原則就像數學裡的無限大∞一樣，只能是一個爭取接近卻無法完全實現的目標。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許多階層、集團、個人為朝這個目標前進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從南北戰爭、婦女投票權、少數族裔民權運動，一直到今天的移民權利法案，美國通過具體的立法和社會改革，在公民平等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當然，誰都知道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這條人類爭取平等的路似乎是沒有盡頭的——不過我們每走一步，都會更接近目標。在這些努力中，就包括個人通過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另外，即便公民平等的法律已經存在，要落實這些法律還必須經過個人與集體的大量工作。現代的代議制民主被稱作參與性的民主。其實，現代的法制也可以說是一種參與性的法治。尤其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律和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度里，不存在那種承諾將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照顧周全的體制。要保護公民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往往需要訴諸法律。美國人對這點是有共識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人的官司打得多的緣故。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為保護公民權利而打上法庭，是法治社會中每個公民的責任與義務。

美國人愛說的一句話就是“魔鬼在細節裡面，”好的法律不僅要遵循憲法原則，而且要考慮到執法中出現的各種可能性。美國的法律之所以繁瑣，也正是反映了這一點。而且，立法的時候無論多麼周到，執行起來卻總會出現解釋上的問題。比如說，反歧視法規定，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族裔以及出生地點而在雇用的時候歧視他。但是，如果一個人有外國口音，雇主認為這口音妨礙了工作又怎麼辦呢？是不是有權不雇用或者解僱他？法律專門規定說，除非雇主拿得出充分的理由，否則就不能在雇用上歧視他。有濃重外國口音的人自然不能去當英文電台播音員，可是能不能去站櫃檯售貨呢？若是雇了他的話，顧客買東西因聽不懂而耽誤了生意怎麼辦？若是拒絕雇用，那除了搬東西運貨之類的粗重勞動之外，還有什麼職業不能因為這個口音問題而拒絕雇用外國出生的職員？如果一個英文說不清楚的人申請售貨員的職位，因為口音而被拒絕，他是不是能夠將雇主告上法庭？在上述情況下，雇主到底有沒有違法？如果沒有的話，英文口音嚴重到什麼程度才能夠被雇主拒絕？這個程度又要如何設定？一旦設定這個程度，又如何避免種族歧視的嫌疑？打官司雙方的律師和主持案件的法官都要就此進行司法解釋。如果有開庭審理的那天，雙方律師還必須要說服普通人組成的陪審團。

而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下，個別的案件能夠對整個法律起到重要的影響。英美的普通法體系不同於歐陸的民法體系，每個案件都會成為司法先例，從而成為法律體系中的一部分。以上述口音與歧視的案件為例，如果這個案件中雇員贏了，日後為雇員打類似官司的律師就能引以為法律先例，爭取案件的成立，反之亦然。之所以說個人在受到不公平待遇後，作為公民有責任與義務去訴諸法律，這是另外一層理由。

最後要指出的是，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找到好的律師至關重要。美國的法律太多門類，而且每個地方的法律和法庭的規矩都有點差別，要找到經驗豐富、法律嫻熟的律師的確不容易。被解僱後，我曾經造訪過華盛頓九個聲稱專打勞工案件的律師事務所，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生着氣走出來的。有些在報紙上做廣告號稱勞工專家的律師對法律還沒有我清楚，也有的人案子情況還沒聽就先要按小時收費。好的勞工律師一般都對客戶有深厚的同情心和高度的正義感，對金錢並不那麼斤斤計較。我的律師們除了替我打官司之外，還幫助了好些位我介紹去的落難移民朋友，經常是分文不收。這樣的律師，是美國這個法治社會的脊梁。
（全文完）

附記：替我打官司的主要的律師事務所是Heller, Huron, Chertkof, Lerner, Simon & Salzman。主持案件首席律師的名字Betty Grdina。我想借這個機會對Betty表示由衷的感謝。我的案子的文件有六、七個大箱子，其中絕大部分是電台交出來的各種雜七雜八的工作文件，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有法律價值。Betty每個文件都仔細過目，對案件的有些詳情比我本人還熟悉。Betty從年輕時候起就是民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打了將近三十年的勞工案件，對有關法律瞭如指掌。她對工作的認真、對他人的同情心經常讓我感動。她服務的律師行專門代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雇員。該事務所的網址是http://www.eeolawyers.com。EEO就是英文的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公平就業機會）的縮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