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門異端充正宗,
豺狼轉世妖為僧.
吳越休要夸封建,
莊園經濟非漢農.

zt 西藏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超過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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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2008-04-15 16:18:03

光明日報１５日將刊登記者訪談《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與中世紀西歐農奴制》。
　　
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訪問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旦增倫珠介紹說，西藏的農奴主主要是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他們不到西藏人口的５％，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襲貴族１９７家，大貴族２５家，其中最大的貴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幾十個莊園，幾萬克土地。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雲介紹，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語叫“差巴”（即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他們不占有土地，沒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領主的莊園中為生。此外還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們是世代家奴，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人身自由。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說，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着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在舊西藏，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農奴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領主還可在自己的莊園私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如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廟之一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的殘酷刑具。張雲指出，“這種農奴制下的廣大農奴，沒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只有農奴主的特權。”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孟廣林指出，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其黑暗、殘酷的確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孟廣林介紹，對人們的思想取向和行為規範的禁錮，正是黑暗的封建農奴制的一個突出表現。中世紀的歐洲雖然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神權制度和世俗權力的結合為封建農奴制提供了保障。

　　張雲指出，在政教合一的舊西藏，這一點表現得更加充分，也更加殘酷———宗教勢力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對廣大人民進行今生統治；另一方面，同時通過宗教特權，以對百姓的來世進行賞罰為名，實施精神恐嚇。由於歷史文化的原因，西藏很多百姓都信奉佛教，相信來生轉世說，而統治階級正利用了這一點為自己服務。

　　張雲還介紹，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階級完全壟斷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權利。要想獲得教育，唯一的途徑就是進寺院“讀經”。即便如此，農奴的子弟成為僧侶也只是從領主的農奴變成了寺院的農奴，只有那些貴族子弟才有可能將讀經作為晉身的階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里，僧侶在嘎廈政府里占了很大比例，行使着生殺予奪的權力，享受着實際的經濟利益。在這樣的黑暗體制下，老百姓沒有表達思想的權利，甚至沒有思考的權利。一切都要聽活佛怎麼說，否則，就是有罪。也正是這樣一個黑暗體制，在西藏竟一直延續到上世紀５０年代。

　　旦增倫珠指出，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為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帶來了曙光。但由於當時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還心存疑慮；不少僧俗群眾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的過程；而西藏上層中的親帝反動集團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中央對民主改革採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同時，對西藏地區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僅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央給予西藏地方的財政補助就高達３．５７億元。為實現和平民主改革，中央爭取了八年、忍讓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萬農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然而，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一些人卻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維護既得利益，於１９５９年發動武裝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妄圖“西藏獨立”、恢復農奴制度，這是違背歷史進步潮流、與廣大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馳的，怎麼可能實現呢？

　　張雲指出，如今，達賴總是將“民主”掛在嘴邊，但是我們看看，達賴集團所組建的所謂“流亡政府”實行的仍然是政教合一體制。達賴宣稱，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力。按照他的邏輯，他現在運用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統治權力，為的是實現“大藏區”“高度自治”而放棄政教合一的統治權力，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誰又能相信呢？歸根結蒂，達賴編織所有謊言所掩飾的，還是要“西藏獨立”，在西藏恢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