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寫道：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廟堂指的是朝廷，現在就是政府；江湖則是民間（在野），這在古今相同。自古以來，
政府和民間是一個社會的兩個方面，一里一外，一上一下，相輔相成，不可缺失。當一
個國家完全依賴朝廷的時候，這個國家必然是禁錮不前，毫無生氣，也是異常脆弱的；
但一個國家沒有一個高效強有力的政府時，這個國家必然充滿不安定因素，很容易在內
憂外患之下，失去秩序，陷入混亂。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就是在於動態調節政府和民間的關係。比如美國，民主黨的政
策傾向於大政府，由政府來控制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而共和黨的政策則是強調小政府，
還政與民，相信民間的活力和自治能力。動態調節則是通過定期的選舉使得民主黨和共
和黨輪流執政，使得政府和民間的優勢相形益彰，而其弊端則被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國的政制不是兩黨執政制，筆者也不認為兩黨執政制適合中國國情。在歷史上，朝廷
的地位和作用被無限誇大，特別是宋元之後，民間的活力幾乎被完全扼殺；中國後來的
落後挨打，實在是在所難免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基本還是延續歷史；唯一不同的是政
府由家天下變為黨天下，所以其動能力量比歷史上的朝廷要強大得多 （也許，在初期這
是不得以，而且其利大於弊，有利於社會的快速整合）。一直到改革開放，民間的力量
才被釋放出來，至少在經濟等領域。

最近幾次重大事件，從奧運到現在的地震，筆者驚喜的看到中國社會出現了朝廷和江湖
的良性互動。朝廷容許和接受江湖的參與，而民間也支持並且補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
這不能不說是個好兆頭，是中國社會和政治走向成熟而更據活力的標誌。更可喜的是，
民間更信任政府的表現恰恰是建立在不完全依賴政府的信念和實力之上的。這貌視悖論，
卻正是廟堂和江湖良性互動的原因和基礎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政府和民間的調節器是選舉；在中國廟堂和江湖的橋梁又是什麼
呢？其實很明顯，是在各行各業，愛國愛民的精英們；在歷史上，就是象范仲淹這樣
的憂國憂民的士人們。他們秉承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荷擔中華傳統，繼往開來，身先士卒，為中國社會的棟梁和脊梁。

也許在范仲淹的年代，這樣的仁人志士不多，所以他有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嘆。而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在國內海外，在政府在鄉野，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在中年人
中青年人中，處處都有他們的身影。中華之復興，豈能遠乎！

（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