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自從向爸爸提出“何以故”而沒有得到明確答覆之後，我便十分留心日韓戰爭、日中戰爭、日中邦交等方面的史料和展覽。寫作文時，也常常在老師出的題目下加上對日本問題的研究，譬如老師出題《我的父親》，我就加副題《假如他是個日本遺孤》，譬如老師出題《無雪的冬天》，我就加副題為《北海道的冬天總有雪》，搞得初二年級任語文課的老師非常反感我：他認為我是驕傲自滿，好出風頭。三角城博物館的東區開辦一個長年展出的“日軍侵華展”，我至少去看過三次，還詳細地作了筆記。石川達三寫的《活着的士兵》一書進入我的書架，與氣質上更與我投合的作家（我自認投合而已）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太宰治的作品列在一起。我的爸爸原本反對我讀三島和太宰的作品，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有“自殺情結”。其實，川端也是自殺死的，但爸爸很喜歡他《伊豆的舞女》，便不把他與“變態作家”等同。我當然不會聽他的話，而且更加放肆地看待他：他根本沒讀過三島和太宰，只是道聽途說知道他們的死的方式而已。儘管我喜愛文學多少受他“遺傳”，但他已露出“業餘”的老底，而我差不多是整個或3/4的“專業”了。

　　我一方面痛恨日本人，從展覽上，一方面喜歡日本人，在安永透的身上，在小山明子的身上。學習俄文的同時，我也跟着爸爸學習日本語（爸爸很忙，只隨意性地教我幾句口語，當他學生的那一小會兒，我依舊仰慕他），但我從不像小朋友們那樣用“馬鹿”這個日文詞亂吼亂叫。是的是的，我從不罵人，一句髒話也沒說過，我是個標準的小教徒，儘管教堂已被政府關閉，讀《聖經》已被禁止（我媽媽的閱讀轉入地下）。

　　天使在我呼吸的純淨語言空氣中進進出出，我羞於用哪怕半個髒字污染那個渠道。學校開設化學課後，元素符號成為我最得心應手的工具。我數理化門門俱佳，仿佛是應了三角城那句古老的文化諺語：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爸爸為了我的理科佳績，愈來愈少過問我的學業。他以為我會考圓城醫大（他的母校），繼承他的事業。他曾經特意安排我去手術室，觀摩他為一個跳車的小伙子截肢。他不會想到，正是那次觀摩手術現場使我最終篤定了心意不從事任何與人體相關的科學活動。對於爸爸只希望我像他那樣“業餘愛好”的文學、藝術，我反倒早早設定作為終生的職業，哪怕爸爸向我灌輸一千次“藝術家大多會餓死”的論調。

　　對於波蘭神父、瑞士神父的被逐出境，我一直耿耿於懷。我漸漸了解到，爸爸和媽媽都曾經是他們的學生。他和她在教會辦的要理班上開始識字，成年後又作了他們的朋友。爸爸媽媽曾在他們被關押被毒打的時候去看望過他們，可是無力挽留：教民們是多麼想留住他們呀！奇怪的是，被仇恨的、無人想挽留的人，那些日本人倒留了下來。右鄰的高中生周極說：“日本人最討人嫌，全世界都煩他們，尤其那些到過三角城的日本人，想回國，日本國內的人都不想要他們，何況他們連日本親戚的姓名地址都不知道。”我認為，周極對“何以故”的回答既簡單又中肯。為此我有一年左右經常圍着他，聽他講故事，從他那裡借書看。從他那裡借來的書，有些直接描寫到“性”。在書上讀到它時，我有些被挑逗的興奮感。依我的官能經驗，我還不太能夠了解它。因此，對它的好奇既強烈，又僵死得毫無進展。

　　聽過周極發表的答案後，我每次看到小山明子的身影都會心生憐憫，有時是對她夾雜幾根白髮的秀髮，有時是對她不大苗條又有些矮小的身材，有時是對她微微有些O型的小腿。她無親無故，孤身一人，多麼孤苦伶仃（我幾乎從未衡定過趙江河、小明小紅同她的親緣關係，而且還不知道混血兒這個詞，一直把小明小紅當三角城人看）。她無家可歸，有國歸不得，簡直像樂府民歌里“十五從軍征”的老人。有時，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棚，竟會為她流下淚來。她沒有走，不是什麼安然遺留，而是因為她在她的祖國舉目無親。

　　　　　　　　　　　　　　　　　(8)

　　秋天剛剛開頭，我們的新學期就開始了：頭三天校內勞動，掃教室，剷除操場上的野花野草，接下來的三天去郊區“與農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勞動”。理所當然，除草時小明在前我在後，他用鐵剷除草，我用雙手將草莖草葉攏集到一起，抱着扔到圍牆根上。我攏得慢，抱得少，小明鏟淨草，就放下鏟子幫我抱。到了農村，農民根本不信任我們，不讓我們去菜地里幹活，只把用來餵牲畜的玉米田給我們供我們進行“勞動遊戲”（我的命名）。因此，我們基本上是邊玩邊吃有甜汁的玉米杆，晚上早早就收工。

　　晚上，我和小明被分配在一戶養着大型柴狗的壯年農民家裡住。一到晚上7點，當地就停止供電。我和小明被主人讓進套間的裡間住，他們夫妻帶着三個幼年兒童住外間。由於晚餐吃的是當地特產的新鮮蔬菜和香瓜，剛一躺下我和小明就想上廁所。農民家的廁所都在院子裡，院子裡又有一隻大柴狗（我那時怕任何種類任何體積的動物，尤其怕鼠、貓和狗）。小明不怕狗，但怕驚擾了主人，就站在窗台上將尿噴在窗櫺外的土牆垛上，讓它順牆流下去，既不發出聲響又排除了腹內的液壓。我羞於那樣做，一直憋着，直到憋不住，方才央求小明陪我去了一趟廁所。我們輕手輕腳，往返似乎都沒驚動主人，奇怪的是，也沒驚動那條大黃狗。

　　朦朧間我剛剛入睡，就被隔壁一聲似痛苦似快樂的叫喚驚出一身冷汗，醒了過來。恐惶中，我不禁把頭拱近小明的枕邊，隔着被單抱住了他，隔壁傳來高一聲低一聲的呻吟、咒罵和撞擊的沉悶聲響，分不清是男是女是人是鬼。我的汗毛都倒豎起來（如果那時有汗毛的話），從雙腿之間的分縫處生出強烈的、令人窒息的興奮感覺。小明也已醒來，他展開被單將我擁進去，先是緊緊地側抱着我一動不動。他的個子比我高，我能感到的是在我的雙腿之間有他身體的一部份正在硬化。被他那麼抱緊，我有一種不成熟的陶醉體驗，至今仍依稀殘存在記憶里。當他開始笨拙而本能地尋找我的雙唇並吻住時，我幾乎無力掙脫。不過，一股羞澀的理智還是促使我避開他的唇掙開他的摟抱，撤回到自己的被單底下。

　　自己的被單中有一縷縷的寒意，使我感到孤冷。我立即又在渴望小明強有力的擁抱，可是我沒動（那也許是我一生渴望而又羞於主動表達的性愛生活的預兆）。隔壁的叫聲撞擊聲愈發劇烈起來，那種劇烈有一種無法言明的韌性和召喚力。小明適時地鑽進我的被子，壓到我的身上，吻我一下，就開始脫自己的內衣和內褲，同時他小聲而急迫地對我說：“快，脫嘍。”我沒動，待他脫完自己的，又幫我脫盡了我身上的所有織物。我們都已精赤條條，他壓在我的身上，雙臂環抱到我的背使我的頭有些後仰，很不舒服。他開始吻我，並將勃起的長而筆直的少年器官在我的小腹和雙腿之間蹭來蹭去。我把雙臂從他的雙臂中掙開，使他的雙臂離開我的後背。他的雙手開始在我身上亂抓亂摸，在他的抓摸下，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肌膚光滑如綢緞。

　　他將他的性器置於我雙腿的夾角中，很不順暢地開始抽動。我們都感到了摩擦的疼痛和快感，我仰起頭，接受他的吻。就在那時，我的體內有一股莫名的快感迅速滋生、蔓延，並隨着一股液體涌流而出，在一陣痙攣般的抖動之後，小明也將精液射在我的雙腿之間。那一年，我15歲，而小明15歲半。我們的初始體驗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意想不到的場景和動效中和意想不到的時刻共同完成。此後兩夜，我們都是赤裸着摟抱而眠（基本上是他伏在我的身上），但是都不再有強烈的衝動和激情。我們在一起，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親熱、安全。在無言中，我們用尚未長成的身軀交流着那種模糊了兄弟、友朋、戀人、情侶、夫妻、生死界限的愛：它寬泛、稚嫩、純淨而短促。

　　　　　　　　　　　　　　　　　(9)

　　臨屆初中畢業，我有一種預感：上了高中，文藝委員這個職務不可能讓我這麼一個大男生充任了（我在半年前被恢復舊職）。為了讓全世界所有的文藝委員黯然失色，也為了告別“藝壇”，我編排了一出獨幕舞劇《仙童與桃子》，一出獨幕話劇《記憶》，還有另外幾個小節目參加畢業匯演。我安排馮莉莉來與我共跳舞劇的雙人舞，要小明扮作過大的桃子。在獨幕劇中，小明飾演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日本憲兵隊長，而我飾演被他百般折磨英勇不屈的占領區少年，馮莉莉在台畔以“我”的“記憶觀點”敘述她所目擊的“往事”。

　　匯演那一天，我的媽媽、姐姐、小山明子、小紅都到鐵路員工俱樂部坐在來賓席上觀摩我們的演出。

　　《記憶》一開幕，我穿着破敗的戲裝被捆在一根柱子上，憲兵隊長穿着馬褲馬靴長着八字鬍挎着鋼刀提着皮鞭在我面前耀武揚威地走來走去，一邊把皮鞭甩得山響，一邊罵着“馬鹿”。在那一刻，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小明就是那個日本憲兵，那個日本憲兵就是小明。一直到整場演出結束，我們的節目分獲了一、二、三等獎（《記憶》獲一等獎），那種印象都沒有淡化。

　　是的，小山明子是日本人，她的兒子也應該是日本人。從前，我只把小山明子當日本人，把小明當中國人，實際上呢，小明和小紅是“混血兒”（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恰如其份的詞），既是中國人也是日本人。細究起來吶，小紅更像趙江河，像中國人，而小明更像小山明子，唇齒眉眼之間暗藏着一股大和族特有的凝鍊和靜默。發現了這一點，我將小明與三島筆下的安永透聯想在一起，設想着他面對着伊豆半島，在清水港塔形信號所里孤寂而執着的側臉（他的側臉像雕塑一般完美無缺）。“微笑是絕不容忍別人的最後標記，是撇成弓狀的嘴唇所射出的隱形的箭。”安永透／小明在16歲的年齡為什麼“心是冰冷的既沒有愛也沒有淚”呢？不，不，不是小明，只是透。小明沒有淚，但有愛。他愛誰呢？我，還是馮莉莉？我愛誰呢，如果透和小明同時站在我面前任我擇選，我會選擇小明還是透？

　　　　　　　　　　　　　　　　　(10)

　　冬春之交，是三角城中小學放假和升學的季候。我在以第一名的成績升入本校高中部後，隻身一人到圓城去看外婆。外婆已83歲，身體依舊不錯，還能帶我去自由市場買活鯉魚。小舅舅和小舅媽上班的時候，我就買上一張滿城飛的電汽車月票，獨自去逛這座我每年都來卻十分陌生的都市。我先去看了圓城博物館的恐龍展，我一直對“恐龍滅絕於大陸氣候變冷”的學說持懷疑態度。展覽令我失望，那巨大的恐龍化石骨架根本不能激發我的想像力。那些恐龍蛋化石，簡直就像一些能工巧匠（民間的）故意偽造的，絲毫引申不了內中的蛋黃以及小恐龍。圓城單辟有“抗日戰爭紀念館”，其中有許多幅日本憲兵槍殺或刀殺圓城居民的現場照片，有他們用過的大炮、槍支和軍服。我去參觀，似乎僅僅出於習慣和對種族關係史的愛好。至於“何以故”的問題，已不再困擾我。嚴格地講，是一些更為私人化的“何以故”（譬如人為什麼會死，為什麼會相愛）擠掉了國家民族之類的“何以故”。爸爸何以故成為醫生，爸爸何以故愛上媽媽，媽媽何以故30歲才生育，趙江河何以故總是打罵小山明子，小紅何以故總可憐兮兮地望着我，周極何以故偏愛東周列國人物和故事尤其是姜子牙，我何以故期望上高中不同小明分在一班。還有，我何以故一出生就是男孩子而不是女孩，我何以故不能穿花衣裳穿大紅格兒的裙子，我何以故再也不能當文藝委員，我何以故喜歡在小明的覆蓋下睡覺，我何以故想與他時而親近時而像陌生人那麼有距離感，小明何以故要看重馮莉莉，追求姐姐的高中男生何以故那麼多，姐姐何以故叫小燕子我何以故叫小品。

　　小品不知不覺來到葵花旅店門口，從敞開的門往裡觀瞧。我看到門廳（我從前坐過的那個有舊沙發的門廳）更加幽暗而狹小，店老闆孤坐在櫃檯上望着門外的我，臉上布滿皺紋，目光卻賊溜溜的，嚇得我沒敢再露頭。我到圓城醫大的校園中整整逛了一天。我一一將那兒的建築物實物與爸爸舊照片中的建築物虛物對應起來，並想像着爸爸當年如何英姿勃發地在這裡讀書、划船（校園內有湖）、打球、賽跑（他是100米冠軍）、解剖屍體（男屍還是女屍呢），還有談情說愛。對了，爸爸同誰談情說愛呢？應該是醫大的女生（那時鐵路系統的人普遍認為搞醫的人漂亮而風流韻事多）。媽媽沒有讀醫大。那么爸爸肯定有過別的女人，就像小明在我之外還有馮莉莉一樣（他“有”她麼）。據說爸爸從少年時代起就是他人生途程中每一個小環境的美男子／英俊男子，這樣一個風頭人物同我清秀而虔信的媽媽之間果真彼此忠誠麼？我在圓城醫大校園中走，如果有保安人員問我的身份，我就會驕傲地說：我爸爸是這裡8期畢業生，現在在三角城鐵路醫院當外科主任。我這麼一說，他們就會綻出笑臉問：是不是你也想考這裡？依當時的情境，我是多麼願意點頭作答呀。可是，我會搖搖頭，堅決地說：不，我得去考能解答一切“何以故”的大學。

　　　　　　　　　　　　　　　　　(11)

　　我一回到三角城，就聽說小明家裡出了大事：那個蟄居圓城“色迷迷的”日本男人自稱是小明的舅舅來三角城找小山明子，被公安機關扣留，小山明子也遭到拘捕。傳出來的緣由是，他們都是日本特務。我已長大，對特務一詞再不會像從前那麼抱以瑟瑟發抖的恐懼。而且，我已有我的主見：那個男人也許是特務，但是小山明子肯定不是。

　　趙江河一反常態，滴酒不沾，下了班就給小紅和小明燒菜燒飯。聽周極說，他還經常去公安局為小山明子擔保，擔保她不是特務，只是他的父母收養的一個日本遺孤，他的父母死後，他們“兄妹”就遵照二老的遺囑結了婚。至於那個日本男人，似乎仍脫不開嫌疑。

　　小明已變得沉默，幾乎像一個好學生，每天準時上學放學，功課也一學就會。我同他仍在一個班級，班長我不想當，文藝委員任命了馮莉莉，我樂得與老師及課外活動中的風頭主義保持疏離狀態，以便我在畢業高考時一鳴驚人，把所有的人和事統統甩在身後：包括那些愛重我而又辛勤教書的老師（譬如數學老師兼班主任劉文東），包括雙眸黑如幽潭聲似銀鈴（一個多麼庸俗的比喻）的馮莉莉，也包括可能連上大學的設想都沒做過的小明。

　　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對媽媽的品格發生不滿：為了避開與“特務份子”的嫌疑關係，她自動疏遠了左鄰一家，她以行動告訴人們：她不是小山明子的朋友。耶穌被拘捕後他的大弟子伯多祿（也正是我的教名）在雞鳴前三次拒不認主。我的媽媽拒不認友。我在心底蔑視她。儘管我也為她找許多託辭開脫，諸如為了保護她的孩子，諸如女性的軟弱，諸如也許她們從來就不是真正的朋友相交密切僅僅出於近鄰的地理位置。

　　仲春時節，小山明子“無罪”獲釋，那個叫松原薰的日本男人因特嫌罪被遣送“回”日本。據我猜測，他原本是個遺孤，後來被日本右翼收買，成為潛伏的特務。我還猜測，他與小山明子之間存在過一段青梅竹馬之類的戀情。

　　小山明子一回到家，趙江河立即恢復本性，又喝酒又打人。不過，小明用過獅子點頭之後，他已不再打罵小明了，不知是因為怕他，還是別有原因。小紅挨了打罵，就跑到我家來找我姐姐。那一天，我忽然發現她長得根本不像趙江河，而是愈來愈像小山明子和小明。而且，從各個方面（頭髮、身條、笑的樣子、嗓音）都比馮莉莉漂亮得多。我想，我如果要打擊馮莉莉（我為什麼要打擊她又打擊她什麼呢），就可以打出小紅（低我們一個年級）是我的女朋友這張王牌。僅僅從虛榮的角度看，小紅是足以給任何男孩子帶來夢想的那種小美女。可惜，她比不上她的哥哥有魅力。也就是說，她一點也不吸引我。

　　爸爸很喜歡小紅。我甚至聽他和媽媽認真地商議過要去左鄰家提親，為我和小紅，免得那麼好的女孩子旁落他家。我又羞又惱，覺得自己受了平生至大的羞辱，甚至是奇恥大辱：我怎麼可能去找女孩兒，怎麼可能去成家生孩子，我如此孤高，如此不食人間煙火，如此孤家寡人的遠大志向，如此推崇修士和神父們的榜樣，怎?椿嵴乙桓鱟蓯前ご頡⒖閃�而糜[齙男∨�孩臄QＤ且桓鍪逼冢�稳~允裁慈碩濟揮忻魅?的、可靠的認識，或者說我矛盾而混亂。我開始懷疑所有的人和事，也懷疑上帝（如果他全能，為什麼允許關閉聖堂呢），祈禱的時刻愈來愈少，甚至幾乎不祈禱，偶爾禱告一次，也是因為有所求祈，譬如零用錢快些增長，增長到足以去購買百貨大樓里出售的那雙高腰皮鞋。

　　　　　　　　　　　　　　　　　(12)

　　高二年級的下學期，也就是畢業和高考之前（那時高中部只設兩年制），我和小明徹底反目成仇。事故的起因是我認為小明背叛我。他怎樣背叛了我呢？他與馮莉莉約會，而且我相信憑他的隨意和天然，他與馮莉莉的約會絕不會止於談話或手拉手。

　　我像一隻失控的野貓，一見到他們眼去眉來的樣子就眼中噴火。有許多次，我想衝上去扇小明的耳光。

　　我的理智僅僅能抓握我到這個程度：不要動粗，那是粗俗的。不過，一個關鍵的時刻還是來臨了。

　　那是初冬的一天，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我們將在深冬參加高考）。我作為尖子中的尖子，每天放學後到教導處去接受教導主任的專門輔導（他原是地理老師，地理是我唯一薄弱的課程）。那天我受完輔導天已傍晚。三角城的冬天落日很早，走近教室時，光線已黯淡得僅能看清走廊和門的輪廓。我推開教室的門，打開燈，打算到座位上取書包。燈亮的同時，我聽到一聲低低的驚呼：在最後一排的課桌上坐着馮莉莉，身邊緊貼着她站立的是趙亞明（小明的學名），他們都面孔潮紅，神色恍惚，顯然剛從某種接觸動作上分開。不知為什麼，我格外冷靜，步伐堅定地走到自己臨窗的座位上從桌膛中取出書包，從容地將地理書和筆記簿裝進去，扣好扣帶，背上，轉身，起步，踏上講台，步至講台近門的一端我停下來，向他們轉過身，正視他們那個一直定格在那裡的姿勢，像一個審判者或宣判者那樣用十分戲劇化的冷漠腔調說：“告訴你，趙亞明是日本人，他媽媽叫小山明子，他舅舅叫小山薰，是日本遺留的特務，不久前已被強行遣送回日本。”

　　時至今日，三角城人最反感的種族依舊是大和族。時至今日，我仍能在記憶中清晰地看到馮莉莉那雙幽潭似的大眼睛由驚愕轉為厭惡的神色變化。時至今日，我仍然為自己將松原的姓氏改為小山而既得意又懊悔。

　　從那以後，馮莉莉再也未同小明說過一句話，小明也再沒有有意識地看過我一眼。領取了高中畢業證，小明就到鐵路機務段當了蒸汽機車上專門為蒸汽機加煤的“小燒”，根本就沒有參加高考。作為對我心高氣傲的報答，高考時我既沒有考取文科狀元，又因吹黑管吹壞的肺葉上留下的鈣化點而未被第一志願圓城大學錄取，只進入了第二志願方城大學。湊巧的是，馮莉莉考取的是圓城醫大，成了我爸爸的後輩同窗。還有一個湊巧的插曲：我赴方城報到所乘的列車，恰恰由小明擔當司爐。

　　　　　　　　　　　　　　　　　(13)

　　一向不聲不響的小紅考取了方城大學。為償宿願，我大學畢業後又考取了方城大學日本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世事變遷，發達國家日本在方城、圓城和三角城人心目中的形象已漸漸改變。容貌出眾的小紅課業一直十分優秀，她沉默寡語只是淡淡微笑的處世態度更增添了她對異性的感召力。據她所在的西語系碩士生們透露，追求她或暗戀她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和老中青教師不會少於10打（120個）。透露這些數據的人，顯然也在數據中。

　　小紅時常來找我，每次都是來給我送食物。她只期望每年的假期我能與她一同乘火車返回三角城。我喜歡獨往獨來，從未與她同舟共濟過。碩士生三年，我的外婆和奶奶相繼過世。空缺感與後青春期的過度敏銳和多愁善感，將我向虛無（遠達不到存在主義的本旨）推進了一步。我蓄了長發，穿着破舊的牛仔衣褲，從外形到內心都布滿灰頹之色。人終歸要死去，何必生，何必枉走一場人世。自幼奠定的基督信仰，在所謂知識猛長的年代裡反而被我忘諸腦後。

　　在夢裡，小明或者類似小明的小伙子了會給我以親熱。醒時，我似乎有欲而無愛。不要家庭，不要後代，這一幼時朦朧的想法已化為堅定不移的結構。當小紅來找我，告訴我小山明子、小明、她和在方城的那位異姓姨媽很快就要移居東京，松原薰已為他們辦好了一切手續，並徵詢我是否去（意味着作她的家屬）時，我斷然拒絕了。小紅哭了，第一次問我，“為什麼不愛她”。我沉默許久，說：“我誰也不愛，只愛自己。”

　　小紅一家去了日本，留下趙江河一人在三角城：他堅決不肯去“小日本國”。得知小紅是混血兒，一些追他的男生泄了氣，另一些則更加起勁兒，不停地寫求愛信寄往東京。後來，一個長相比我還文氣的白面小生被小紅選中，幾經周折辦好了護照和簽證。他叫遲斌斌。臨行他來向我辭行。望着他水汪汪的眼神，我斷定他不會愛小紅。我竟會警告他：“到了東京，不許碰她的哥哥！”

　　　　　　　　　　　　　　　　　(14)

　　取得碩士學位後，我留在方城日本問題研究所工作。爸爸曾來方城天主教聖公墓祭奠奶奶和爺爺的煉靈，住在我的單身宿舍中。看到我發表的幾部著作和散見於報刊的文章，他不再為我沒有學醫而耿耿於懷了。甚至，他羨慕我的選擇：文字是生命可以尋覓的蹤跡。他還試探着問我，如果我寫小說或傳記，涉及到他，會不會“醜化”他。我迂迴地回答：如果“醜化”，寧願不寫父親的形象。不過，從他日漸衰老的目光中，我還是能看出幾許擔憂。是的，倘若我用文學的方式寫他、寫小明、寫我自己，會不會造成歪曲呢？同爸爸的那次見面後，我中止寫純文學類的作品而只寫論文：我得等待，等待時光的水流滌淨人與物躍動之中所盪起的塵煙，等待其現出本真，才能動手去觸碰。

　　小燕姐姐已經出嫁，並生了一個很漂亮很可愛的女兒。女兒長到3歲，一家三口到方城來玩，住我新分配的單元公寓。她告訴我，小山明子已回三角城定居，決定不再回日本，趙江河每天給她做飯燒菜，像變了一個人。小紅經常打越洋電話給姐姐，她們依舊是好朋友。小紅的性情大改，話極多，又大膽。她告訴姐姐，她生了一個男孩後，遲斌斌就同她離了婚，因為他已取得日本國籍。小紅又找了一個德國小伙子，小她七、八歲，很愛她，她也許會將兒子送回三角城由小山明子帶，她去杜塞爾多夫定居。她還通過姐姐問我願不願意作為學者去東京，她的一個情人是日本大學的董事，他完全有力量為我安排一個在日本研究日本文學的職位。

　　她沒有提起小明。他去日本後沒人說過他的任何消息。在姐姐返回三角城的前夕，我請他們去方城最有特色的美食城為他們餞行。席間，我和姐夫喝了很多啤酒。一個十八、九歲的侍應生端酒上來的時候，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小明。我問姐姐：“小明怎麼樣，他在東京？”姐姐遲疑了一下，說：“告訴你，你可別難過。”我答應她，怎麼會難過呢？姐姐說：“小明到了東京，一直把自己當中國人，學日語學得又相當吃力，有兩三年都沒事做，後來，他離家出走，當了やくざ（黑社會幫派），同一群台灣華人在一起。”

　　我又叫了一杯生啤酒，邊喝邊咽眼淚。放下杯子，我對姐姐說：“請給小紅打電話，要那個董事給我發邀請，訪問學者或旅遊考察都行，我要去東京。”說完，我離席，到洗手間裡痛哭起來。我仍舊是昔日那個少年，有着一種純潔而易於感動的心靈。我不會頹喪和沉淪，只要這個世界上有過一個我真正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