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忠誠
林思雲
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總書記江澤民是否繼續連任，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從
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體制國家的傳統來看，國家領導人都是終身制，除個別犯錯誤
被解職的以外（例如前蘇共的赫魯曉夫和中共的華國峰），都是死在任上，並沒
有主動讓位的先例。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是由於蘇聯解體被迫喪失職務的，也
不算是主動讓位。自江澤民接班後，中國的政治情況比較平穩，經濟情況也不錯，
國際關係也沒出重大問題，並沒有犯什麼可以讓人抓住把柄的“錯誤”。因此讓
江澤民主動讓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中國的國情又有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不同之處，這就是“垂簾聽政”。中國
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可以是沒有任何職位的一介平民，而法定的國家元首、政府首
腦都要聽從這個“平民”的指揮。這種垂簾聽政現象，在歐美國家，不論是資本
主義體制國家還是共產主義體制國家，都從未出現過。因此西方人對鄧小平辭去
一切職務後，仍是事實上最高領導人的“垂簾聽政”大惑不解，為此當年趙紫陽
還不得不專門向到訪的戈爾巴喬夫解釋：中共在重大問題上，還要請示鄧小平決
策。
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比較單純，職位和權力是一致的，有職就有權，不管誰當總
統，都能指揮得動軍隊。歐美國家的國家領導人一旦失去職務，也就等於退出政
治舞台，不再對國家政治有影響力。不管是美國下台的克林頓，還是俄國下台的
葉利欽，都無力再對國家政治指手劃腳。
中國的政治體制卻複雜得多，經常會出現有職無權、有權無職的“職權錯位”現
象。中國歷史上一直都是皇帝獨裁的集權體制，然而歷朝歷代都出現過皇帝大權
旁落，宦官外戚篡權的情況，近代更有著名的西太后垂簾聽政。為什麼西方國家
不會出現“職權錯位”，而中國經常出現垂簾聽政呢？探其原因，不難發現其與
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大有關係，這就是中國人對於“忠誠”的理解與西方人大相
徑庭。
西方人所謂的忠於黨、忠於國家，是一種抽象化的忠誠。西方的忠誠是忠於領導
人的職位，誰擔任領導人，我就忠於誰，就服從誰的領導。中國人卻把忠誠具體
化了，中國的忠誠是忠於某個具體的個人，不論他得勢還是失勢，不管他是否在
位，我都照樣忠於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西方式的忠誠是“人走茶就涼”，
而中國式的忠誠則是“人走茶不涼”。
一個身居顯位的高官，必然提拔重用一批人。不過中國人和西方人對這種提拔重
用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認為上官的提拔重用，不過是想利用自己的才能為他辦
事，他出錢我出力，雙方是相互利用的交易關係，誰也不欠誰，因此沒有必要對
上官特別感激涕零，將來也沒有報恩的必要。中國人則認為上官提拔重用自己，
是對自己的一種特別關照和恩賜，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中國人不認為上官提
拔重用自己是交易關係，而看作是單方面的恩賜，被提拔重用就等於自己欠了上
官的恩情，將來有機會一定要知恩圖報。
“荊柯刺秦王”可謂中國式忠誠的一個典範。荊柯本是衛國的一介布衣，被燕太
子丹重金請來，好吃好住盡意奉養，無所吝嗇，最後荊柯被感動：“太子遇柯厚，
乃至此乎。但以死報之”，這才發生了荊柯刺秦王的故事。荊柯拼死刺秦王，不
是為了思想信仰，不是為了國家民族，只是為了回報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中國這
種以死報恩的情結，西方人往往很難理解。
也正因為中國人的報恩情結，中國的官場特別容易形成“幫派”。一個高官在位
時提拔重用一批人，這些人出於報恩心理，不知不覺就成為該高官的死黨，將來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們都會無條件地站在這位高官的一邊，也就自然形成了一
個幫派。西方官場是按政見的不同分派，什麼左派右派、鷹派鴿派等等；中國官
場並不是按政見分派，而是按照幾位政治長老人物分成幾派。有時候西方新聞媒
體硬按西方的標準把中國官場分成保守的鷹派、改革派的鴿派，但被他們分為鴿
派的時常有很保守的動作，而被分為鷹派的也時常有很改革的舉動。
中國式忠誠還有一個特點：忠臣不事二主。一個人一旦忠於了某人後，就不能再
改變立場，哪怕那個人再荒唐無能，也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三國時代武將呂
布的武功水平是當時最精湛的，只是因為多次易主，後人對他的評價就很糟。相
反關羽儘管武功不怎麼樣，但對劉備忠誠不二，因而被後人尊為道德的楷模，封
為“關帝”，其地位甚至還在他的主子劉備之上。
近代這種“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觀，又被上升為“中國人不為外國效力”的愛
國主義情操。一些中國人出於各種原因放棄中國國籍加入外國籍，但心理上卻難
以擺脫“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負擔，因而很多人經常要在各種場合上表明自己
的“中國心”：我加入外國籍但心還在中國，身在海外仍不忘報效祖國。“洋裝雖
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西方人看來，一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改變國籍，不必非要忠於自己出生的國
家。按照西方的道德觀念，成為哪個國家的公民，就要忠於哪個國家，絕不能“身
在曹營心在漢”。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時，很多出生德國的德裔美人，毫不
猶豫地扛槍上前線為美國與自己的祖國作戰，沒有人責備這些人是“德奸”，美
國也沒有懷疑這些德裔美人對美國的忠誠，照樣任命他們擔任高官和將軍。
與西方人相反，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則是贊成“身在曹營心在漢”。中國人即使加
入外國籍，也還要為中國謀利益，更不能做“對不起祖國”的事。一個美籍德人
回德國講學經商，沒有人認為有什麼特別值得讚揚之處；而一個美籍華人回國講
學經商，就會被新聞媒體提升為“報效祖國”的愛國主義行動。這有時不免會讓
人感到納悶：這麼愛國的人，怎麼還把中國國籍給丟了？
前些年中國乒乓球隊有個選手何智麗，後來出國入了日本籍後，加入日本隊與中
國隊打球，對此很多中國人憤恨不已，斥罵其為“漢奸”。其實何智麗加入日本
籍後，從法律上講就不再是漢人了，自然也沒有資格當“漢奸”（抗戰勝利後查
出李香蘭是日本人，就不能再判她漢奸罪）。可是中國人不這麼看，只要你出生
在中國，就永遠被看成漢人，無論如何也脫不掉漢人的身份，永遠有當漢奸的資
格。
中國式的忠誠推廣到家庭就是“孝道”。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方面，中國和西方
也有極大不同。西方人把養育子女看作是自己的義務，並不要求子女將來會報答
自己的付出。西方人長大後各奔東西，不會呆在家裡孝敬服侍老人，當然他們也
不指望自己的子女將來會孝敬自己。這就像老雀費心費力養大小雀，老雀完成了
它的使命，小雀遠走高飛，兩者各不相欠。中國人則把養育子女，看成是父母對
子女的單方面恩賜，因此子女就有義務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以前中國父親打死
兒子都不犯法，而西方父母打孩子就會被告上法庭。我們經常聽到中國人抱怨說：
“我的孩子白養了”，意思是孩子不孝，自己的養育沒有得到回報。在西方就很
少聽到“我的孩子白養了”的抱怨。
最近看到一條引起大家熱烈討論的報道，說山東一個鄉村的鄉民，向從海外歸來
的女兒女婿要錢，遭到拒絕後竟然將女兒女婿雙雙砍死。該鄉民認為他對女兒有
養育之恩，有資格向女兒討要錢財。遭到女兒女婿拒絕後，鄉民氣憤自己的女兒
知恩不報，自己白養了她一場，一怒之下砍死了女兒女婿，而且還不後悔。這個
新聞的背後也是中國式的忠誠作怪。西方國家父母撫養未成年子女是一種義務，
子女成年後各自謀生，將來並不要回過頭來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因此很少聽說
西方國家的父母會理直氣壯地向子女索要錢財。有人說上述殺人新聞的產生是因
為中國沒有完善的養老體制，其實西方發達國家的養老體制也是在戰後才逐漸完
善，20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基本沒有什麼養老體制，但那時西方國家也沒有人
認為父母有權向子女索要錢財，有權討還養育的回報。
除此之外，中國式忠誠還是產生“人治”的底蘊。我們經常聽人們指責中國老是
人治，沒有法制，這裡不僅有制度問題，還有文化傳統問題。比如在揭發犯罪方
面，不少人知道自己的長官、朋友犯了罪，但由於他們對自己有知遇之恩、患難
之交，因此告發他們會面對沉重的道德負擔。李志綏寫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後，
被一些人批評：“毛澤東當年對他那麼好，他還要出賣毛。”中國人出於報恩心理
和義氣，往往會對有恩於自己的人開脫和隱瞞罪行，把個人恩怨放在法律之上。
《水滸傳》裡有這樣一個典型“義氣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閻婆惜發現宋江與
晁蓋等江湖大盜有來往時，宋江為了滅口殺了閻婆惜，而賣糟醃的唐牛兒誤被當
作犯人綁到縣衙。渾城縣知縣與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兒是冤枉的，但為了
開脫宋江，把唐牛兒判了個故縱兇犯逃脫罪，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書中的
渾城縣知縣並不是貪官，宋江也沒有對他進行過賄賂。該知縣之所以百般為宋江
開脫，不是出於貪贓枉法的邪惡動機，而是出於“仗義救友”的義舉。現在中國
法院很多不公正的判決，也並不全是法官受了金錢賄賂的貪贓枉法，很多情況下
也是法官出於對恩公的報恩、對朋友的義氣，而把個人恩怨放在法律之上的義氣
行為。中國法官也同樣有報恩心理，遇到曾經厚待自己的上官、曾經竭力幫助自
己的摯友前來說情，很難不顧及他們的情面。
中國人的報恩心理之重，常被形容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中國最著名的報
恩故事之一是《三國演義》裡的關羽放曹操。由於曹操曾經厚待關羽，關羽為了
報恩，在曹操危難時刻私自放走了他。這個故事西方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一個
將軍為了個人的恩怨，居然放走了交戰敵國的元首，是絕對不能饒恕的叛國行為。
而中國人不但沒有譴責關羽把個人恩怨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的叛國行為，反而讚揚
關羽這樣做是有恩必報的真正男子漢大丈夫。在中國倍受歡迎的金庸武俠小說，
也貫徹了中國式的報恩觀念。比如《笑敖江湖》裡的令狐沖，明知他師傅是個惡
人，但因為自己欠了他的教養之恩，在他不利時總要放他一馬，是關羽放曹操的
另一個版本。
不過任何民族的道德觀念都會變化。自從近代西風東漸以來，西方文化的滲透對
中國傳統文化造成很大衝擊，很多傳統的道德觀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守節
和孝道，已經越來越不被重視。近年來不斷有人驚呼中華民族正在“道德淪喪”，
也是言有所依。
同樣中國傳統上的“中國式忠誠”，也遭到很大打擊。目前中國式忠誠還有一定
的市場，而且越落後的地區，文化程度越低的人，中國式忠誠的傾向也越明顯（就
像那個殺女兒女婿鄉民）。但在開放和經濟發達的地區，很多人已經接受了西方
“人走茶涼”的道德觀念，誰在位就效忠誰，誰下台就不再理睬。儘管這些人在
不少情況下，可能被認為是見利忘義的小人，但不能不承認在中國西方式人走茶
涼的“小人”正越來越多。
由於中國人道德觀念的變化，中國式忠誠的市場越來越小。今後中國領導人要想
垂簾聽政，想靠部下對他個人的忠誠來控制影響中國政局，無疑是越來越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