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 是二十周年紀念。這二十年過得好快，我還沒有時間寫一篇文章紀念他們。俗話說： “秀才人情紙半張。”我連這半張紙也沒有獻在老朋友靈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 過，真要紀念傅雷夫婦，半張紙畢竟不夠，而洋洋大文卻也寫不出，於是拖延到今天。

現在，我書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 寄贈的，還有兩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 親筆題字。我的照相冊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會上， 在趙超構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 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 的開始。可是我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只有兩次，不知怎麼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 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別號就叫 “怒庵”，也就不以為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從福建回滬省親，在上海住了五個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呂班路 （今重慶南路）巴黎新村去看過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島，專心於翻譯羅曼·羅蘭。這一 次認識了朱梅馥。也看見客堂里有一架鋼琴，他的兒子傅聰坐在高凳上練琴。

我和傅雷的友誼，只能說開始於解放以後。那時他已遷居江蘇路安定坊，住的是宋 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鄰近，轉一個彎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譯巴爾扎克，我在 譯伐佐夫、顯克微支和尼克索。這樣，我們就成為翻譯外國文學的同道，因此，在這幾 年中，我常去他家裡聊天，有時也借用他的各種辭典查幾個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談翻譯技術，因為我們兩人的翻譯方法不很相同。一則因為他譯 的是法文著作，從原文譯，我譯的都是英文轉譯本，使用的譯法根本不同。二則我主張 翻譯只要達意，我從英文本譯，只能做到達英譯本的意。英譯本對原文本負責，我對英 譯本負責。傅雷則主張非但要達意，還要求傳神。他屢次舉過一個例。他說：莎士比亞 的《哈姆雷特》第一場有一句“靜得連一個老鼠的聲音都沒有”。但紀德的法文譯本， 這一句卻是“靜得連一隻貓的聲音都沒有”。他說“這不是譯錯，這是達意，這也就是 傳神。”我說，依照你的觀念，中文譯本就應該譯作“鴉雀無聲”。他說“對”。我說： “不行，因為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話中不用貓或鴉雀來形容靜。”

傅雷有一本《國語大辭典》，書中有許多北方的成語。傅雷譯到法文成語或俗話的 時候，常常向這本辭典中去找合適的中國成語俗話。有時我去看他，他也會舉出一句法 文成語，問我有沒有相當的中國成語。他這個辦法，我也不以為然。我主張照原文原意 譯，寧可加個注，說明這個成語的意義相當於中國的某一句成語。當然，他也不以為然。

一九五八年，我們都成為第五類分子，不便來往，彼此就不相聞問。不過，有一段 時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會動員出去辦托兒所，她們倆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 便間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較多的行動自由，於是我又常去 看他。他還在譯書，而我已不幹這一行了，那幾年，我在熱中於碑版文物，到他那裡去， 就談字畫古董。他給我看許多黃賓虹的畫，極其讚賞，而我卻又有不同意見。我以為黃 賓虹晚年的畫越來越像個“墨豬”了。這句話又使他“怒”起來，他批評我不懂中國畫 里的水墨筆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經在里弄里被“示眾”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 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 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 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乾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 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 然決然不自惜其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 這卻是我想象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

傅雷逝世，其實我還沒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書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 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嚴，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他的兒子塑造成符合於 他的理想的人物。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沒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在青年時候，他的剛直還近於狂妄。所以孔子 說：“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傅雷從昆明回來以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累 積之後，他才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 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說過：“吾未見剛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 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