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紅塵 明代的社會風氣，是從明武宗朱厚照之後開始落敗的。朱厚照的爺爺朱見深，皇后的年齡比他大二十歲，據說此女駐顏有術，在他年近六十的時候，還像少女一般。成化爺一直深愛着她。而朱厚照的父親朱佑樘，一生就只有一門妻子，也不知道他是公公還是婆婆，讓人覺得做皇帝其實也沒多大意思。所以我以為，明孝宗弘治年間，是明代社會的一個分水嶺。 你看，到了前衛皇帝朱厚照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明代的國力和財富，到了正德時幾乎達到了頂峰，因此才有了朱厚照的瘋狂行徑。“豹房”，“威武大將軍”等經典詞語，把這個玩家形象刻畫的面目如生。而此後世風日下，貪污腐敗等等，此君也該算是始作俑者。 到了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上台，則更甚一步了。說句實話，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是漢人歷史上最為繁華的階段之一。那時的江南一帶，異常的富庶，商業經濟波濤洶湧地衝擊着農耕經濟。土地兼併的事實，加上多生產糧食並不能致富，因此連農夫們都不想種田了，於是閒人就多了起來，成了市井的潤滑油。富裕的社會，就像瓜熟蒂落一樣，同時也是墮落的溫床。好在富裕本身具有相對的凝聚力，因此江南閒漢們的為害，還不至於像若干年後西北閒漢們那樣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席捲整個帝國。這是閒話。 然而太平皇帝多無所作為。野史記載嘉靖皇帝“性忭”。什麼叫性忭呢？就是性慾亢奮。嘉靖好道術，時常徵召民間處女入宮，讓她們夜半時分裸身站立在庭院中，身上沾滿露水，然後與月經相融，內侍捧着器皿接下了，再煉成丹丸，供嘉靖皇帝享用。據說這樣可以提高人的壽命和性能力。 這僅是明代中後期性生活泛濫的一斑。宮中如此，民間也是如此。炕頭熱了，就會滋生些鳥事。明末的文人沈採在他的傳奇《千金記．起盜》中說：“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他揭示了明代中後期的一個真實的現象：物資充裕，精神空虛，因此臍下三寸的欲望，就急劇地膨脹了。 在娛樂相對貧乏，然而溫飽已經不成問題的年代，淫慾就成了最好的消閒方式。在當時，偷情是比較普遍的街談巷論，人們不以為恥，僅偶爾以此圖利而已，比如捉姦。城市中的通姦成了一種流行現象，鄰舍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時的地方官員，一般只處理三件訟案：一是偷盜，二是姦情，三是財產糾紛。後來人們學乖了，第三種訟案就不見官了，免得落得別人中飽私囊。 明代後期的文人原創小說，多是以言情，偷情為題材的。小說中人物的情愛過程，效率極高，往往三言兩語之後就直搗黃龍府了。我們在翻閱那些小說時，可能會因此臉紅耳赤，道德感像虱子一樣爬上我們的心頭，讓我們坐立不安。我們在指摘某某思想不開竅時，總喜歡用你這人思想太封建之類的詞語。殊不知，人家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經進入我們如越雷霆般探進的後現代社會了。 文化永遠先於文明。也許這是我們漢人唯一可值得炫耀的命門？ 明中葉之後，文人原創小說異常發達，種類繁多。而其中對和尚的鞭撻，更是鋒芒畢露，主要集中在對他們性生活的不檢點上。在古典小說中，有三段經典名言，經常被引用。一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中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二是傳說出自蘇東坡之口的：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 轉禿轉毒，轉毒轉禿。” 三是： “一個字便是僧；兩個字是和尚； 三個字鬼樂官；四字色中餓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像在前面提到過的閒漢，有很多就混不下去了，就剃頭出家了，但是凡心還在。但凡是男人，一般都具有四種幻想：一是錢，二是權，三是名，四是性。這些在明清小說家的筆下，都顯得合情合理。他們打着勸誡的名義，實際上對這些風氣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和尚呢，則屬於邊緣人物，他們的神秘性，正是婦女們最傾心的摸索對象。因為明代對僧道的管理制度比較鬆散，因此僧道們大都可以游離於官府管制之外，成為相對獨立的個體戶。 所以良家婦女們見了和尚，就跟富家子弟見了妓女一樣，某種默契，盡在不可言表的眼神之中。如果說妓女在男人們的心目中就像是揮之不去的癮頭一樣，那麼和尚在明末的文人小說中，也成了深閨婦女的性幻想對象。明代婦女，除了三元跟清明可以明目張胆地出門遊玩之外，另一個藉口就是到寺院去燒香還原。文人作家們相信，燒香是假，而跟和尚眉來眼去是真。 在那些小說中，和尚們的床上功夫，被大肆渲染。像《梧桐影》中的三拙，《禪真後史》中的華如剛，《歡喜冤家》中的老中青三個色僧等，哪個和尚不是色中餓鬼？和尚跟一般城市流氓的區別在於，他們具有比較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社會聲譽。這些資本，讓他們在女色面前，如狼似虎。擬話本《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章節也提到了這種情況。 快感來自意想不到的刺激，而光頭更成了性感的象徵。和尚與怨婦們如魚得水，乾柴烈火，一點即燃。這種赤裸裸的渲染，其實暗示的就是一個主題：人不是為了精神活着，而是為了肉體活着。教化思想在這裡不具備任何的說服力。佛道也好，儒道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這些小說中女人的縱情，估計有兩個科學的根據：一是裹腳，因血液擠壓，反而增強了女人的性慾，《歡喜冤家》中濮氏在欲熾難忍的情況下，從陰部拉了一個大血塊出來，即是明證。二是如荷蘭作家高羅佩所言，江南一帶的女人，因為多雨，以致陰戶鬆散，括約肌弱。因此和尚得手，多在陰雨天氣。 和尚在明末文人小說中的異軍突起，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女人本家正兒八經的男人在性方面的退卻，因此必須藉此扔下一個煙霧彈遮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物慾橫流的社會裡，一般的婦女已經不能滿足於閨閣的道義枷鎖，因而急不可耐地需要尋求身心的解放了。越是隱秘的地方，越是罪惡的隱身之處。就像《十日談》。但是罪惡總是會給人帶來快樂的。所以我們只能為我們人性中的最隱秘之處，表現出某種無奈。快樂總是伴隨着罪惡來臨的。沒有罪惡，就沒有快樂，如此而已。 所以，讀過《金瓶梅》的人們，千萬不要驚詫於其中的物慾橫流。倘若讀過《歡喜冤家》後，你才知道什麼叫人盡可夫了。性是女人對自身的最脆弱的保護網，女人以此守節，無疑是一種畸形的選擇。女人心底最大的願望，其實就是成為一個富有而有才華的妓女。柳如是是如此，張愛玲也是如此。而男人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個讓人尊敬的偶像，以此彌補臍下三寸的累贅之物，給他們帶來的渾身不舒服。這其實是一種戀父情結，不多說了。這跟吃臭豆腐，嚼口香糖沒什麼兩樣的。 比較有趣的是，尼姑的性作為就跟男寵一樣，在文人小說中都被淡化了。看來那時的文人們，對弱者還是持着保留態度的。像《禪真後史》中的性空，把和尚邀請到庵里快活，殊出意外。因為把庵堂做為妓院，實在是荒唐透頂了。估計連阿扁見了，也要絕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