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恩師彭明（二） 樺樹 或許是老師們不願讓我對史學研究的價值心存偏見吧，他們幫我把畢業論文編改成四個獨立的部分，首先推薦給《近代史研究》的主編丁守和。丁守和先生選擇了第二部分發表，餘下的三個部分分別刊登在《南開史學》等三本歷史刊物上。 82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早晨，我看到辦公桌上有張便條，潦草的鉛筆字寫着電話留言：“樺樹立即去一趟《近代史研究》編輯部，有要事”。 趁着午休，我乘大一路公車，又在王府井倒了趟電車，就來到了東廠胡同。一轉過熙攘的街角，抬眼看見淺灰色的近代史所辦公樓，它神態呆板地聳立在黑瓦平房之上，實在顯得突兀。 讀報紙的門衛頭都沒抬就告訴我編輯部在一層的最東頭，很容易就找到了。門是敞開的，我小心翼翼地朝里探頭一看，有四五個中老年男人正在寬大的屋子裡小憩，有的坐着，有的蜷身側躺在桌上打盹。我輕輕地敲了敲開着的門，一個頭髮花白的男子微微地張開了眼睛：“你找人嗎？”一口濃重的膠東話。“我接到通知，說讓來一趟”，我規矩地回答。 “你家長是誰啊？”他愣愣地問。這打岔打到哪兒去了？我趕緊又說：“我叫樺樹”，話音剛落，其餘睡覺的人都坐了起來，幾雙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緊張地低頭檢查那天穿的白衫藍褲，可有不妥？膠東人怔了一下兒才說：“你到對面的屋裡去等一會兒”。 我只好走進對面的屋，屋子很小，臨窗有張兩抽桌，緊挨着是一張木板小床，床邊還坐着個年輕男孩兒。那男孩兒我猜也就十八九歲，學生頭，很瘦，動作敏捷得像只金絲小猴。他不認識我卻一直捂着嘴不停地沖我笑，笑得厲害了還彎下腰，我納悶地想，這兒的人可都真夠奇怪的。等他笑得沒勁了，才眉飛色舞特神秘地湊近我說：“上午我們開會討論發稿時，大家議論怎麼沒聽說過樺樹，看名字文章和字一定是個年紀很大的老頭子，真沒想到…… 哈哈哈，太逗了。跟你說話的那人是我們主任宋士堂，今天是讓你來做最後一校的”。屋裡就我們倆，他還是說悄悄話似地把聲音壓得很低。他說完又笑，我也就跟着傻笑，像是在議論不相干的別人。他把定稿拿給我看，我對編輯加減的一些零碎不太樂意，比如，在胡適前加上“反動文人”的定語，我心想“反動”的定義是什麼呢？反潮流而動？反政府而動？胡適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嗎？但一想算了，沒在瞿秋白前面加上複姓“叛徒”就算客氣了，其實我最終也沒弄明白大家認為瞿秋白背叛的是誰。從那天起，我和幫我的這個古靈精怪的男孩成為了好朋友，友誼長達一輩子，他叫湯立峰，非常聰敏且才華橫溢，是一個小有名氣的現代書法家。 晚上回來我打電話把中午發生的詳情告訴了彭老師，還誇張地添油加醋，說人家覺得我是個髒兮兮的乾癟老叟，這是研究歷史的代價。彭老師在電話那端興高采烈地笑，笑個不止，還說明天就要告訴陳鐵健老師。我經常在想，彭老師身體之所以那麼好，就是因為他喜歡笑，喜歡誠心誠意地體會快樂，哪怕是微小的快樂。正因為是史學家，所以他才有氣度，所以才榮辱不驚，觀千萬年歷史，不過就是眼前一瞬，更何言那明明滅滅無盡數的個體生命。彭老師個性豁達，鮮抱怨，視未來如過去，從不用陰鬱的表情使別人感受沉重。 雖然我在大學學過歷史，可卻從未在史學界工作過一天，因為沒從事此專業，所以不了解彭老師陳老師幫助我發表篇論文有何重要。若干年後，我看到在研究和教學行業的朋友們為了評上高級職稱，絞盡腦汁地爭取在國家級專業雜誌上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籍，當他們竭盡了全力卻無功而返並為此陷入深深的煩惱時，我才明白，在那個論資排輩的年代裡，我們這些二十歲出頭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算是老幾？難怪編輯們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如果他們事先知情，沒準兒連瞄都不會瞄我的論文一眼。可想而見當年老師們與我的恩情有多大，他們為我在史學這個圈子裡和我的生命中劃下了一道輕淺的痕跡。 畢業後我和彭老師仍然來往密切，每次出差回京我一定會去看望他。彭師母叫李雅，退休前是北大附中的副校長，想想看，我僅教育一個青春期的女兒都倍感挫折，那要管理成百上千個半大不懂事且荷爾蒙旺盛分泌的青少年該是件如何萬難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戴着眼鏡，嘴角永遠掛着微笑的彭師母是個果斷和了不起的女人。彭老師夫婦育有三子，二兒子彭躍和小兒子彭剛歲數和我相仿，也都是77級的大學生，所以我們彼此聊得來，是朋友。彭老師個頭不高，可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一米八五甚至到一米九以上，我真後悔忘了向師母討教，小時候餵他們吃什麼竟能長得如此茁壯？彭家三兄弟相當優秀，他們相繼赴日本德國和美國留學並獲得了學位，只可惜沒有一個去追隨他們父親的腳步。 我甚少見到比彭老師更為勤奮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4點鐘起床，然後開始寫作，一直寫到中午，春夏秋冬，幾十年雷打不動，每年至少撰寫和出版一本新書。有位作家朋友曾特誠實地告訴我：“寫作其實是件體力活，只要能堅持，誰都可以成為作家”。我也深知缺乏毅力比短少才華問題更為嚴重，頑強隱忍的耐力和堅硬的體魄才是完成事情的關鍵。每當彭老師送給我他的新書時，我都自覺慚愧，不願抬頭，與兩鬢斑白的老先生相比，我空有一副尚且年輕的皮囊。 下午一般是彭老師會客的時間，同學們一定會錯過午休才去拜訪。先生心腸好又隨和，對待學生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盡心。我經常聽見他在背後稱讚某些學生，而那些人從來都不知道。有時候先生會把寫好的書稿拿給我們看，還讓給他修改，我搖頭說絕不可以，怎能改動老師的文章？然而他卻堅持。 先生的文字質樸無華，無多修飾的詞句，清楚乾淨。一個冬天的深夜，我縮在被窩裡讀他的稿子，讀着讀着，突然頓悟，原來把一個事件，一個觀點準確明白地記錄並表達出來，就已經是最好；那種種所謂的技巧，把玩的文字，追求的華采，其實多少都是虛榮；好比蛋糕表面塗抹的斑斕奶油裝飾，有與沒有，人們要吃的都只是蛋糕。先生常常用類似的方法潛移默化地影響我，現在想來真是用心良苦。 每當吃完晚飯，彭老師會像小孩子一樣搬個板凳坐在電視機前，等待着看全國甲級足球隊的聯賽。我覺得那麼難看的球賽他居然還期盼投入，大睜着眼皮下垂的眼睛和師母年幼的侄兒小牛一起激動，一起叫喊，一起喧譁。 有一年，彭老師和師母到美國華府探望他們的兒子，接着飛到洛杉磯來看我。我當然興奮，趕緊打掃庭廚，琢磨着給他們做好吃的，顯擺顯擺手藝。可是他們來後，我幾乎沒有機會做飯，因為每天都出去玩。從好萊塢到迪斯尼，從威尼斯海灘到賭城，從UCLA到杭廷頓圖書館，一個禮拜下來，不要說兩位老人，就連我自己都累草雞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趕緊安排老兩口洗澡睡下，為明天養足精神，生怕老人累病了。但是彭老師起得很早，他們抵洛的第二天清晨，估計四點左右，我睡夢裡隱隱聽見樓下有聲響，就披上衣服起床，開門即看見餐廳折射到客廳的燈光。我拈手拈腳下樓一看，彭老師正趴在餐桌上聚精會神地寫東西。我趕緊給他了熱杯牛奶，他對我說，出國前人民出版社跟他約了本書稿，讓他用日記體記載這次的美國之行，回國前他必須寫完。晚上我打電話給彭剛，說你爸爸太認真了，彭剛邊笑邊說，這不算什麼，他爸去參觀林肯紀念館，為了點兒細節問題，讓彭剛開車帶他去了十幾次。 臨離開洛杉磯的前一天早上，彭老師把寫好的書稿給我看，我要求他回去再睡一會兒，因為下午要開車2小時去聖地亞哥加大看望一位美國史學界的教授。彭老師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上車既睡，每天當我駛過小路開上大街時，他的呼嚕肯定已經響起來了。師母不睡，興致盎然地觀賞車窗外的光景。夜裡無景可觀時，我就對師母說：“您也睡會兒吧，放心，我除了喜歡開快車，從來沒出過事故”。師母說不，一定要陪我說話。誰知，我牛吹大了，就在那最後一天的晚上，我犯下了一個愚蠢至極的錯誤。 到達聖地亞哥後，沒料到那位美國教授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烤肉party，因為很多同事和學生們都慕彭老師的名而來，他們圍在一起七嘴八舌，彭老師更是興奮異常，根本就忘了時間。如果不是我提醒明早7點鐘的飛機，大家還不會放我們離去。 上路返家時已是夜裡11點半了，我或許是累暈了，鬼使神差地開反了高速公路的方向，居然還沒意識到。那天夜裡月高風緊，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我看見前面有燈光和關卡，以為是移民局抽查偷渡客的Check point，當時無人把守，我想都沒想就徑直開了過去。突然間，我感覺眼睛花了，竟看不清路牌，我使勁眨眨眼，還是不懂。我又發現高速公路的線道也從5條一下子變成了窄窄的兩條，身旁的汽車都發瘋似地加速互超。猛然一個激靈，驚得我一身麻，當下意識到我們已經身在外國了！ 四下漆黑，無路燈，左邊可以感覺是深深的山崖，右邊什麼都看不見，我只得屏住呼吸，硬着頭皮在車燈的照耀下順着彎彎曲曲的小路朝前疾駛…… 終於，我一打車把，把車停在右邊的黑暗裡。深吸一口氣，稍停了片刻，我轉過身對坐在後排的二位老人說：“我們現在在墨西哥的提華納”。彭老師有點驚恐地看着我，師母卻很鎮定，臉上還露着信任的微笑。我儘量保持聲音的平靜，輕聲說：“沒事兒的，別擔心。” 車前的大燈開着，我隱隱看見旁邊有座房子和白色的牆，牆邊站着一群年輕的墨西哥男人。我鼓足了勇氣，打開車門邁了出去，隨即馬上又鎖上門。我朝着黑影走去，離開有5米處，我停住腳，大聲地用英文說：“對不起，請告訴我怎麼回到聖地亞哥？”那群黑影搖晃攢動卻沒反應。我又大聲問，還是寂靜，唯一聽見的是我自己心臟瘋狂跳動的咣咣聲，震得耳膜一下一下地抽搐。終於，黑暗裡走出個矮小的人，他結結巴巴地說着聽不懂的西班牙語，我害怕地重複：“聖地亞哥……”最後小墨抬起手，指着山下的一處燈光，也說：“聖地亞哥，聖地亞哥”。他用手畫着圈子，告訴我如何調頭，我對他謝萬謝，兩隻手裡攥出了汗來。 好不容易回到了美墨邊境關卡，我們都長舒了一口氣。我搖下車窗，特別客氣，特別內疚地告訴着荷槍實彈穿着軍服的的邊防官員，說我是怎樣疏忽地開到墨西哥去的；留着兩撇小鬍子的中年男人臉上顯露着同情和微笑，他安慰我：“這事情常常發生”。他的話終於讓我的一顆心落回到了肚子裡。誰想到，小鬍子又接着說：“沒有證件，我是不能允許你們進入美國的”。啊？！！我渾身的血頓時全部衝到了頭上。 回想起來，我都不知是如何在焦慮中熬過深夜裡那兩個小時的。我把先生和師母帶進邊防的活動木板屋裡，並找來兩把椅子讓他們靠牆邊坐下。我態度非常肯定地微笑着對他們說，我去辦些手續，馬上就回來。我進入隔開的房間找到了值班的上司，再三懇切地要求他讓我們入境，上司面無表情，只問了一句話：“我能執法犯法嗎？” 我當時只感覺恍惚。從小到大我走南闖北，好似永遠身處旅途中，所以養成了出門特別小心審慎的習慣。這麼大的疏忽竟然會發生在我的身上，簡直無法相信。我站在門口，看着昏暗燈光下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顯得疲乏萎頓。凌晨2點，在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美墨邊境……我心裡泛出又痛又憐的苦楚，恨不得打自己幾巴掌，都是由於我的過失，給別人造成了麻煩和痛苦。當時那種極難受的無助我今天是用文字表達不出來的。不行，我又轉回身去，找到上司說：“那位老先生是被請到華盛頓開會的，今天早上7點鐘的飛機。這個錯誤是我造成的，你怎麼懲罰我都行，但是我懇求你，不要讓他們誤了開會”。上司思忖了一會兒，估計也看得出來我不是什麼壞人，就說：“你能證明你的話嗎？”我說可以。我趕緊打電話，把女兒的保姆深夜裡叫醒，讓她把護照簽證和機票找到並影印傳真了過來。邊防官員們收到後，幾個人交談了一下兒，罰了我300美金現金，然後把欄杆打開，讓我們回到了美國。 開回洛杉磯的路上，彭老師竟沒了睡意，他快樂又大聲地說：“太好了，我們這次居然多去了一個國家，這叫誤闖墨西哥”。我當時還心有餘悸，從後照鏡看了一眼他興奮的模樣，輕輕地笑着搖了搖頭。我心想，將來有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帶老師師母去墨西哥旅行一次，帶他們去看碧藍的海水，吃鮮美的水果，尋神秘的瑪雅文化，再也不要像今夜一樣恐懼。 然而，我這個小小的願望卻永遠不能實現了，想來心下悽然。 願恩師在天國，花香草美，沒有憂愁，只有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