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李銀河女士的“《狗鎮》再思”之後，有點感想：

李女士認為：一個社會有人窮有人富，到底是個人問題還是體制問題？也許都有，但是體制是更加有影響力的因素。我對於李女士的結論很佩服。說到底，在美國受教育沒有讓李女士被美國的觀念毒害，可見李女士的修行甚為了得。

這個問題在北美，傳統上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在假設的“公平競爭”的前提下，窮人被斷定是懶人，或更糟，遊手好閒者，存心不勞而獲者。這樣的觀點在改革開放後也被引進到中國，所謂“勤勞致富”的口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言外之意：如果你致不了富，那是你不勤勞！

這樣的意識形態造成的後果是：受害者被錯怪了。窮人，作為體制的犧牲品和受害者，不僅沒有被視為犧牲品或受害者，反而被視為社會進步或經濟繁榮的絆腳石。

看看今天的中國，人人唯利是圖，個個唯“財”是舉，對於社會上那些包括窮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有多少人認識到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現行體制的犧牲品？

這樣的思路的更嚴重的後果是：社會問題被個人化了。比如，貧窮這樣一個社會問題就被個人化為：某些人的懶惰。於是，相應的解決方法：把他們的懶病治一治。而體制上的弊病就被忽視了。

不論中國還是美國，從社會的既得利益團體的角度來看，指責受難者是一個不錯的策略：因為當大眾的注意力被轉移到那些貧窮的“懶人”身上時，那些既得利益團體成員以及他們從中獲益的體制就被免責了。

因此，當我們面對社會的弱勢群體，不論是窮人，精神病人，同性戀者，失業人員，還是少數民族，婦女兒童，青少年，老年人，殘疾人，等等，我們都要謹記：他們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社會體制性的弊端造成。要幫助他們，體制性的改革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