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英雄到賣國賊

　　一個民族，評價自己的英雄人物與評價別人的英雄人物，往往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僅各民族的利益使然，英雄觀、道德觀也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我們來看看法國的例子，著名的貝當元帥，《中國大百科全書》與《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對他的評價有很大差異。

　　前者的辭條解釋是：” 法國維希政府元首、法國元帥，民族叛徒。” 後者則是：” 法國將軍。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的赫赫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維希傀儡政府元首。” 顯然，前者的評語是單一的，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道德色彩和批判色彩；後者的評語是複合的，平實的，基本上不作道德評判。前者在介紹其生平時，也曾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因領導凡爾登保衛戰而出名，成為當時的英雄” ，輕描淡寫，不無揶揄。我們看前者知道的貝當，是一個一度浪得虛名的壞蛋、徹頭徹尾法奸；而看後者了解貝當，才知道他原來也曾是一位深受愛戴、享有盛譽、功勞卓著的民族英雄。

　　1932年，巴黎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劍刃》，扉頁有一段作者獻詞： 　　獻給貝當元帥 　　本書只能獻給元帥閣下一人 　　因為你的赫赫功績最能證明 　　思想光輝產生的行動 　　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獻詞的落款是：” 致最崇高最熱忱的愛戴之意——夏。戴高樂”

　　這位戴高樂將軍，一度崇拜貝當幾近阿諛奉承的程度，歷史證明他絕非一個吹牛拍馬的小人。他是發自內心的對這位民族英雄與恩師的愛戴：是貝當在極為艱難的一戰期間，率領法軍浴血奮戰，為法蘭西民族殺出了生機。他沒有想到，當德國侵略者捲土重來之時，貝當竟會挺身而出，代表法國投降。戴高樂多次規勸、進諫無效，最後一次向他心目中的偶像舉手致敬，慨然與之決裂，到法國本土之外組織” 自由法國政府” 進行抵抗運動。他被貝當的維希政府以” 叛國罪”缺席判處死刑。1944年8 月26日，戴高樂率領其抗戰部隊同盟軍一道開進巴黎，結束了長達四年的納粹德國的統治。這一次，是戴高樂取代了貝當成了法國的民族英雄。第二年的8 月15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89歲的貝當同樣以” 叛國罪 ” 被判處死刑。戴高樂簽署了特赦令，改判終身監禁，——就象五年前貝當也在他缺席審判的死刑判決書上簽署” 不要執行” 一樣。

　　不過功是功罪是罪，法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否認貝當先前的功績。即使在他率領法國投降的戰敗時期，在大多數法國人心目中，他仍然是精神領袖，仍然把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紅衣主教熱利埃說的：” 貝當就是法國，法國就是貝當。” 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沒錯，就算是戴高樂，也由他一手提拔，從上尉逐級升至將軍，才能成為二戰中的風雲人物。

　　在利益的相對性之上，還有一個道德的一致性。反之亦然。作為盟國之一，我們為法國終於選擇了戴高樂而非貝當慶幸。不過他到底只是法國的民族英雄，而法國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國，其領地包括越南，當時叫法屬印度支那；當年的英法聯軍，也犯下過火燒圓明園的暴行。二戰結束以後，戴高樂推翻了貝當維希政府的一切對外條約，下令要恢復法國在亞洲的利益，包括在中國的利益。中國最先在本土對日抗戰，在戰勝國中的地位遠遠超過法國。戴高樂的所謂” 自由法國” ，幾無戰功和戰績可言，連東歐一個小國的抵抗游擊隊都不如，對中國及亞洲的抗日更毫無貢獻。戰爭期間，越南的法國軍隊皆效忠於維希政府。不料他跟着盟軍返回巴黎，竟儼然以” 五大戰勝國” 之一登上歷史舞台。他重新出兵，占領剛剛宣布獨立的越南；他還企圖重獲中國領土上的法租界，一直拖到1946年2 月28日才被迫簽約，放棄事實上早在三年前維希政府即已宣布放棄的租界及治外法權。別人的民族英雄，我們盡可以去欣賞甚至敬佩；唯從本民族的利益計，倒不如讓他們多出幾個賣國賊。

　　從民族救星到人類公敵

　　幾乎與貝當同時，德國也有一位一戰英雄，即後來當上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的興登堡。他也提拔了一位無名小卒、一戰時的二等兵希特勒，使之掌管德國，震驚世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曾崇拜和歌頌興登堡：

　　” 您在榮譽的戰場上為我們民族的生存和未來戰鬥了三次。您當年經歷了帝國的形成，還親眼見到過那位偉大首相的事業，看見過我們民族奇蹟般的騰飛，並在最後把我們領進了偉大的時代，讓我們自己去體驗和爭取自己的命運。今天，陸軍元帥先生，先知決定您是我們民族重新興盛的庇護者。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您神奇的一生是德意志民族不可摧毀的生命力的象徵。” ——這是1933年3 月21日，希特勒在一次慶典的演說詞。我們看到，他完全是在頌揚一位民族英雄。

　　興登堡本人並不是納粹，也沒直接參加過希特勒的侵略戰爭和迫害猶太人，但他與納粹合作，以自己的巨大聲望，幫助希特勒攫取了獨裁者的位置，是這場德國、歐洲、乃至世界災難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在國會縱火案的第二天，宣布《保衛人民和國家》的緊急法規，取消了魏瑪共和國憲法規定的保衛人民人身、新聞、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為什麼這麼糊塗？因為他相信，只有希特勒能夠拯救和振興德意志，希特勒是領導德國重新崛起和騰飛的民族英雄。正所謂” 英雄惜英雄”.從興登堡時代的魏瑪共和國，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是一位民族英雄向另一位民族英雄的傳交承接。不光是興登堡，當時的絕大多數德國人也相信，希特勒是” 德國再生的當然代表” ，所以才以絕對高票讓他贏得大選當上帝國元首。他使德國迅速擺脫戰後的困境，在西方經濟大蕭條中一枝獨秀，他迫使西歐各國放棄戰勝國的地位，容忍和屈服於德國成為新的霸主，收復甦德台，吞併奧地利，瓜分波蘭，出兵北歐，占領法國，……一直到二戰的戰略轉折之前，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與一個真正的民族英雄極為相似，甚至並無二致。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一書，記錄了當時的這樣一首詩：” 上帝派來救星，苦難已有盡頭，舉國歡騰共慶：春天終於來臨。” 從二戰的資料片中我們看到，1940年6 月德軍占領巴黎，在二十二年前德國簽署投降書的貢比涅森林的同一節車廂內，法國正式向德國簽署投降書。那一幕對於德國民族，是何等的驕傲自豪，揚眉吐氣：德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希特勒的獨裁，是建立在廣泛民意基礎上、受到德國人民擁戴的獨裁，是民族救星式的獨裁。他被稱頌為” 人民的總理”.納粹德國的立國基礎，包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對內實行種族滅絕，說穿了就是民族主義，並且是演繹得最徹底和最極端的民族主義。” 納粹” 中文譯作” 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準確的譯法應為” 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 （Nation的主要含義是民族）。我堅持認為，希特勒最大的罪惡不是他發動了侵略戰爭，而是對猶太人的迫害。雖說他從民族英雄變成民族罪人乃至人類公敵，僅僅是因為輸掉了那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