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文學名著當中，尚沒有哪一個典型形象能像宋江那樣引起如此持久、廣泛的爭議，喜歡宋江的，褒之為“上上人物”，是忠義雙全的典範，認為宋江為君則為明君，為相則為賢相，為將則為良將，為臣則為忠臣；厭惡宋江的，貶之為“假道學、真強盜”，是葬送梁山好漢的劊子手，是封建統治者的走狗和幫凶……不怎麼忠實於原著的電視劇《水滸傳》播出後，人們更是對宋江深惡痛絕，最客氣的評價，他也至少是個糊塗蟲、窩囊廢！ 而無論褒還是貶，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宋江是梁山英雄之魁，是《水滸傳》中領袖群倫的人物，梁山好漢皆唯其馬首是瞻，唯其命令是從，這絕不是偶然的。《宋史》中說宋江“其才必過人”，沒有過人之處，他成不了梁山之魁，恐怕早就成了王倫第二了。如果認為宋江是個小人、窩囊廢，哪麼怎麼來看待他麾下的梁山好漢？一部悲壯的英雄史豈不成了一部窩囊的狗熊史？ 《水滸傳》在明代又叫《宋江傳》，理解了宋江，便理解了《水滸傳》的悲劇意義，也就理解了施耐庵、羅貫中的創作初衷。北宋末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北方的遼國不斷進犯，金國虎視眈眈，客觀形勢亟需華夏民族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忠義水滸傳敘》中云：“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宋徽宗、宋欽宗被金軍俘虜北去，囚禁至死），則稱大破遼以泄憤。”所以，作者在寫宋江受招安後，緊接着用了七回的篇幅寫宋江征遼，征遼得勝後才去打方臘。可以說，作者在宋江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極力想把宋江寫成一個忠義雙全的完人。 宋江曾說：“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在［滿江紅］詞中又說：“義膽包天，忠肝蓋地。”他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後，便改“聚義廳”為“忠義堂”。可以說，如果不把“義”與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聯繫到一起，只講小團伙、小兄弟之間的哥們義氣，那麼這“義”字還有什麼意義呢？ 作者力圖使“忠”和“義”在宋江身上達到和諧的統一，豈不知在當時黑暗的現實中，二者是矛盾的。梁山好漢們大多是犯了“國家法度”的人，是腐敗政府的對立面，宋江要顧全“義”，那就做不到對政府“忠”（如他私放晁蓋等人），這就讓宋江跳進了一個自相矛盾的怪圈，以至人們對他的理解出現了偏差。宋江之“忠’，我們似應理解為對國家之忠、對民族之忠，他所夢寐以求的，是“邊庭上一槍一刀”抗擊外侮、保民安國。他在［滿江紅］詞中說：“統豺虎，御邊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因此才盼望“早招安，心方足”。雖然作者將宋江的實力描寫得非常強大，但在當時外患當頭形勢下，宋江一夥是無力爭奪天下稱王圖霸的（史載張叔夜僅用一千人便迫使宋江投降了）。宋江謀求招安，除了禦侮衛國的目的外，當然也有為弟兄們尋條出路的考慮。占山為王終非長久之計，聯合當局一致對外，恐怕這是宋江迫不得已的選擇。不久，金兵南下，不僅滅了北宋，陸續也將黃河以北占山為王者以及抗金軍民組織的“忠義社”一一消滅了。 宋江身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如仗義疏財、大度愛才、知人善任等，是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與曾被一些史學家指為“愚忠”的岳飛一樣，到頭來卻被昏君奸臣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可悲可嘆。這說明，與昏君奸臣合作，註定沒有好結果。因此作者寫道：“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為了突出該書的悲劇效果，作者沒寫宋徽宗、蔡京、童貫之流的可悲下場，而是在卷末悲憤地寫道：“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作者希望人們痛恨的，不是宋江，而是昏君奸臣，是腐敗的政府！遙想歷代多少國家的赤子，飽受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蒙冤致死，卻一片痴情不改：“寧肯國家負我，而我不負國家。”對於他們，我們怎麼忍心再去作過多的指責呢？ 而時代畢竟進步了，人們的思想畢竟解放了。經過多年的“無限忠於”之類的灌輸，人們對“忠”膩味透了，厭惡宋江也正由於他的“忠”。人們希望的是宋江與昏君奸臣對抗到底，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話說回來，如果這麼寫，《水滸傳》便失去了悲劇意義。明人陳忱撰《水滸後傳》，寫李俊等倖存的梁山好漢重舉義旗，在南海建國，李俊稱王，皆大歡喜。但是讀罷，總覺不如《水滸傳》賦予的悲劇意義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