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對我一篇帖子裡耕牛私養的問題提出質疑，今天特地談談耕牛的故事。

我祖父解放前開個小作坊，養兩頭牛。一解放就充公均貧富，牽走一頭，另一頭一直養在家裡。到了耕田犁地的時候就牽到指定的田間地頭，傍晚再牽回來。其實在咱們那個山區，從來就沒有過“耕牛公養”之說。即使吃大鍋飯的年頭，耕牛們也不像主人們那樣吃大鍋草。原因很簡單，耕牛公養在任何一個地方，到時要用了，得牽到很遠的地方去，不僅費時，還很危險。黃牛還好一些，水牛就不行了。爬坡下坎，水牛的腿直打顫，黃荊條子抽得屁股嘩嘩響，牛鼻子都勒出血來了，還是瞪着一對恐懼的牛眼，不肯挪腳。但水牛體力好，水田旱地都用得上，所以基本上都養水牛。

到了養頭牛在家也算半個工分的年頭，牛就成了家裡的一員。每每到了春耕秋播的時候，我得牽着牛到指定的地方等着，按照母親的吩咐滿臉堆笑地討好用牛的人，希望他不要過分地抽牛。即便如此，下午牽牛回家時，牛屁股上還是布滿了縱橫的血痕，母親常常對此黯然落淚。這真是應了“人善被人欺”的說法。

那時節確實不懂事，很難理解牛的重要性。每年生產隊裡總有那麼一兩頭牛要麼老得不能用了，要麼摔斷了腿，得宰了分肉。場院裡大人們都沉着臉，小孩子們則歡天喜地地饒着場子跑。分得巴掌大的一兩片肉，揉點鹽巴，掛在屋檐下風乾，過年的時候就可以撕着那可憐的一丁點肉，慢慢地品嘗，那叫一個香。現在倒是天天可以吃牛肉了，卻再也嘗不出那個味來。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五爺家那頭水牛摔斷兩條腿的事。７，８個小伙子抬着血淋淋的哀號不已的牛，五婆婆兩眼通紅低着頭不斷抹着眼淚，跟在後面到生產隊的場院去宰牛（那時五爺得了肺癆，成了一個廢人）。三個姑姑和勇叔則淚汪汪地站在兩三丈高的石壁前，如喪考妣。後來才知道那不僅是每天半個工分的事，年底還得交１００多塊“倒找款”，在一年到頭見不着錢長嘛樣的年頭，這１００多塊錢最後只能用不多的糧食頂了，第二年春上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家人就得餓肚子了。所以一旦誰家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就和失去了親人一樣，瀰漫着悲哀的氣氛。

相比之下，每個生產隊裡倒是設有“公豬圈”，由隊長會計之類的老婆孩子照應着，應付每年必須上交多少頭肥豬的任務。當然這任務是“mission impossible”，架子豬皮瘦毛長根本養不肥，母豬一窩也只能產兩三個崽，所以到了70年左右，“公豬圈”已經名存實亡，私人也可以養豬了。而且只要上交一頭豬，自家就可以享用另外一頭。不過一直到包產好幾年之後，這種硬性的上交任務還落在每家每戶。我一直在想，當年那些城裡人知不知道他們的農村老大哥老大姐們是怎樣勒緊了褲腰帶供着他們的。

哎，當年我那些父老鄉親們啊，就象這耕牛一樣，忍辱負重，逆來順受，默默地奉獻着自己的汗水。儘管包產到戶和改革開放以來，老家也算得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了電燈電視，電話也開始普及。不過令人慚愧的是，我現在花天酒地冷暖空調的活着，他們還得揮汗如雨地勞作，何謂“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