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和很多年輕的朋友們一樣，我開始想逃離我所在的城市，上海，一個充滿着溫柔和誘惑的城市，一個使我抽搐卻無能為力的城市。我發誓離開這個城市，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總覺的很遠很遠的地方沒有如此多的憂傷，沒有如此多的無奈，沒有如此多的難以逾越的障礙；總覺得那裡的男人很紳士，那裡的男人很憐香惜玉，那裡有自由，有希望。於是我離開了呆了七年的城市，義無反顧地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象所有不遠萬里來到這裡的移民一樣，來尋找我的夢。

　　總覺地有失總有得，我失去了什麼？在別人看來我很幸運，順利來到美國，來到一個浪漫的城市，也許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有時候我常常想，沒有這些美好卻很天真的願望，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坦白地講，來美國前，我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很天真地停留在電影電視描述的幻象里。一個藍天白雲的美麗國家，人們很善良，有無數的機會，和那綠色的美元。

　　在上海的時候，總不喜歡上海的冬天，整個城市總是灰灰的，不知是污染還是雲的原因，或許只是自己的心情不好。很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南加州或者佛羅里達。美國也會有連綿的淫雨，讓人感覺要腐爛。在西雅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靜靜的雨里度過，有時我會想，下一次逃到哪裡去哪？有陽光的地方？也許人生是無處可逃的。我突然發現離開了原來的城市，離開我曾經開始感覺窒息的城市，卻會平添這麼多隱隱的痛。開始在夢裡回到淮海路，回到搖曳的梧桐樹下，回到曾經和朋友在那裡聊天的星巴克咖啡館。西雅圖有很多的星巴克咖啡館，可是我不再找得到那種感覺，那音樂不再讓我做夢，那壁畫不再可愛，那煮咖啡的男招待不再讓我心跳加快。這裡的窗外不再有美麗的女孩三三兩兩走過。只有寂寞開放的櫻花樹和冷漠排列的汽車。

　　我常常告訴我的想到美國的朋友，如果你愛浪漫，也許不該到美國來。看着無數的美國人為棒球，橄欖球，籃球發瘋，我真的開始很想念那些在上海的周末，在話劇中心裡的讓我落淚的表演。對我自己來說，可能很難愛上那些球類運動，即使姚明的廣告無處不在，我仍然沒有什麼熱情。來美國前，覺得自己很年輕，沒有什麼不可以接受的，到了美國後，覺得自己其實很老，有很多東西都很難接受甚至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曾經那麼想離開上海，而如今又如此念念不忘上海的每一個細節。

　　那些在上海的Party里曾經穿過的美麗的衣裙，壓在箱底很長時間沒有再敢去觸摸，怕自己會突然崩潰。我一點都沒有遺忘，那些灰姑娘穿着水晶鞋的日子，和那些快樂和驚喜。我有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很偏激地痛恨很多美國人的隨便和缺乏檔次，痛恨那些大超市裡堆積的又胖又大的醜陋衣服，很痛恨那些用了農藥光鮮美麗卻毫無味道的蔬菜，痛恨那有損中餐聲譽的假中餐，痛恨那些不健康卻開始占領中國市場的洋快餐，痛恨那些也不民主的所謂民主。在我來美國前，我所知道的美國，卻不是這樣的哪？也許我太孤陋寡聞，也許我根本不願意相信，也許我只是相信了我夢着的一個美國夢。

　　來到美國帶給我的唯一收穫，是知道自己曾經有多麼無知和幼稚。美國沒有天堂，也許這是個離天堂最遙遠的地方。這裡有的是殘酷的商業競爭，有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有巨大的貧富差距，有言論自由帶來的暴力和色情泛濫。我想上帝不願天堂如此定義吧。

　　電視上每天都在講反恐，在西雅圖市中心的反戰遊行不會就此改變一些當權人物的決定，只是賣膠帶的商人可能會笑彎了腰。我的工作成了最大的未知數，還有遠未結束的大規模裁員。記得兩年前，當網絡經濟的泡沫還沒有幻滅，我真得懷着太多的希望。現在，我開始知道人生無論在哪裡，都充滿着不定式。我只是開始希望我的那盆陽台上的花，可以熬過這個漫長的冬季。在《An affair to remember》的電影裡，女主人公說，對於那些沒有溫暖回憶的人來說，冬天實在太寒冷。我很慶幸，上海，一個我曾經要不顧一切逃離的城市，現在成了我所有溫暖的回憶。

　　很多在上海的朋友也象我一樣。一個一個都逃離了上海。很多來到北美，也有人去了歐洲。我們都無法理解是什麼讓我們如此逃避，為了更多的個人發展機會嗎？我不是很能確定，聽越來越多的人說，上海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可是為什麼我們卻要遠離上海哪？難道真得要象那句台詞一樣：我們一次次的離開，是為了一次次的回來嗎？也許沒有人能回答，也許漂泊的本身是一種自我解放吧。在不斷的自我運動中尋找意義，彼岸的本身可能並不重要。可是隔着廣闊的太平洋的上海，卻在我的記憶里，如此美麗清新。我會仍然做着上海的夢，夢着上海的時尚，有人會說紐約，可惜紐約太遙遠，儘管那裡也有美麗的時尚。也有我愛吃的意大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