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國人站起來了！”的時候，我正在小學四年級，這是我的第二次轉校，小二和小三是在國民黨學校念的，後來爸爸把我送進當地著名華校——育才小學。

新中國成立不久後，朝鮮戰爭爆發，馬來亞英殖民政府為鎮壓馬共游擊隊而宣布“緊急法令”，不少華校學生都偷偷回國。爸爸怕我受到他們的左傾思想影響，華小畢業後，把我送進衛理教會英文中學。我還記得，每當小學同學提起育中老師在課堂叫我的名字時，我總是淚汪汪的，為此，我曾有個長時期不原諒我的父親，甚至恨他；我也下決心自學華文。

但我對新中國和共產主義並沒有任何觀念，更說不上什麼愛或恨。其實，我爸爸的老闆是當地僑領，也是“國大代表”，我在他家裡翻閱了不少中日戰爭的歷史資料和圖片。什麼“八百壯士”、“台兒莊戰役”、“謝晉元”、“白宗喜”……；國民黨政府被迫遷台後，曾一次在馬展覽它的新政，孫立人新軍和蔣緯國裝甲兵團的英姿令我嚮往，還有它的西瓜和鳳梨。

中學時，我參加了香港友聯出版社的《中國學生周報》（後因新馬先後獨立而改為《學生周報》）新馬通訊部的活動，畢業後在它的總部（吉隆坡）工作，負責全國學生課餘活動。它在五、六十年代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最低限度，給當時華校學生一個不受左傾影響的選擇。

後來到香港新亞書院，“流亡”學者在港辦的第一個“難民”學院，雖然和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畢業那一年（1963，文憑最後一年），因為港府只給“文憑”（diploma），一些不願留讀一年而得中文大學學士文憑的學生，教務處暗暗通知他們可以得到台灣發出的學士文憑，不過，需要做個《三民主義》讀書報告。我花了幾天交了作業，但我離校而又去了美國，至今不知它的下落！

在香港4年唯一和大陸有關的活動，是1961年饑荒逃難，大量難民偷渡來港，我們組織救災會，一面籌款，一面組隊到山上尋找難民，以避免英軍抓拿出境。我記得，我們帶了香煙、水和乾糧，深夜開始在山上呼喊。一天，我和兩位同學找到一位姑娘，把她扮成學生，當做遊玩回家，提心弔膽地度過幾關，終於把她送到深水埗的親戚家裡。這是犯法的，但當時很興奮，想不到怕；不過現在想起來，倒是心有餘悸的

在香港4年唯一和台灣有關的活動，是1962年的畢業旅行，由我領隊，僑委會招待，住在北投，參觀台大、三軍軍校、東大等機關；遊覽阿里山、日月潭、淡水等名勝……。當時，為了照顧想進師範學院的同學，我們以“畢業旅行團”取代“回國觀光”四字；僑委會的講詞內容經過幾位同學商討完成；僑委會禁止我們與當地學生接觸，但我預先已與東海大學一位美國老師Linda聯絡好，參觀東大後，將與她的學生交流，好在陪同同意到時“失蹤”，這是整個旅行的高潮。

記得輪船進入高雄港時，遠遠就看到“反共抗俄”和“反攻大陸”兩幅直掛的巨型標語，讓香港來的我們看到有點不習慣；後來在餐廳里更看到牆上或柱上都貼等“提防匪諜”、“保密防諜”“漢賊不兩立”等標語。

這些觀感在過去幾十年在很大方面左右了我對台灣的認識。（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