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電影上見過的不算。現在還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據點是什麼樣子嗎？

鄧智廣，十六歲就進過據點。

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困苦，他十六歲看起來像十三歲；抗日戰爭時期，戰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歲的心眼頂二十歲的人用。

他在大連、天津日本學校上過學，會說日本話，還有一套天津的學生服。隨我大伯回山東老家後，他參加八路軍當交通員，就穿上學生制服，滿嘴唱着：“哇達西久魯日滿洲母斯妹……”往據點裡鑽。

別說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軍，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像個八路軍。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掃蕩，有個從延安出發，途經山東去東北的過路幹部失蹤了。這個幹部來時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軍裝。原說換成便衣，拿了偽造的“良民證”就乘火車去東北。衣服還沒換，敵人來個“鐵壁合圍”。突圍時他左腿中彈，被敵軍俘去。這一次受傷和沒受傷的，被敵人俘去有十幾個。幾個月後，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殺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慣例，這地方的日偽軍抓到我方重傷員，並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時候找幾個民夫抬上擔架，由傷員自己指點路線，抬到個中間地點就叫民夫回去，敵人並不派人尾隨。因為我們曾經抓到過他們的重傷號，全送回據點去了，雙方有了個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這個幹部沒有放回來。據同時被俘的人說，他傷勢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軍用擔架把他抬下戰場後就沒見過他。這個過路幹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觸，除去夜行軍一起行動，平時單獨住在交通站為他號的房子裡。而夜行軍時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誰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因此也不會發生被叛徒出賣，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馬蜂塢據點調來一股偽軍，名叫“憲兵工作隊”。隊員全穿便衣，說話南腔北調。這股人不參加清鄉掃蕩，可別的偽軍繳來八路軍文件，或抓到俘虜，全交他們處理，隊長叫金城，據說是日本留學生，說話舉止都有幾分文氣。他們還有權處理偽軍中的“不法分子”。他們來到不久之後，正逢馬蜂塢集，忽然據點裡辦起法事來，幾個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個偽軍挑着白幡，上寫“無名八路軍軍官之靈”，“憲兵工作隊”的人荷槍送葬。走到集上人多處，送喪行列停下，金隊長站在棺前發表了這樣一通演講：“儘管反抗皇軍罪在不赦，但皇軍以武士精神，對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對投誠者熱烈歡迎。這個八路幹部，生前已表示投誠，可惜負傷太重，未及報效皇軍就去世了。我們仍為之送葬。求趕集的老鄉帶個話給八路軍，我們已盡了武士的仁義，歡迎他迷途知返，棄暗投明。我們一定廢棄前嫌，協手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這事引起我們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員英勇鬥爭被擊斃刑斃，他們總是匆匆往荒墳地里一扔，任憑鴉啄犬食，這回為什麼鬧這麼大排場？那幹部若真投降，怎麼他們連姓名還不知道？

上級要派個人進據點了解真相，就選中了鄧智廣。臨行交代給他一個聯繫人：

偽鄉長，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們本村人。他家有幾畝地，他種得有一搭沒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沒有再續娶家室，只有一個孩子，在省城念書，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點文化，會中醫，也能打算盤。他有時教幾天書，有時做幾天買賣，有時搖個串鈴出門去行醫。常常一走兩三個月，誰也不知上哪兒去。偏偏日軍掃蕩頻繁之時，他又蹲在村里偎窩子。日軍進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後從稱秸垛里把他找了出來，打了他一頓，叫他為日軍籌集豬、雞、雞蛋、花生和白薯。豬早就叫村里趕走了，雞也由老嬤嬤、大嫂子們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幾十個雞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儘管日本人還是大大的不滿意，可從此記下了他的名字。以後每逢掃蕩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燒水，弄吃的，有時還帶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隻生蛋雞沒來得及帶走，叫鬼子當靶子用槍打死，從此我二大娘見他面就罵，年三十還特意糊了個死人打的幡豎在他家門口。他對此並不着惱，說是老嫂子了，他罵不了鬼子不罵我罵誰？有人勸他，既這麼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說外邊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動。對於他的不肯出走，人們有幾種看法。有人認為他就是安心當漢奸，在為鬼子籌集給養時他也中飽了不少。有人算了帳，卻似乎他並沒落到多少便宜，可能還搭上點兒。因為鬼子來的次數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個規矩，他籌集了多少吃用之物，報個帳，由村里公攤。按帳目他沒多少油水可撈。也有人說，他出來支應日偽軍，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為什麼不治他呢？這似乎有理。但是，過年時抗日政府“擁軍優屬”，給抗日家屬送紅燈，卻給他門口掛了個黑豬皮燈；又喪氣又骯髒。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應日軍的。最後就傳出來一個新聞，說他不再出去行醫，是在外邊丟了人，不敢再去了。說是他最後那次出去行醫，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藥包、財物全搶光了，只剩下一個串鈴還在手裡。他沒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後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個燈亮，走近了卻是孤零零的一戶看場院人家。他敲門求宿，裡邊不開門。他說：“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凍死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