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我在美國教中學也有十三年了。這十三年裡，我先是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之所以引用原文，是因為中國沒有相應的科目分類。美國中學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課程以美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為主，且包括公民教育、心理學以及其它人文學課程。也許可以解釋為：除語文和外語以外的所有文科課程），後因為很多學校開始把漢語正式列為外語課程，便轉而教漢語。另外，這十三年裡，我大部份時間是在比較富有的地區的私立學校教書。近幾年來，由於個人和家庭的原因，工作上變動比較多。這些變動使我有機會向公立學校發展。從私立學校向公立學校發展，從經濟收入上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美國的公立學校給教師的工資待遇要比私立學校給教師的工資待遇好，並且要好得多（這跟我的許多中國朋友想像得相反）。但在其它方面，從私立學校向公立學校發展，並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比如，作為教師，你會失去一些教學上的自由，你會感到時時有人監督你的工作，你也會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　儘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在公立學校教書的經驗，對我來說太有價值了。不管工作多艱苦，我都不會後悔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公立學校的工作給了我一個機會──一個改變自己的工作環境，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去接觸一個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群和文化的機會。

　　我所工作過的第一個公立學校跟我以前所在的私立學校一樣，也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地區。由於學生的家境比較好，學生的素質也相應地比較好。這裡所說的好，完全是從教師的角度來看的，說的是學生家長比較重視教育，對孩子的學業抓得緊，這樣，老師教起來就比較省力。（這種素質好與壞的問題在中國不一定存在，因為幾乎所有的中國父母都重視教育；中國兒童是聽着“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訓戒長大的。）學校對我的教學能力很滿意，讓我做漢語教學主管（Ｄｉｒｅｃｔｏｒ），並配備助手。我在那裡工作得也還算滿意。但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知道了另外一個公立學校。

　　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吸引我。第一，漢語是這個學校開設的唯一一門外語，這在全美國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家了。據我所知，在絕大多數美國中學，外語課程都是以西班牙語、法語或拉丁語為主，漢語總是作為最小的語種，處在與別的語種競爭的地位。我想，在那個學校教漢語一定很輕鬆，至少不必考慮是否把漢語提倡得過了頭，並因此而得罪其他外語教師的問題。我以前碰到過幾次這樣的問題，因為一般說來，中學生選修什麼課跟他們是否喜歡其任課老師有很大關係（儘管校方努力不使學生對外語課程的選擇變成外語教師之間“看誰更受歡迎的競賽”（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但學生以對教師的喜好為標準而選擇課程的現像仍然不能消除。我以前所在的私立學校就有外語教師因為在“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方面競爭而不合的。我本人也因為酷愛漢語、酷愛教學、酷愛學生而大力推動漢語教學，大造漢語教學聲勢，而在不同程度上得罪過學校的其他外語教師。所以，當我聽說在這個學校漢語是唯一外語的時候，我馬上就對它感到了極大的興趣。心想，哈，這下可以不左顧右盼，可以撒開了幹了。

　　第二，這個學校所在的地區和它的學生來源跟我以前所工作過的學校完全不同。這個學校地處波士頓市，是典型的城市學校（ｕｒｂ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學生中百分之六十四是黑人，百分之二十四是白人，百分之七是拉丁美洲西裔人，百分之五是亞裔人。這是一個“政府特許學校”（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政府特許學校”雖然性質仍屬公立學校，但其“公立”的意義除了拿政府的錢以外，別無其它，因為在雇用人員、教學計劃、方法及校務管理方面，它都不受政府的限制。這種學校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美國城市公立教育失敗現像的一個解決辦法而出現的。在這種學校工作的教師，大多年輕、熱情，並懷有為城市中少數民族貧困學生的教育貢獻力量的理想，而教書這個職業本身就比較具有理想主義色彩，所以我也很自然地受到這種理想的吸引。

　　於是，我申請了那個位置，通過了幾輪面試，又在課堂上試教，最後被錄用了。

　　然而，到學校一做起來，才發現這個學校對我來說，實在很難適應。我教了這麼多年書，積累了這麼多經驗，而我那些經驗在這個學校居然很少能派上用場，有時甚至成為我適應新環境的障礙。我覺得自己十幾年前從中國到美國來的時候，都沒有經歷過如此強烈的“文化震撼”（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

　　震撼之一：我是老師還是警察？

　　這個學校的名字叫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中文名叫“輔園中學”（不知道此譯出自何人）。從學校的名字，可以看出一點：這個學校跟亞洲文化有關。深入了解一下便知道，這個學校的兩位主要創辦人之一是個來自台灣、僑居美國多年的中國人。這位中國人看到美國城市的公立教育一敗塗地，便萌發了僅靠美國的教育方法搞不好城市教育、應藉助東方教育方法辦美國教育的想法。這種想法對很多研究教育的人來說，並不陌生，甚至對不從事研究教育的人來說，也不陌生。我本人跟朋友聊天時，就聽到過關於美國教育應該借鑑中國辦法的說法。但那個中國人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沒有停留在那個想法上，他把想法變成了現實。這個現實中的美國學校在一點點地模仿東方，即日本和中國；它模仿得不但很像，而且極像，在很多方面甚至還可以說是有過之而不及。

　　輔園中學這樣描述它的“辦學目的”：“將東西方教育之精華結合起來（東方──高標準、嚴紀律和注重品格教育；西方──強調個性、創造性和多元化），使城市中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學生獲得充份發揮智力及社交潛能的力量。”

　　正如該校在“辦學目的”中所稱，輔園中學在高標準、嚴紀律方面的實踐，在美國簡直就是罕見之至。學校在紀律方面的規定名目繁多，我剛到便有令人應接不暇之感。有時候，我都奇怪學生怎麼能記得住。比如，學生必須每天穿校服。校服規定為紫、藍或白色套頭衫或襯衫和米色或黑色長褲或短褲；襯衫必須是一色的，不能有花紋，不許帶有任何字樣；上衣必須揶進褲腰；褲腰必須扎有皮帶；鞋必須是深棕色或黑色皮鞋或皮鞋樣式的鞋，不能穿運動鞋或其它樣式的鞋。假如學生穿得不符合這些規定，就必須回家換衣服，或者打電話請家長把符合校服規定的衣服送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沒有系皮帶或把上衣掖在褲子裡，那學生就要得到一個ｄｅｍｅｒｉｔ。其它不遵守紀律的行為也會使學生得到ｄｅｍｅｒｉｔ，比如沒有帶書、筆或筆記本來上課，比如不舉手發言，在課上隨便講話，等等。我把ｄｅｍｅｒｉｔ譯成“記過”。一個ｄｅｍｅｒｉｔ就是記過一次。假如一個學生被記過五次，他就要被主管紀律的老師找去談話。假如一個學生被記過十次，他就要在學校辦公室打雜一天，稱之為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假如一個學生被記過十五次，他就會被勒令在家停學一天，稱之為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並請其家長來學校談話。

　　我是在中國長大的，經歷過中國學校嚴格的紀律要求，但是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而且在普通的美國學校教了十幾年書，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來到輔園中學以後，我發現自己的教學風格在被潛移默化地改變。我發現我每天有很多時間不是用在教學或者準備教學上，而是用在紀律監督和課堂管理上。比如，按學校的規定，只要是在校園內，教師就必須睜大雙眼，監督學生的穿戴及行為，若看見犯規行為，不應熟視無睹，而應將細節記錄下來，並鍵入電腦，以便校方跟蹤解決。這樣的監督管理在課外，我還能做到：看見學生沒系皮帶，提醒他把皮帶系上就是了，但在課上就很難了。我教的是語言，我在課上經常要搞一些活動，讓學生多開口、多說漢語，我並不在乎他們時而講點題外的話，只要按要求參加課堂活動，把口語練好就行了。而且，我很喜歡課堂上時而發生在我和學生之間的隨意交談，我常常跟學生“逗哏”，也就是講些幽默有趣的話，活躍課堂氣氛。學生上我的課會覺得輕鬆、愉快，用他們的話說，就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ｆｕｎ”。在這種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我教得好，學生也學得好。十幾年下來，我都是這樣教的。可到了輔園中學，一切都得重來：要是碰到學生沒帶鉛筆，問我可不可以去拿，按我習慣的做法，我或者讓他去拿，或者把我自己的筆借給他。可在輔園中學，我得說不可以，還要給學生記過一次。要是學生遲到一兩分鐘，按我習慣的做法，我就讓他進來，提醒他下次不要遲到。可在輔園中學，我就要請他向後轉，去辦公室蹲一節課的“禁閉”（這意味着學生要缺課，我得找時間給學生補課）。要是學生在我講課的過程中問旁邊的同學一個問題，按我習慣的做法，我就打一個手勢，叫他們停止，並不動聲色地繼續講課，可在輔園中學，我就要給兩個人都記過一次，下課以後還要到電腦上去記錄並描述記過原因。過程的繁瑣複雜我還可以忍受，只要我不怕付出時間就可以了，但這個過程所造成的後果則使我難以忍受。這樣苛刻的紀律要求改變了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在輔園中學，我覺得我不再是一個教師了；我變成了一個警察；學生也不再是學生了，學生變成了處處受到監視的犯人。

　　後來課上發生的很多小事都證明我的疑問不是毫無根據的，我真的必須認真考慮改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有一次，有一個學生上課不守紀律，給他記過幾次都沒用，按規定，就該把他送出教室。我嚴肅但有禮貌地說：“現在請你去辦公室！”那個學生到了辦公室還不服氣，還跟主管紀律的老師爭辯。後來，主管紀律的老師把我找去，問我事情發生的經過。我一一描述了。他後來說的那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跟他們說什麼‘請’啊？他們都是在ｔｏｕｇｈ環境中長大的，他們習慣了ｔｏｕｇｈ的人用ｔｏｕｇｈ的語言跟他們說話。你禮貌有加、和風細雨地跟他們講話，要懲罰他了，還‘請’。這樣子，在他們眼裡，你就好欺負，所以他們上課給你搗亂。以後要送他們出教室，就用命令的口氣，不要‘請’！”

　　猜怎麼着？以後從輔園中學的課堂里送出去的人，我就一個“請”字也沒用過。我真的從老師變成了警察。

　　震撼之二：美國也搞“思想匯報”？

　　前面說了，“政府特許學校”除了拿政府的錢以外，在學校的行政管理方面不受政府的限制，所有的“政府特許學校”在管理方法上都可以自行設計、自由實行。輔園中學在這方面對中國制度的模仿簡直就是惟妙惟肖。舉一個例子說明：在這裡，時常發生着一件我們這代中國人都很熟悉的事情，那就是學生和老師都要做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中文詞義為“反思”或“反省”）。

　　先說學生的：每次學生犯了什麼錯，都要在跟主管紀律的老師談完話以後，到辦公室的一間小屋裡去，寫一遍事件的經過和自己的認識。按說，學生應該寫下跟老師談完話以後自己對錯誤的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決心。然後，再由學生當着主管老師的面念給當事老師聽。看到這種情況，我腦子裡一下子冒出了“寫檢查”這個詞。由於以前在中國我自己和我父母的經歷，我對“寫檢查”這三個字非常敏感，也很反感。我知道，所有的“檢查”里寫下的都不是自己要說的話，都是那個有條件和有地位對你施加壓力的人要聽的話。輔園中學的學生也不例外：他們寫出的檢查是以權威的姿態出現的老師們要聽的話，而不是他們自己真正想說的話。每次到我聽學生念檢查時，我都覺得很難受，在那裡如坐針氈，好像我在犯罪。我心裡想的是，無形中我正在加入有權威的一方，對一個人施加壓力。我知道這樣的管理方法會對人的思維方式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再說老師的：輔園中學每星期開一次全校教職員會（一般學校每月開一次，我現在的學校每兩個月開一次）。每次會上都有一個項目，那就是由一個人宣讀一篇自己寫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這個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可以是關於你正在思考的任何問題的想法。我一看，腦子裡就又冒出一個詞，“思想匯報”──毛時代人人要做的事。這個字眼又觸到了我的痛處，又使我很反感。據我觀察，每個宣讀“思想匯報”的人說出的都是很“ＰＣ”，即“政治正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的話，都是ｂｏｓｓ們喜歡聽的話。幾個月下來，我一句不ＰＣ的話都沒有聽到過。在我看，這實在是太過份了，這真的很不“美國”。換句話說，這種現像在美國很不正常；憑什麼每個人都必須在公開場合下談自己的想法？為什麼沒有人拒絕這個公開的“思想匯報”？以這種公開宣讀的形式，怎麼能聽到一個人的真實想法？從第一次聽到“思想匯報”以後，我就暗想，上帝保佑，可別輪到我“思想匯報”啊。可是，過了一兩個月，那個寫“思想匯報”的本子真的傳到我手上來了。（我拿到小本子，才看見本子的第一頁有一個名單，是全體教員的名單。要是誰已經“思想匯報”過了，那個人就在自己的名字後面畫一個勾。原來大家都知道誰還沒匯報過，原來大家都知道下一個該傳給誰，原來我是逃不過的。）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考慮在“思想匯報”的時候該說些什麼；腦子裡一邊想，心裡還一邊犯嘀咕：中國都碰不上的事了，怎麼倒在美國碰上了？最後，還是得感謝蝴蝶網友，那天她正好在“我們論壇”（ｗｗｗ．ｚａｎｍｅｎ．ｃｏｍ）上貼了一個在電腦前怎樣活動肢體的示意圖，我靈機一動，把這張圖打印出來，又複印了很多份。該我“思想匯報”了，我說：我們是一群只為學生着想、不為自己着想的高尚的人。我要把今天這幾分鐘的時間變成大家為自己着想的幾分鐘。然後我就把示意圖發了下去，帶着大家做了幾個較難的動作，並告訴大家把這張圖貼在辦公桌上方，以便參考。就這樣，我混過了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思想匯報”。

　　震撼之三：我是窮人還是富人？

　　來輔園中學之前，我一直在私立學校工作。私立學校的文化跟公立學校的完全不同。種種不同基本上是由一個因素決定的，那就是經濟的因素。私立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比較富有或者非常富有的家庭，因為這些家庭不但要付稅支持本地區的公立學校，還要交另一份很可觀的學費給私立學校，以使自己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我所在的私立學校地處某州州政府所在地，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城市。美國城市中往往積聚很多少數民族團體，因為在城市有較多的工作機會。這樣，城市的公立學校學生就大多來自這些少數民族團體家庭。一般情況下，這些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我所在的城市的公立學校的質量之差是附近人所共知的。所以，在那個城市方圓幾十英里內就有五所私立學校，基本上囊括了在這個城市居住的富家子弟。

　　在私立學校工作常常會遇到富有啟示的事情，這些事情向你揭示錢的秘密和力量。比如，我們外語教研室有一次開會討論開設法語和漢語快班（ｈｏｎｏｒ　ｃｌａｓｓ）的問題。教研室主任說，今年開不了，因為兩個班都比較小，不夠分出一個快班的人數。我一聽，就沒再爭取了。過了幾天，聽到法語老師說已經開法語快班了。我說，咦，不是開不了嗎？法語老師神秘兮兮地說，法語是非開不可了。一打聽才知道，她班上一個學生回家抱怨了，說學校不開法語快班，而像他那樣的學生是應該上快班的。這個學生的家長就來找校長了。這位家長本來就是學校的捐錢大戶，這次找到校長又給了一筆錢，說這是給法語開快班的。就這樣，法語的快班便非開不可了。

　　在私立學校，富有的家長們權力很大，這一點在老師和家長的關係上也表現得很明顯。很多學生懂得利用這一點通過家長左右老師。比如有一次，我的一個指導生（ａｄｖｉｓｅｅ，美國高中大多有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這個詞我譯成“指導制度”。每個老師負責七到十個學生，在學校生活方面指導他們，如選課，交友等。）跟一位老師發生了矛盾，那位老師向我說明了情況，並指出這個學生撒謊。於是，我去找這個學生談心，談話過程中我指出她撒謊不對。學生開始哭得很傷心，但走的時候，心情平靜了許多。我以為事情就過去了。沒想到，第二天就接到學校秘書的會議通知，說那個學生的家長要見我。結果是兩位西服革履的家長把我當面訓斥了一通，說我身為指導老師，卻不同情自己的指導生，聽信一面之辭，使指導生深感壓力，倍受傷害，云云。我怎麼辦呢？我是教師，職業要求我不能在家長面前失態，我雖然氣得要死，他們的態度使我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不尊重，但我還是咬碎了牙往肚裡咽，心平氣和地向他們解釋事情的原委。後來才知道，這兩位是本城的首富，並對本城政治有很大影響。鬧了半天，我是犯了打狗沒看主人的錯誤。

　　我在私立學校工作了十年之久。在這身處富家子弟之中的十年裡，我時刻意識到自己跟他們不屬於同一個社會階層。可在輔園中學僅僅一年的時間，我又意識到自己跟輔園中學的學生也不屬於同一個社會階層。我在輔園中學有八個指導生，八人中有五個黑人、一個白人、一個黑人和拉美西裔人混血兒、一個中國人和拉美西裔人混血兒。通過跟他們的個別談話，我了解到這七個指導生當中，有三個父母離異，有兩個家中有直系親屬或近親在坐牢。跟在私立學校的時候相比，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我對學生充滿了同情，當我的指導生在別的課上出現問題的時候，我總是以他們的忠實代言人出現，耐心地跟別的老師交涉，幫我的指導生爭取到最大程度的迴旋餘地。我覺得社會欠他們的，我不能在這筆債上再加一筆。

　　生活對我，總是處處埋伏着啟示。在私立學校這樣，在輔園中學也一樣。

　　有一次，教師開會討論怎樣才能幫助學生主動學習的問題，因為在輔園中學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很多學生在學習上缺乏主動精神，老師不逼着，他們不學，老師逼得越緊，他們的牴觸情緒越大。我說，我們應該提醒學生，一個人的教育背景在其一生當中有多麼重要，也許可以講得實際一些，就是一定要把上大學當作高中畢業的最終目標，因為不上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沒有經濟保障，云云。另一個老師卻說，我們不能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去勸說一個不同階層的人。這些學生所熟悉的成功者並不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不認為上大學是成功的必經之路。

　　這位老師的發言給了我兩個啟示：一是我竟然屬於中產階級，至少在價值觀的取向上如此。在私立學校十年的工作經歷使我逐漸形成了自己是“窮人”的意識，這個意識到了輔園中學一下子就消失了。二是原來上大學並不就必須是所有高中生的目標。

　　我仔細想想，那個老師說得很對。輔園中學的學生們有另外的一種榜樣（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他們的榜樣大多是歌星、影星、球星，而這些星們大多都不需要在大學裡浪費時間。我班上就有一個很聰明的黑人學生，他長得一副乖巧、伶俐的樣子，英文說就是ｃｕｔｅ。他漢語學得不錯，發音準確，在課上做口語練習反應相當快，但他就是不做作業，所以他的分數總是在及格和不及格的邊緣上徘徊。我問他你以後想幹什麼。他說，他想搞音樂，當歌星。我還能說什麼呢？我還有一個學生，也是很聰明，也很用功，漢語成績一般在九十分以上，其它各門成績也都優秀。有一次課間時我在樓道里值班，跟幾個學生聊天，他也在其中。我問他，你畢業後想上哪個大學。我聽見他說Ｈａｒｖａｒｄ，就說，對對，你一定可以上Ｈａｒｖａｒｄ。他聽了我的話，吃驚得“下巴都掉了下來”（英語，意即張開大嘴，久久不能閉合；說明吃驚的程度），說：“我？我上Ｈａｒｖａｒｄ？”完了就笑，很不好意思地笑。當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說的不是Ｈａｒｖａｒｄ，而是Ｈｏｗａｒｄ（一所著名的黑人大學）。當時，出於某種意願，我一味地堅持說，你怎麼就不能上Ｈａｒｖａｒｄ的？你一定能上Ｈａｒｖａｒｄ！我想修正他對自己的看法；我想通過我的固執己見，在他心裡播下一顆種子，或者說一個希望；我想讓他懂得，他也是一塊上Ｈａｒｖａｒｄ的料。我希望我不是在強加給他一個中產階級的夢。

　　美國高中大多每年都有一個職業信息日（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在這一天，學校從各行各業請人來位學生諮詢，告訴他們做某種工作的情況，回答他們對某種職業的問題，以使學生今後在選取職業時有所依據。我在私立學校的時候，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那天來的多是律師、政治家、醫生、學者、銀行家、投資家等。我在輔園中學的時候，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那天來的人就很不同，有救火隊員、警察、軍校教官、報社記者等，還有自願工作者團體的經營人員。當然那天也有律師和醫生來，不過，他們在這裡似乎形不成氣候。

　　公立和私立學校向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不同的職業選擇，這應該是沒有錯的。可不知道為什麼，兩相比較，我覺得這裡頭有點問題，好像社會在消除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方面還是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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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筆至此，才發現自己一直在講輔園中學的“壞話”或者是聽上去不使人對輔園中學感到振奮的話。但實際上，輔園中學仍不失為一所具有崇高目的和實現崇高目的之有效手段的新型公立學校（輔園中學的學生在麻省中學生州級水平考試的平均成績連續幾年高於麻省和波士頓市其他公立學校學生的平均成績）。學校的管理人員懂得如何解決某種獨特人群和獨特現實的問題（儘管方法比較ｈａｒｓｈ）；學校的教師們也都是很有獻身精神、工作極其努力的高尚的人。

　　輔園中學不適合我，但這並不意味着它不適合所有的人。也許因為我在中國的特殊遭遇和在美國的特殊經歷，也許還因為我有着過于敏感和過於挑剔的性情，才造成了很多人可以接受輔園中學，而我卻不能。最後，我終於選擇了離開輔園中學（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輔園中學每天的學時比別的公立學校多兩個小時，每年的學日也比別的公立學校多一個月左右），到現在這個地處富裕城郊的公立學校工作。在這裡，學生的素質相對較好，因為家長重視教育；家長們雖然富有但並不具有以財力左右學校事務的能力，因為學校是公立學校，教育是免費教育。

　　儘管我離開了輔園中學，但在輔園中學的經歷卻永遠不會離開我。我在那裡奮力工作了一年，教會了學生不少漢語；我與學生之間建立了友好的甚至可以說是親密的關係，到現在還和一些指導生保持聯繫；我了解了一個假如我不在輔園中學工作就無從了解的人群；不但學會了同情，還學會了理解（他們的個人選擇和他們的政治態度）；我走出了個人生活的小圈子，看到了更多的社會現像，懂得了這個社會的組成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它的影響……　所有這些都不是從書本上可以學到的。

　　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輔園中學一年的深入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值得的！

　　（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寫於美國麻省Ｓｅｅｋｏｎ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