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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東部海濱城市布里斯班的地理位置像極了中國的上海。它的城市造型就象是一疊一疊的波浪組合起來後的定型。城市建築在連綿的丘陵地上，人和車總是不停地隨着坡道起起伏伏。除了市區city有些摩天高樓的現代建築外，其他地方主要都是獨門獨院的庭院式樓房——在中國，人們會把那種住房結構稱為“別墅”。一般來說，一個社區有個相對集中的shopping centre，以此為核心，輻射開來的便是星羅棋布的“別墅”們。幾乎每個小院都有屬於自己的藍天和綠色。在有花、有草、有樹、有游泳池的自家庭院裡，澳洲人撫養着可愛的孩子，豢養着心愛的寵物，培養着自己的好心情。偌大的澳洲，國土面積世界排名第六，只有區區不到二千萬人口。如果把一個城市比做是一個大湯池的話，中國的大城市裡，哪裡的人都多得象下餃子一樣；而在布里斯班，投放在城市中的人，就象是投進了湯池中的芝麻。所以即便是個好天氣，你在街上走馬觀花看風景，也很難遇到幾個擦肩而過的路人。大約正是這樣的緣故，生活在澳洲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無論人種與膚色，都非常友好。微笑是大家一致的通行證。這樣的氛圍，令誰都會迷醉，即使是象老七這樣一個書呆子類型的青年學者，他也不止一次地在給江堯堯的信中描述着生活在這裡的那种放鬆感和滿足感。在老七的頭腦里，除了這種俯拾即是的生活體會以及對江堯堯的牽扯外，其餘便全部交給了他做的學問。老七大號叫“富建國”，江堯堯叫他“老七”，有兩個原因，一來他在家族裡的“建”字輩中排行第七——他們家裡的長輩，起名字也挺省事，就好象知道這一輩分上要生七個男孩似的，所以順着“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字的排列定了各人的大號名頭。二來是因為他的那種學者氣質，於當代時髦女生看來，老七是很有些老古板和過於老成的。老七並不老，比江堯堯大三歲，他倆結婚的時候，他也不過剛滿二十六。從他決定非江堯堯不娶的那一天起，江堯堯便是他的生命重心。但他不會說，因為在他看來，做比說，要重要得多。老七希望自己能夠給江堯堯她想要的那種生活。

在確認江堯堯拿到陪讀簽證的時候，老七才在Toowong區找了這麼套一室一廳的房子。這是一幢典型的被叫做Queenslander的木質結構的房子，有些年頭了；房東是一對上了年紀的澳洲老頭老太太，就住在離老七他們不遠的山腳下。老夫妻去過一次中國，對中國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怎麼那麼那麼多呀。老先生專門拍了張在天安門廣場上人頭攢動、自行車穿梭的照片，在老七去看房子的時候，他很得意地指着那照片說：“這是我一生拍得最傑出的一張藝術照片。”老夫妻對老七很友好，加上雙方都不是那麼斤斤計較的人，於是沒有經過什麼討價還價，租房的合同就簽了。當老夫妻把鑰匙交給老七時，還特別交代說：“我把那張照片還留在牆上掛着呢。讓你每天看到它，就能想到你的祖國和你的親人。”除了照片，房東還給老七他們兩口子留下了水床、衣櫥、沙發、餐桌、一台12英寸的彩色電視和全套廚房用具。應該算是蠻齊全的，省得老七他們再去置辦家什。買這些硬件家具是最頭疼的，又貴，又不好挑選，又難得搬運；萬一搬家了，如何出手又要費盡周折。老七自覺經不起這些折騰。屋子裡的家具和房東一樣是上了年紀的，儘管式樣上顯得有些滄桑，但保養得不錯；尤其是打開衣櫥的時候，你能聞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主人家常用的洗衣劑遺存下來的香味，讓你從中嗅得到主人家那種平淡但精緻的生活細節。還有屋裡的那張水床，這是老七最心儀的了。他原先只在電影裡的豪宅里見到過，在他感覺中，這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情調之物。他曾想象着江堯堯會象發現新大陸一樣驚喜於他的這種安排，或許江堯堯還會象只小袋鼠一樣在上面蹦來蹦去。所以，在江堯堯到澳洲之前，他把這份驚喜很小心地包裹着，他期待着在江堯堯那張好看的臉上能看到他預想的那種震驚和愉悅。——江堯堯對這張水床的那種冷漠及至厭煩，讓老七心裡隱隱的不快，但他沒有表現出來。一如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男人本質上都有大男子主義一樣，他們在表象上也都能大略做得比較寬容、比較無私——當然，這些是不可以觸及到原則問題的。老七隻比江堯堯早兩天住進這房子。在這之前，他一直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聖路西亞”區。那裡離學校很近，步行走上十分鐘就可以到老七的實驗室了，而且房租低廉。用老七他們室友的話說，這大概是全布里斯班市最便宜的房子了，每周房租才36個澳元，其中還包括水、電、煤氣和家具租用費。沒有江堯堯陪伴的獨居生活里，老七在這個41# Ryans Road的門牌下，住了一年的時光。曾經有個和老七一樣拿澳方獎學金的中國留學生到過老七的舊居，出門時他做出一副很難看的樣子說老七：“你也是有獎學金的人，幹嘛住這種地方？苦行僧呀？”老七嘿嘿一笑。他是蠻無所謂的，他有他的盤算。41# Ryans Road，位於兩條主幹道交叉的拐角處，它猶抱琵琶般的掩映在街邊的矮木叢包圍中。從一個被雜草鑲了邊的台階下去，就進了小院。這也是一幢老式的Queenslander的木質房子，兩層小樓。樓的背面有很寬闊的草坪、曬衣場，還有主人家曾經用來懸掛鞦韆什麼的搭架鐵杆。草坪已經荒了，高高低低地長滿了雜七雜八的綠色植物，經常有大大小小的蜥蜴穿着綠色的皮裝穿梭在草坪上，拖着那條長長的粗壯的大尾巴，很不怕人地走一走，停一停，望一望。鐵杆和那種可以旋轉的象降落傘骨狀的圓形曬衣架都生了鏽，斑駁的身子仍然支撐着來履行它的職責。這房子很老很老了，只有每天過往車輛的喧囂還在喚醒着它，讓它不要睡去，讓它和它的新住戶一樣有顆年輕的心。也許是嫌它太陳舊，也許是嫌地段太嘈雜，也許是因為有更好的去處，房東把這房子交給了地產公司，讓他們幫他運作這一堆古老的木頭。為了最大限度地創造利潤，原先的車庫、貯藏室、陽台，都改建成了寢室——嚴格說來，應該就只是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連同原先的主、客臥室，這個小樓可以住下六個房客。熱水器、爐灶、烤箱、冰箱、洗衣機、微波爐，都是房客們分攤着租用的，所有的房間都沒有家具。好在澳洲的群眾交易市場非常正規，專門刊登舊貨交易的暢銷報紙《Trading Post》和每周都有的“車庫大甩賣”，大家也可以湊合着買些經無數手買賣過的超級便宜的舊東西，反正能用，就行了。住在這裡的人都是為了省錢，無論是什麼國籍、什麼人種。全世界哪兒都不缺窮人，所以“一個便宜三個愛”是世界大同的基本出發點。

住在41#的，除了老七，有一個是菲律賓人叫Noel，念起來和“No”是一個音，是個很特立獨行的人，也是這小樓里唯一見了所有人都不打招呼的人。任何時候他都戴一頂帽子的——偶爾換一換款型，但是決不讓頭髮露出來——這種舉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在帽子底下和頭皮之上有什麼不可示人的秘密。突然有一天，Noel不戴帽子了，露出了他一頭黑黑的捲髮，他坐在客廳里打電話，老七竟然沒有認出他來。Neol的食譜和他有戴帽子的嗜好一樣執着，永遠都是水煮的咖喱飯。他一開爐子，整個小樓上下都充溢着那種黃色小粉末的氣息，開始覺得挺新鮮的，日子久了，老七的鼻子都對它膩味了，真奇怪Noel的嘴巴和舌頭怎麼還扛得住這種沒有新意的從一而終。Noel總是煮好了咖喱飯就端到自己屋裡吃，一邊吃一邊把電視機開得很響很響地看電視。老七和Noel是隔着壁的鄰居。那種木板牆的隔斷，只能隔住視覺和觸覺，而嗅覺和聽覺絕對能夠穿越板壁的罅隙，使兩個表面上拒絕交往的人在空氣中完成另一種溝通。所以，老七很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在深更半夜的時候，無可奈何地聽到Noel在牆那邊發出象猴子一樣的歌聲。有一天，老七竟在學校的“校內通訊”上看到了Noel的大幅照片，原來，他獲得了全澳法學會頒發的一個最佳法學研究成果獎，並還專門到首都堪培拉去領獎和致辭呢。很顯然，Noel是他們學校的驕傲。但是，老七真是無法把這個有着猴子般歌聲、天天只吃咖喱水煮飯、有嗜帽癖的鄰居與“青年才俊”的稱號聯繫起來。看來，哪兒都有“臥虎藏龍”呀。真正論起來，老七的經歷倒一直是和“青年才俊”這四個字緊密相連的。他13歲考進科大少年班；20歲拿到博士學位；24歲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如果他一直在國內待着，現在他應該已經是正教授了。但是，為了江堯堯，他來了澳大利亞，因為江堯堯嚮往海外的那種生活。老七離開科大的時候，所有的同事都為他惋惜。說真的，出國為什麼呀，還不是為了活得更好一些，更有成就感一些。老七在國內那種要風有風、要雨得雨的滋潤，那個走哪兒都被冠以的“青年科學家”稱號，真的割捨掉，取而代之的是在澳洲一切從零開始，在某個頤指氣使的老闆底下讀博士、當學生、受指使、吞委屈——真的是要有很大的決心和勇氣的啊。但是，這樣做了，江堯堯高興；於是，老七頭也不回地就交了科大分的房子，棄了職稱，踏上征程。老七的這些輝煌，他從來不向旁邊的人提及。他有多麼熱愛江堯堯，他也不跟別人去說。他只覺得一切做得瞭然於心就夠了，另外，就巴望着江堯堯高興。他真的覺得江堯堯很好看，而她高興的樣子——連眼睛也跟着在笑的樣子——就是更加好看了。

澳洲小伙子安東尼和老七的交道多一些，因為他是樓長，負責收繳房租等雜務，並由他全權代表大家與地產公司發生關係。他住在樓下。大概是這棟樓里最年輕的房客，他還在年大學本科。安東尼挺可愛的，有一天一大清早敲老七的房門，問老七“正”字代表什麼數字。原來，在每個人自覺登記的電話記錄上，鬼佬們都是打一次電話劃一條豎槓，以此記下去，許多根火柴棒兒左扭右撇地站在自己的名字下。而中國的兄弟們都是劃“正”字，方方正正的，結果，沒有半點中文基礎的安東尼拿着電話單死活也想不明白這個“正”字代表的次數，只好拿着電話記錄單求助於老七。其實，安東尼很少挨門挨戶地敲門收錢，總是快到交費日了，就在大家公用的冰箱上用磁鐵貼個告示，明確一個時間讓大家到他屋子去交錢。他說他也很忙，只能約定一個時間完成樓長職責，希望大家配合。安東尼有點象中國的“居民委員會主任”，他還不定期地召開房客會議，安排一下輪流打掃公共區衛生的事情，或是強調一下避免安全隱患的重要性。房客們好象都不太樂意在這些問題上浪費時間，開會的時候，人總是湊不齊。安東尼也不介意，遇到有決議的事情，他會再寫一張告示貼在冰箱上，遲早每位房客都會被通知到。和安東尼隔壁的是從廣州去的中國留學生吳翔，他讓人都叫他的英文名字Edward。吳翔是在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所學院裡上學，每天跑月票。他在國內是學生物的，到了澳洲改學了MBA。吳翔特別喜歡打網球，那一次在布里斯班舉辦全球網球公開賽，他花200多澳元（折合一千多元人民幣）買了張坐在第三排的看台票，看了三天，人曬得象個印度人一樣的黝黑。看了之後，每天跑到老七房間裡讓老七也看電視轉播，讓老七找坐在觀眾席中的他。他說這球賽是世界轉播的，他之所以要坐前排，就為了讓在中國的親人能在觀看比賽轉播的時候也看得見他。但是很遺憾，球賽轉播的鏡頭總是跟隨着比賽者，偶爾的空鏡頭留給了那些廣告贊助商，老七沒有看到第三排的吳翔，估計吳翔在廣州的親人也一樣。吳翔是個情種，總有說着不同口音英語的女孩子找他。他還喜歡抱着電話跟人談情說愛。他要是一挨着電話的邊，這條電話線就算被他霸上了，佐料豐富的“電話粥”一定要到煲干、煲糊才能止得住。他一直想辦移民留下來，據他了解，辦區域移民——也就是說，移民到某個特定區域裡——比較容易一些；那些區域都是比較荒僻的，需要人建設的，就好象中國動員大家開發西部一樣。吳翔就申請了去塔斯馬尼亞島，那時澳洲大陸外的一個衛星小島，相對大陸來說，陳舊一些，落後一些，但是吳翔並不計較。他總喜歡跑到樓上老七的房間裡談談他為自己設計的人生未來。老七不喜歡吳翔，他覺得他骨子裡有種洋奴氣，而且，快三十歲的人了，除了會花父母的錢之外，就會做白日夢，活得沒有定數。吳翔比老七早兩周搬出41# ，據說他找到了一處“花園洋房”。他曾邀老七去作客，大概是要展示那房子與41# 的“貧富懸殊”吧，老七雖然應承着，但是一點感覺也沒有。安東尼和吳翔住的是貯藏室改建的寢室，光線不好。但是比起安德魯和馬丁的住所來說，又算好了很多。安德魯和馬丁住的那屋子，原先就是車庫；所以房間面積傻大傻大的，但是三面是壁，密不透光，如果不開門的話，那真是面徒四壁，說那是地下室、地窖，乃至地獄都行。但是安德魯倒滿意這屋子的寬敞。他也是澳洲人，父母家在布里斯班市旁邊的鄉下，據說還有個莊園什麼的。安德魯很年輕，最多二十二、三歲的年紀。他曾經也是念大學的，學的是英國文學，念過一年級後，他就不念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就搬到了這個車庫屋子裡，一住就是兩年。不知道他有沒有申領社會保障救濟，但他的生活來源很讓人擔憂。他的主要職業好象就是一個手工業者，平時在屋子裡做些燭台、蠟人什麼的，每逢星期三在大學裡舉辦的交易日，他就背一大包叮呤咣啷的物什在校園裡擺個小攤，掙點手藝錢。他有興致的時候，還提支笛子到地鐵通道扮一回“流浪藝人”，吹幾支小曲，掙幾個零星的“出場表演費”。老七碰見過幾次，安德魯也不避諱，邊吹笛子邊跟老七打招呼，做得大大方方的。安德魯的打扮很酷，讓人總有頭重腳輕的感覺。他個頭有一米八五以上，金黃色的長髮披肩，幾乎從不打理；偶爾還戴一頂不倫不類的黑禮帽，也不知是從哪裡撿來的；他總是一襲黑色長風衣，及至腳踝的那一種，裡面有時穿件襯衫，有時壓根就打個赤膊。和許多澳洲現代派青年人一樣，安德魯的腳是永遠赤着的，好在澳洲的土地乾淨，也沒有什麼玻璃碎渣一樣的異物。安德魯還有一大愛好就是拾破爛，41# 中充斥了他拾回來的各種林林總總。大東西比如舊沙發、舊餐桌、舊床墊、舊衣櫃等等，小的就更不勝枚舉了，煙缸、花瓶、杯盤碗盞什麼的，安德魯很慷慨，他拾回來的很多東西都是和大家分享的，大家什填補了公共空間——比如餐廳、客廳——的空空蕩蕩，讓大家吃飯時有個可以放碗的桌子，打個電話時有個可以靠背的沙發；而那些小物件增加了小樓的情趣——安德魯在客廳的窗玻璃上貼些紙花，在窗台上放幾件玻璃製品，有陽光的時候，玻璃的稜角反射了陽光的神采，使這個破落的小樓也能輝映着有些七彩的光芒。儘管安德魯有些邋遢，還經常在公共的冰箱中偷拿別人的雞蛋或者牛奶，但他和大家的關係處理得不錯。也許“閒着也是閒着”，安德魯還常常有些資本主義社會裡“個人自掃門前雪”意識之外的善行。他的一些舉動，常常能讓人感念良久。有一年冬天很冷，安德魯用免費派送的彩色報紙把客廳的牆壁里里外外貼了三、四層；紙能不能保暖，另當別論，但是，報紙上的花花綠綠，把這個老式客廳張貼得暖洋洋的，這些熱鬧奪目的色彩，讓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冬天的童話。安德魯也有很多社會朋友，常常有人找安德魯來玩，到了吃飯的鐘點，他們就和安德魯一起用洋蔥和番茄醬炒飯吃。加了油的洋蔥炒起來很香，但最後起鍋時肯定是黑不溜秋一團亂七八糟。不過，安德魯他們吃得很有滋味，讓人覺得生活原本可以這麼低的就被滿足。一般時候，他的三朋四友總是聚在他屋裡，他們把錄音機聲音開得很響，他們的談笑聲也很響，有點象是一群沒落的貴族的狂歡。安德魯是小樓的住戶中最不介意帶人來參觀他住所的，髒也好，亂也好，窮也好，破也好——也許因為他是這裡唯一的非學生身份吧，沒有了讀書人那種好講面子的窮酸。所以，在41# 里，安德魯和老七，倒算是比點頭之交還要稍微好那麼一點點的朋友罷。老七不喜歡求人，他也擔心求人被拒絕；但是當他搬出41# 時，他請安德魯幫他搭個手，搬一搬他沉甸甸的幾箱子書，安德魯很爽快地答應了。在國外，每出一分勞力都是可以被折算成鈔票來衡量價值的，安德魯的無償幫助，老七心裡蠻感激的。老七曾經想過，要是在中國，也許他會和安德魯找個靠杯酒攤，要一瓶二兩裝的癟瓶子“黃鶴樓”，用小盅子飲兩杯。還是喝中國的白酒能喝得出交情，國外的酒太花哨，那麼多的講究，說到底只講情調，不講情義。老七比較不喜歡馬丁兩口子。馬丁是英國白人，他的女朋友菲歐娜是個黑人，應該算“黑美人”類型吧。他們是那種在澳洲滿地都是的同居關係，處得好就處着唄，彼此快樂着，誰也不欠着誰的。老七對這種黑白交融的戀情沒什麼意見，對他們的未婚同居也沒有意見，但他受不了這兩個人的那種旁若無人的親昵與張狂。41#只有一個衛浴間，廁所和浴缸都在一個屋子裡。晚上大家都回來了，上個廁所、洗個澡，不就歇着了嗎？有六個住戶排着隊呢，所以，誰都要自覺點，動作迅速點，否則，要害很多人憋屎憋尿，日積月累搞不好還要使人內分泌失調呢。但是馬丁和菲歐娜就不，他倆手牽手唱着情歌一起進去浴室，在水花聲中繼續高揚着他們的情歌和情話，不知歌劇唱到第多少場之後，他們才會意猶未盡地開門出來——依然是手牽手的，不過，熱氣騰騰的馬丁只裹一條浴巾，而水淋淋的菲歐娜更是只穿着上下三點裝。自此之後的夜光中，菲歐娜做夜宵，菲歐娜打電話，菲歐娜在公共區間裡做所有的事情時，都是只穿了這麼三點的，見了人也不避諱，耀武揚威地陳列着她的好身段。老七想不通，馬丁既然和菲歐娜這麼恩愛的樣子，他怎麼可以容忍自己的女朋友天天這么半裸地出現在另外五個男人面前？即使什麼別的事也沒進一步發生，讓人天天掛眼科、看“香癮”，也是羞辱啊。同樣令老七不解的是，每周二交房租時，馬丁和菲歐娜總是一人出18塊錢，各自交租給管事的安東尼，AA制分得清清白白的。這裡的房租已經夠低的了，就是馬丁一人出齊了這36澳元也算不上什麼破費，他卻是一定要把18塊錢的人情和戀情非得明明白白，算什麼男人？——老七曾經用十分鐘的寶貴時間研究了一下這對情侶，其中九分半鐘都是由不解轉化成為鄙夷，最後半分鐘，老七對自己說：“管他們屁事。去????。”

馬丁和菲歐娜在41#只住了半年就搬走了。也許是書念完了，也許是回了老家，也許是分了手。天知道。他們搬出後，一個叫汪瑾的女孩子續租了這個房間。汪瑾是那種要多醜就有多醜的中國女孩，她在國外的出現足以讓當代中國女孩在老外們心中留下一個永恆不滅的惡劣印象。大概就是因為丑吧，她的書念得很好；同樣，更是因為長相的緣故，她一直未婚。快三十歲的人了，整天形單影隻的，連個找她的電話都沒有，不知算不算她人生的一種失敗？41#里，大家共用一條電話線，電話機旁有個記錄本，誰打了電話，就自覺在上面劃槓槓。澳洲的市內電話收費是以次數計而不是以時間長短計，這就更方便了41#的住戶們各自為自己的電話費買單。老七每次在記錄本上劃槓時總是下意識地看看其他人的記錄，汪瑾的名字那一欄好象永遠都是空白。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記錄本上根本就不寫汪瑾的名字了。林憶蓮有首歌唱道：“做女人，沒人追，多可悲——就算是有人聽我的歌會流淚……”從中國出來的汪瑾是聽過這歌的，因為她嘴裡經常哼着林憶蓮的經典曲調。她大概是有些音樂細胞的，除了哼歌，還時常聽得見她在屋子裡擺弄小提琴。她的技藝不精，拉出來的曲子很難聽，變了調的曲子有點象她變了味的人生。不知是有心套磁，還是刻意調侃，酷哥安德魯在聽過汪瑾拉的小提琴之後，有一回對汪瑾講，下次我們一起去地鐵吧，你拉提琴，我給你吹笛子伴奏，那種演出效果肯定棒極了。汪瑾斜了安德魯一眼，接連好幾天，她都是用錄音機播放中國古典提琴曲，大概有點想藉助“混淆視聽”的迷亂給自己的琴技貼點金吧。老七對汪瑾曾經有種自發的憐惜之情，想到一個女孩子家——雖然這個稱謂已經不適合那個面容比年齡更顯滄桑的汪瑾了，但沒有結過婚的女人姑且還是認為是女孩子吧——孤身在外面闖蕩也挺不容易。又都是中國人，總扯得上有些鄉里鄉親的。所以，有一次汪瑾邀老七看電影，老七也沒有拒絕，還是老七主動為汪瑾付的票錢。在國外，一起看電影算不上什麼，但是，一個人沒緣沒由地為另一個人付帳就可以理論些交情了。這和國內正相反。老七還是按國內的規矩辦，反正中國人跟中國人嘛，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哪有讓女人掏錢的道理？你要是不想掏，完全可以先就拒絕她的邀請。遺憾的是汪瑾是按國外的思維來看，這張老七付了錢的電影票被她想入非非了。之後有了許多的糾纏。一個三十歲未婚的女人，臉蛋低分但智商高分，她想生出些什麼事來，也是要費些精神去應付的，何況又是在同一所大學就讀，又是鄰居？老七在搬出41#之前對很多事情做了些交代，比如說他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家具——床、衣櫃、書桌，他的新住所不缺這些。他第一次主動找汪瑾，問她需不需要。汪瑾都接了下來。反正是送，又不花錢，一句俗話嘛，不要白不要。老七嘿嗬呀嗬地幫着汪瑾把東西從樓上往樓下搬。老七第一次走進汪瑾的房間，那真叫一貧如洗呀，屋裡除了一張舊床之外，連多一張椅子都沒有。衣服就放在她從國內帶來的大行李箱裡，一些書本雜亂地放在地上的紙箱子裡。屋子沒有窗，不透光也不透氣，有朽木和潮濕的地氣瀰漫着，汪瑾就弄了些樟腦丸在屋裡來蓋住那霉臭的味道。撲鼻的萘粉味兒，讓老七打了一個冷驚。她也是有獎學金的人，一個月一、兩千澳元的生活費，何至於這樣不堪？老七沒有問個究竟，他對別人的生活從來不表示出刨根問底的興趣。但這樣慘澹的一間屋子，那樣厚重的樟腦氣息，讓老七從心底里覺得難受。難怪她拉的提琴曲總是那麼怪怪的調子，只是發泄罷了；活得這麼累，哪有足夠的心情去正音？這女孩一定有她的隱衷吧。她可以堅守住這樣惡劣的住所，她也很不容易啊。那一天，老七特別地想念江堯堯，他想見到她，想他和她的未來生活。他發誓不可以讓自己心愛的女人象汪瑾這樣委屈地活着——女人有沒有人來愛，是不一樣的。所謂愛，就是要為她撐起一個天來。

老七在41#住的最後一晚上他沒有睡着，他是蠻懷念這段日子的。他睜着眼睛望天花板，第一次發現頭頂有那麼多晶晶亮的星星。——原來的主人家是蠻有情趣的，他們用熒光粉在天花板上畫了很多很多的五角星，燈滅了，熒光星星就眨起了它們的亮眼睛。自己以前怎麼就沒發現呢？讓星星們寂寞地亮了那麼久，沒有人欣賞，也沒有權利嘆息。嗨，只怪老七總是太忙太累，每次關燈睡覺，都是趕忙急忙地睡熟睡沉了過去，哪有閒情逸緻去數星星呢？老七不是文人，他不覺得他的生活缺了詩情畫意就過不去。但是，那晚上的星星真實地打動了他。他不可以想象，房子已經這麼老了，主人家已經走得那麼遠了，這些畫的星星們還這麼忠誠，不減光芒，不偷懶。浪漫真是個好東西。老七知道自己以前忽略了它，那晚上，他覺得以後的生活里，要慢慢學着讓它留下來。就象頭頂的星星。

老七走的那天，汪瑾想給老七餞個行。她興致勃勃地去超市買了張麵餅，回到41#，拿着本西餐書對照，她要為老七做個Pizza。汪瑾一點也不偷工減料地在麵餅上放了菠蘿、火腿、紅椒、番茄、蝦仁、牡蠣肉、魷魚絲、小蘑菇和奶酪，堆得高高的，擺得五顏六色，比Pizza店裡賣的還要好看。然後，她把它們放進了烤箱。後來從烤箱中端出來的不是Pizza，是個怪物。麵餅底子黑厚黑厚的，從樣子到氣味，都象剛剛上了油的瀝青路面，還騰騰地冒着熱氣。正面的餅餡被流得四處亂溢的奶酪弄得變了形，張牙舞爪地凹凹凸凸。汪瑾想都沒想就把它們扔進了垃圾桶。她很生氣，切了幾個橙子自己悶着吃。哪知那天什麼事都要跟她作對一樣，買回來的橙子奇酸無比。她的心被酸弄得很痛。汪瑾後來背着書包去學校了，她沒有和老七說再見一類的話。她心裡也清楚對於歡天喜地要迎接老婆從國內過來的老七來說，是不是還要再見她汪瑾，其實無所謂的。汪瑾用着老七留下來的舊家具，空氣中好象因此就多了一個人的氣息。他們點綴在萘粉的充斥中，使汪瑾生活的這個黑匣子變得有些條理、有些精緻了。幾天以後在Toowong區的Shopping Centre中，汪瑾見到了手牽着手閒逛的老七和江堯堯，她甚至連招呼也沒打，遠遠地就躲開了他們。澳洲馬路上攜手、勾肩、親吻的情侶比比皆是，老七和江堯堯，只是萬千對中的一對，而且是親密得並不過分的一對，但是，這一對，就象那天的酸橙子一樣，讓汪瑾滿身心都酸酸地痛。不久後的一天裡，汪瑾很平靜地被卷進了大海，又很平靜地被海浪卷裹着、推挾着回到了沙灘。她那蒼白的臉異常的安詳，不象是浸淫了幾天的風浪。那一天，是汪瑾的三十歲生日。沒有一個人幫忙記住這個日子。於是，誕辰也就變成了祭辰。不知道對於最終把生命定格在黃金海岸的汪瑾來說，是生活太苦，還是海水更苦？總之，她永遠地留在了澳大利亞，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換了一種存在的方式。

老七帶着江堯堯參加了汪瑾的追悼會。那天，有很多散着清香的鮮花感傷地圍着汪瑾的照片。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們無所適從地對望着，完成一種紀念的儀式。沒有人和汪瑾有什麼多一些的交道，大家在她死後表現出來的對她的無知，又印證了那最終讓她絕望的一些人生失敗。每個人臉上的那種沉重而又不夠宗教莊嚴的表情，似乎都在從這件事背後反省自己。老七對江堯堯介紹說，她曾經是我的鄰居。老七給汪瑾的那些家具就一直留在了汪瑾的房間裡。因為這些家具，這個房間才變得象個房間。這房子很快又有人續租了，還是一個中國女孩。她不知道這房間的故事，她只知道，這裡便宜，才36澳元一周的房租。老七對江堯堯說：“以後我們有孩子，如果是男孩，千萬不要太矮；如果是女孩，千萬別太醜。”老七說這話是有原因的。因為有個叫汪瑾的女孩，和他有過一些糾纏，在被他拒絕之後，她用最決絕的方式，在他心裡打了一個結。於她，也許是報復。於他，卻變成了懷念。

我們這群人註定不會以個別的形式記入歷史的，否則的話，博物館就太擁擠了。但我們扮演的這群劇中的角色，會以整體劇作的規模永久地記在白紙黑字上。劇中的角色自身與性格矛盾；理智與情感兩不相容；理想與現實當面衝突；側面與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轉，昨天和昨天堆疊起來混成一片不可避免的背景，做成我們周遭的牆壁或氤氳，那麼結實又那麼縹緲——使我們每個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個時刻里都是那麼主要，又是那麼渺小。我們只有一次的生命，用它來做什麼好象都有些可惜。但總得做點什麼吧。所以，我們做着輕如鴻毛的事情。經歷着重如泰山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