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評傳（一）：太平天國
跛行者6/6/2003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許姓。鴻章，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從曾國籓游，講求經世之學。 ”（1）

談李鴻章不能不提其師曾國藩，談曾國藩不能不從太平天國開始。

一、太平天國興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拜上帝會”在廣西金田起事，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稱天王。咸豐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昌。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占領南京，建都稱天京。

咸豐三年四月（1853年5月），太平軍從揚州出發北征，兩年內馳騁六省，轉戰幾千里，最終失敗。同時發起西征。先取安徽的安慶、廬州（合肥），圍南昌，於八月間占九江。咸豐四年，再占武昌，最西一度控制荊門、宜昌。同年，入湖南，初遇曾國藩的湘軍，雙方多次激戰，湘軍敗多勝少。咸豐五年二月，太平軍三占武昌，並與廣東北上的天地會配合，控制了江西大部，迫使湘軍退守贛東北。咸豐六年五月，擊破欽差大臣向榮統率的江南大營。此時長江中下游，西自武漢，東到鎮江，都在太平軍掌握之中。

歷史上成功的農民起事，或有能固結軍心民心的政治口號，如秦末反抗苛政，元末驅殺韃子；或有相對應的宗教宣傳，如紅巾軍、唐賽兒、白蓮教。太平天國屬後者，但是有其鮮明的特殊性。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家道殷實”（4），本是塾師，多次考秀才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年）到廣州應考時，偶從街頭得到一本小冊子《勸世良言》（此書由粱阿發寫於道光十二年，梁阿發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年輕時為外國傳教士印刷《聖經》，因而信仰基督教徒，後以傳教為業）。第二年病中得異夢。道光二十三年重讀前書，自覺為神感召，要他負起傳教使命。洪秀全和他最早的信徒，塾師馮雲山撤除孔子牌位，在本鄉開始傳教，但不為鄉人接受。乃輾轉到廣西貴縣、桂平，組成最初的“拜上帝會”。

“拜上帝會”明顯是西風東漸的結果，並輔以本土的巫祝等神秘主義形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曾到廣州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習基督教，但是該教士視洪秀全所言為怪誕（5），拒絕給他施洗。雖不為教門所承認，“拜上帝會”的基督教特點顯而易見：第一，宣布只有“上帝”是真神，反對偶像崇拜，儒釋道的神佛聖皆是妖魔，儒家經典皆為妖書；第二，聲言信教者都是權利平等的上帝子女；第三，要求嚴格的道德生活，絕對禁止姦淫、嗜殺、貪財、賭博、吸煙、酗酒。

二、太平天國的組織

歷史上農民戰爭的成功與否，除了政治宗教口號，還取決於組織形式，太平天國以意識形態和行政的雙重嚴密組織，在初期缺乏軍事經驗的情況下，仍然取得巨大成功。太平軍大體上避免了流寇主義，僅兩年就定都天京，並漸漸在富庶的兩江兩湖地區擴展勢力。曾國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說：“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6）。

太平天國的軍事組織，五人為一伍，設伍長；五伍長上設兩司馬，四兩司馬上設卒長，五卒長上設旅帥，五旅帥上設師帥，五師帥上設軍帥，每軍帥共轄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再以上則由全軍統帥派出總制、監軍等指揮各軍帥。參加太平天國者，無論貧富，田產浮財都交聖庫，作戰繳獲亦交公，禁止私取私藏，全軍實行一種大體平均的供給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規劃了社會結構、土地分配和供給制度：以兩司馬為首，二十五家為基本經濟單位，亦是文化教育、武裝自衛、司法行政的職能單位；每二十五家設一禮拜堂，由兩司馬教經講道；設立民兵制度，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時殺敵捕賊，無事時為農耕田；民間訴訟由兩司馬處理，解決不了的逐級上報；兩司馬還負責薦舉賢能，經層層審核後由天王任命為官；官員政績，每年由上級審查賢惡，逐級上報，由天王決定升謫。《天朝田畝制度》還規定婦女同男子一樣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論財”。

《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劃的理想的小農經濟型社會制度，事實上從未真正實行過。但太平天國成功管理了所控制的某些地區的生產和商貿，“盛於未亂時倍蓰”；國際貿易也並非完全停滯，太平軍占領絲茶產區後的1863年，絲茶出口比之戰前的1850年，茶增長一倍多，絲增長五倍以上，足見其行政組織和經濟政策的成功。

太平軍初期成分單純、軍紀嚴明。參加者必須承認天國，拜上帝，對統一軍心、維持戰力有利，但對聯絡配合其他農民軍、會黨起事不利。小刀會和捻軍都曾與太平軍互通款曲，但雙方無法密切配合，信仰實是重要原因。北伐失敗，除了流寇主義因素，缺乏民眾認同也是原因之一。太平天國興兵之始，以宗教改造江湖遊民、傳統會黨（比如天地會）的努力，成敗參半，成功的例子有羅大綱，失敗的有張釗、田芳等。而清軍則反其道，一面招安強盜會黨為征戰用（如張國梁），一面“多購間諜，解散黨羽，計誘賊首，（使之）自相攜貳”（7）。由於傳統影響的深厚，清軍的策略頗有所獲。太平軍建都天京和西征之後，由於占地日廣，兵源不足，擴軍中難免泥沙俱下。後期降叛日眾，直接導致了不少重大戰役的失利和人員損失，如江西袁州、吉安的失守，捻軍李昭壽的反覆，杭州錢桂仁的降而復叛，蘇州失守，康王汪海洋降清，慕王譚紹光、侍王李世賢等的敗死，苗沛霖誘捕英王陳玉成，等等，不勝枚舉。

天國後期，上層爭權，內亂紛起，宗教的凝聚作用已大為削弱。經過咸豐六年八月到十月（1856年9月到11月）的天京大變亂，精英殆盡，上下離心，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後期太平軍成分駁雜（甚至成建制地吸收天地會武裝，允許其使用天地會旗號），軍心不穩，戰鬥力大為下降。太平軍對湘軍，由初期的勝多敗少，到末期的一敗塗地，實有跡可尋。

李秀成在失敗後的自述中說，他和堂弟侍王李世賢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這一套宗教話語。洪仁�在《资政锌|�》峙d擔骸疤斐�耻Q蘊旄剛嫻潰�绣{蛐娜繅恍模�故衷戃只知有天父朽崿不怕有妖魔箲唬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日b睦淶�，故锐气减半耳。”�?）洪仁�又在∽x⒎ㄖ普澸汀分興擔骸扒按送贗量�疆，犹有葰仲百梨y�势。何至诱V穸�进蠢_順擼�战gすト≈�威转大逊雨�偈保苛加晌糝�日菱b薪�止，由东王而臂指讋蚣倖抉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0）除了封官賜爵以外，太平天國似乎已沒有別的辦法維繫人心。天京城陷後被俘的黃文英說，他的堂兄黃文金因戰功被封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黃文金“管家務、管錢糧，並未管兵”，也受封為昭王；他還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11）洪仁�藫��将领官员“动译E�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逸x氯�迁而訚�醋恪！�…蓸侯婘瓤O�请，自准x醞�，不及一妮彫緝��闹I猓�皆义綀@玻�更訛a餵俸尉艨晌�升迁地耶？”�?2）

後期太平軍紀律弛廢，許多官兵虜獲歸私，並有劫掠濫殺情事，賭博、抽鴉片也在軍中出現。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賢的一封密信為清軍所截獲，信中說：“我兵心散，不肯力戰，勢甚可危。又聞各處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萬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眾兄弟殺人放火，勢逼使然，非盡關百姓之無良。……從今以後，宜加意愛民，使民不以我為仇，倘時勢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則，兵一失機，我與爾皆死無藏身之地”。（13）

天京之亂後，碩果僅存的翼王石達開率軍出走。太平軍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等勉力苦撐，戰力之弱，由同治元年的雨花台之戰可見一斑。五月初，曾國荃部進抵天京城外雨花台，但其後曾四五個月不能再進一步。曾國藩說，“舍弟兵僅逾萬，前逼城賊，後御援賊，單薄可慮”（14）。閏八月下旬，英王李秀成自蘇南大舉回援，九月初，侍王李世賢從浙西北上，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也在皖南反攻寧國、宣城，威脅湘軍後方。太平軍集中了十三個王的兵力，號稱六十萬人（實際約二十餘萬）圍攻曾國荃部，而曾國藩湘軍（共約三萬人）無外援可持，一旦兵敗，不但對天京的進攻失敗，而且從安徽、江西到湖北，大江南北的清軍陣地將全線動搖。會戰歷時四十六天，太平軍兵力火力均遠勝對手，卻未能解天京之圍。李秀成於戰前軍事會議上特別強調，“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失須聯萬心而作一心”，正是看清了太平軍的癥結：諸王互不統屬，作戰中無法實現統一指揮。而“皖南十餘州縣幾無堅城可恃”（15），楊輔清、黃文金也無法攻下寧國府。十月上旬，太平軍紛紛撤退。除天氣和糧草問題，王闓運的《湘軍志》評論太平軍的敗因，認為“蓋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眾，不知選將，比於初起時衰矣。”

三、對農民起事革命性的置疑

首先，中國歷史上農民起事有明顯的循環性，即1）王朝建立，休養生息，土地或民族矛盾緩解；2）王朝成熟，吏治開始腐敗，民族矛盾或土地集中程度加劇；3）王朝末年，或由苛政，或由天災，造成大批饑民流民，一呼而百應；4）官軍和農民軍之間，地方軍閥之間，農民軍之間爭戰，成王敗賊。全國規模的比較成功的農民起事，大體上有李自成和朱元璋兩種模式，太平天國屬前者。既然有循環性，農民起事的所謂生產關係的“革命性”也就大有疑問。

其次，農民軍吸收現有統治階級成員，即知識分子和地方縉紳入伙，承認其權益並採納他們的某些主張，向他們借鑑社會管理經驗，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則農民起事的“革命性”被妥協。其實這是農民起事成功的必經之途，跟所謂“統一陣線”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分寸比較難掌握而已。太平天國大量啟用地方紳士，優劣在此不評。

太平軍西征時，東王北王翼王會奏天王說：“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16），被天王批准。據此，太平天國並非立刻實行平分土地，而是仿照清朝的辦法，允許地主收租，再由地主完地丁銀和糟糧。清朝官方記載說：“（太平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盡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有機阱，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目，與之款洽，倚為護符”（17）。“（鄉官）皆以本鄉土人為之，其中以土匪充數者固多，然因留戀家產佯為應承者亦不少”（18）。李秀成派熊萬荃管理蘇州民政，派錢桂仁管理常熟民政，也屬此類。錢桂仁在常熟，“軍帥請當地有聲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旅帥卒長以地保正身夥計分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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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平軍和清軍競相“師夷長技”

太平天國不同於義和團，魂靈附體之類的招數，只用於宮廷爭權。太平軍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最遲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後。兩江總督怡良說， “據吳健彰（蘇松太道）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莫等供稱：系夷人雇裝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

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志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28）；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29）1860年後李秀成經營江浙時，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30）。太平軍的槍炮部分由洋商供給，據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頁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餘磅，子彈18000發；部分來自繳獲，如1860年李秀成解青浦之圍時，殺洋兵600餘，得洋槍2000餘條、炮10餘尊。李秀成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天京，猛轟湘軍軍營，“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31）事後曾國荃向郭嵩燾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賊之火器精利於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杆。”（32）左宗棠於1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從前賊匪打仗，並無外國槍械。數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上年陳炳文赴鮑軍門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餘杆，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於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餘杆。”

可能太平軍大量使用洋槍洋炮，更早於清軍，客觀上逼使清軍更新裝備。而船炮槍支的購求，是洋務運動的發軔。曾國藩的湘軍，尤其是水師，日益注重熱兵器，並成立安慶內軍械所自製軍火。淮軍統帥李鴻章到上海後大開眼界，傾向於“唯武器論”，兼且所遇強敵李秀成部，洋槍洋炮最多，“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33），促使李鴻章更加“堅意要學洋人”。淮軍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1864年，淮軍士兵使用洋槍占80％以上，1865年，淮軍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34）。

洋商兩邊賣軍火，大發其財。如此大規模的武器銷售，按理很難瞞過政府，如果列強傾向於清廷的話，對太平天國實行武器禁運就可以了。這也反映了列強對這次中國內戰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

五、太平天國不是反帝運動

天平天國並不象從前所宣傳或所暗示的那樣，有反帝的性質。“反帝”說的基本根據，是中英法組織了“上海會防”，以及太平軍在上海江浙一帶跟“常勝軍”“常捷軍”作戰。但是細究史實，英法等協助會防，為的是保護他們在上海的利益。太平天國跟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間重合，在清軍跟太平軍的戰爭中，列強基本上持中立態度，樂得坐觀其變，費吹灰之力而取漁翁之利。

英、美、法三國公使在咸豐三年和四年（1853年和1854年）先後從上海訪問天京，直接與太平軍領袖接觸，一方面了解天國底細，另一方面從外交上向清政府施壓。因為咸豐四年（1854年），英、美、法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訂立的中美望廈條約中規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20），正向清廷提出“修約”要求，最終紙筆化作船炮，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有些外國傳教士認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國取得勝利，是對西方各國非常有利的事，如羅孝全、米赫斯等。有些外國使節則不是專從宗教角度觀察，而視太平天國為邪教匪類。從政治和戰略上考慮，短期內清兵大集於東南，首尾難以兼顧，對外戰爭的成敗，一望而知；長期看來，清廷對太平天國用兵，糜師費餉，國力日弱，既不可能跟太平天國和解，就只能“兩害取輕”，割地賠款，正合列強所願。咸豐四年四月，英美在上海聯合發動“泥城之戰”，逐退清軍，乘機擴大租界，就是對這一戰略的注釋。

太平天國領袖們對洋人的態度相當曖昧，因洋人和天國供奉同一個“上帝”，天國領袖稱對方為“洋兄弟”，允許洋人“自由出入”及“貨稅不征”。咸豐八年（1858年）冬天，英國人額爾金率艦隊入長江（據說途經天京時曾炮轟太平軍炮台），天王洪秀全派人在蕪湖向他遞交詔書，結語是：“朕據眾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詔眾臣禮相待，兄弟團圓莫疑狐。朕慮弟們不知得，故降詔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間恩和在斯乎”（21）。是否承認各國和滿清簽訂的條約，是各國公使最關心的問題，太平天國並沒有明確答覆，只有禁絕鴉片一條是肯定的。西方信上帝的賣鴉片，中國信上帝者禁鴉片，如果太平天國反清成功，會是什麼局面，令人遐思。

太平軍咸豐三年占領南京、鎮江後，有七年之久不東圖上海，咸豐十年七月，李秀成下松江、青浦後，第一次攻上海，只領軍三千，稍戰即走，撤兵時給英、美、葡領事發出一信，信中說，“若我有志來取上海，猶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爭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與我等和好為美乎？”又在信中大罵法國人，據他說，法國人曾要他到上海，不料法國人“已被官兵誘惑背誓……如此不公不義，無以復加矣。”

咸豐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國駐華海軍司令何伯奉額爾金之命再航長江，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和他同行。天平天國和清朝大員爭相禮待，洪秀全並與英人約定，本年內不進入上海百里路程以內。英公使布魯斯在咸豐十一年五月九日（1861年6月16日）致何伯信中說，“英國政府目前不應積極援助清朝政府，一方面因為我們已向叛軍保證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則因為這種干涉將導致嚴重的無限的後果”，“我們對於兩方表示不偏不袒的旁觀的沉着態度愈久，他們就愈要付出高價來爭取我們的友誼。”（22）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因太平軍不顧英法警告，攻占寧波，英國方面又向太平天國提出照會，要求太平軍不入九江、漢口百里以內，還稱鎮江的金山是鎮江英領事的駐地，不可侵擾。太平天國拒絕，但言辭仍然客氣。咸豐十一年十二月，李秀成再攻上海，與淮軍和“常勝軍”周旋五個多月，無功而返，此役英法軍並非主角。“常勝軍”由美國人華爾在咸豐十年，太平軍一攻上海時，募集外國遊民而成，由中方發餉。咸豐十一年，華爾提出新計劃，招募中國士兵，使用洋槍洋炮，由洋人訓練和指揮。李鴻章初到上海，發現“常勝軍”不聽節制，他向曾國藩報告說：“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鴻章近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渠允為我請外國鐵匠制炸彈，代購洋槍。”（23）華爾死後，“常勝軍”統領由美國人白齊文接替，“曾加三品頂戴，雖未改服，究與全用洋兵有別”（24）。豈知白齊文也不是省油燈，對索餉的興趣大過打仗。後來“常勝軍”的統領換成英國人戈登（英國工兵軍官，據稱曾參與劫掠圓明園），總算讓李鴻章比較滿意。李鴻章靠“常勝軍”助力，從太平軍手裡奪回蘇、常地區以後，即遣散“常勝軍”，部分歸併入淮軍。“常勝軍”總的來說應算中國軍隊，對清朝的新式陸軍有重大影響。

李鴻章在上海主張“外敦和好，內要自強”，瞧不起對洋人“過趨卑諂”的角色，他評論蘇松太道吳煦和“中外會防公所”的紳商說，“吳曉帆與會防局官紳，陰主中外會剿之議，所以媚洋人者無微不至”（25）。李鴻章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對洋人的槍炮十分佩服，“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26）李鴻章竭力說服他的老師曾國藩，他說，外國兵少而強，中國兵多而弱，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槍炮窳濫”。他說，俄國、日本本來很弱，就因為“從前不知炮法”，自從他們“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雄長”。他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李鴻章在上海跟洋人過往甚密，與前任江蘇巡撫 薛煥“駐滬多年，與洋人蹤跡甚疏，事事講究體制”
（27）不同。李鴻章辦洋務，辦外交，可以說從駐軍滬上開始，此時列強基本中立，清廷以“安內”為主，李鴻章也不是處理對外關係的主角。

關於“借師助剿”，源起1852年夏秋間的上海小刀會起事。到1860年太平軍威脅上海時，雖然江督管夷務欽差大臣何桂清因此被拿問，但清軍在上海蘇杭一帶無兵可用，蘇撫王有齡（後為薛煥）、浙撫王有齡、蘇松太道吳煦和地方士紳等仍積極推動此事（這一群官紳裡頭，固然有為保境安民着想的，也有不怕死的，但胡塗得不一般，該年五月在吳淞集結的英法遠征軍，目標是北京不是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法在天國天國和清廷之間，基本上持中立觀望政策，在中國也沒有大規模駐軍，所以並不熱心；清廷方面，剛剛被洋兵胖揍了一頓，心有餘悸，生怕引狼入室，所以朝中反對的聲音多。曾李左等覷准了太平軍頹勢已成，也不願他人分功。結果，“借師助剿”成就了“常勝軍”等，洋兵則“會防不會剿”。

六、 對太平天國的評價

49年以來，很多“近代史”（實際上是對外關係史雜以政治史）作者，囿於刻板的階級分析方法，基於農民起事的所謂“正確性”，對太平天國的許多特點，或評斷不當，或視而不見。簡單列舉一下。

第一，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國組織方面的西方文化色彩，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宗教的敵視態度（雖然採用儒家的某些倫理原則，總的態度是妖魔化），實際上大大限制了太平天國的在社會發展基礎。這一點很早就被敏感的對手所利用。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不僅利用地方觀念，動員“三江兩湖之人”剿平“粵匪”，而且痛陳太平天國把“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掃地盪盡”，號召一切“讀書識字者”起來保衛名教，他說：“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曾羅列太平天國的另一罪狀是不尊重關廟、岳廟以及一切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為“鬼神所共憤”。

第二，從與列強的關係來看，太平天國不是反帝運動，與洋商的武器貿易可為佐證。詳情見四、五。

第三，太平天國的“革命性”，並不超過此前的農民起事，而且從生產關係方面考慮，農民起事的“革命性值得懷疑。詳情見三。

（1）《清史稿·李鴻章傳》。
（2）《與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
（3）《初定營規二十二條》，《曾文正公雜著》卷二，頁2。
（4）《天情道理書》。
（5）羅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6）《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頁15。
（7）王先謙，《東華續錄》，咸豐朝卷9。
（8）《賊情彙纂》，《太平天國資料》第三冊，頁203—204。
（9）《太平天國資料》第二冊，頁540。
（10）《太平天國史料》，頁147。
（11）《黃文英自述》，《太平天國資料》第二冊，頁857。
（12）《太平天國史料》，頁147—148。
（13）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國譯叢》，頁33—34。
（14）《致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十，頁6。
（15）《復左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十，頁17。
（16）《賊情彙纂》，《太平天國資料》第三冊，頁203—204。
（17）《賊情彙纂》，《太平天國資料》第三冊，頁273、275。
（18）滌浮道人，《金陵雜記》，《太平天國資料》第四冊，頁642。
（19）《海虞賊亂記》，《太平天國資料》第五冊，頁370。
（20）《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頁56。
（21）原件全文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編的《太平天國史料》，開朗書店1950年版，頁93—98。
（22）《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頁311、313。
（23）《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頁26。
（24）《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頁17。
（25）《復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光緒三十一年刻本，頁10、17。
（26）《李文忠公朋僚函槁》卷一，頁20。
（27）《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頁35。
（28） 曾國藩《復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0。
（29）《太平天國史事志》（上），第648頁。
（30）《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頁15。
（31）《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19頁，世界書局版。
（32）《八賢手札》第248—249頁。
（33）《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頁46，頁14。
（34） 李鴻章《復陳奉旨督軍河洛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