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馬年，好收田”。文革第二年的秋天，正是收割玉米、黃豆的季節。農曆八月二十四的早晨，社員們都在生產隊的麥場碾豆，挺着大肚子的母親腹內一陣兒劇疼，趕緊叫二叔通知祖母和父親，自己忍痛走回家。祖母找來了村裡的接生婆和赤腳醫生。我出生在自己家裡。祖母親自將我的臍帶剪斷，胎盤用瓷碗倒扣埋在院子裡一棵筆直的槐樹下，寓意健康成長。而哥哥是長孫，在家裡是頂門槓（頂梁柱），所以長孫的胎盤是倒扣在門房的門軸後面。這是晉南的風俗，男孩子的胎盤要保留起來。多年後，我們家翻新門房時，倒扣哥哥胎盤的瓷碗仍在，裡面已經沒有任何東西。

我就這樣，晚哥哥三年，來到了人間。那一年是羊年，預示着我的一生將不愁吃穿。

祖父的父母親早年因瘟疫（可能是傷寒病）去世，兄妹三人從小成了孤兒，祖父的妹妹當時才三歲，三人靠同姓本家輪流周濟生活。後來八歲時，過繼給靠販賣牲口和替人看風水，剛剛過上小康生活的一個本家作孫子，這個本家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已經出嫁的女兒。祖父三兄妹從此生活在不同的家庭。解放後，劃分成分，祖父跟着過繼的本家爺爺被劃歸富農。而他的哥哥則成是下中農。祖父的祖父，我們兄妹稱“老爺（讀ya）”。他一生辛苦積累的財富，沒來得及享用幾天，就為自己和後代帶來了許多的不幸和災難。連自己的房產都被霸占和充公，只能住在家裡的馬廄改成的院落里。

而祖母家在十幾里地外的下高市村，現在沿着村東的引黃大渠可以直接到達，而在當時還沒有開挖,只能沿着曲折的鄉間土路走。祖母家比較有錢，也富裕的早。祖父母的婚姻自然是媒妁之言，門當戶對，且女比男大，是婆家為了早日使喚媳婦。祖母小時候纏過腳，由於她個子長得高，腳也大，纏腳時經常痛的直叫，後來家裡實在是心痛，再加上社會也漸漸開明，因此半途而廢。但是腳板的骨頭已經畸形，與正常人的腳相比，還是小一些，腳面有些隆起，鞋子也是尖尖的。

祖母不識字，但頭腦相當聰明。在我們家的地位，就如《紅樓夢》裡的賈母。她年輕時身體不好，經常疲勞。沒想到，年紀大了後，反而越發精神，現在已經年近九旬。祖父祖母四十上下就有了第一個孫子，自此祖母就很少下地，專門在家照顧孫子和已經年近八十的祖父的祖父，併為一家十幾口人做飯。

長大後，陸陸續續聽母親講過外祖父家的故事：外祖父家住在村子西邊的前巷，距離我家有約五百米遠。外祖父家對面就是西下村小學。外祖父師範畢業。青年時期，參加過進步的“三青團”，後來退出。解放後加入共產黨，參與建立西下村小學並任第一任校長，寫得一手好書法。“四清”時被村里人揭發參加過“三青團”的歷史，開始遭受批鬥，折磨。參與批鬥的竟然有自己的親侄子，有一次批鬥，將他從高高的桌子上推下地，晚上被關押在又冷又潮濕的生產隊的庫房內，不准回家。外祖父書生出身，不堪受辱，膽子又小，在漆黑的庫房懸梁自盡。死後又被說成是畏罪自殺。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平反。據說縣政府給補發了幾十元補償金。

外祖母年紀比祖母大一輪，小腳是真正的三寸金蓮，膽子很小。祖父死後，從此膽子更小。守寡三十幾年，從不允許家裡人談論村里政治時事。外祖母雖沒有讀過書，但心靈手巧，剪紙技藝是西下村一絕。常常盤腿坐在家門口的石凳上作針線活和剪紙。文革過後，縣文化館曾只花了2塊錢買走她數十年精心剪裁的厚厚一打各種圖案的剪紙。有十二生肖，花鳥蟲魚，人物等。過後，頒發“民間藝人趙文霞”匾及證書予她。她離世前，為每個孫子、孫女、外孫子、外孫女剪了許多結婚用的窗花，我的那一份至今仍保留在家裡的書櫃中。

我的父親是家裡的老大，我有兩個叔叔和兩個姑姑，都比父親小許多。在我出世後的幾年時間裡，我的大妹妹和弟弟相繼出世。

父親是富農子弟，初中畢業後，給村里一有名的木匠仝師傅當學徒。半年後，師傅不願再教，他就開始自己揣摩。生產隊的農具壞了，都是他修理，漸漸地技術越來越精，名氣也越響。村里人家結婚的家具、板凳、椅子都找他做。當時生產隊要記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紅和分糧食，因此白天要上工，晚上才可幫人做家具。七里八村的人家也有來找他。

村里辦供銷合作社，當時有文化人不多，父親又被選去供銷社上班。許多人都羨慕他，因為不用再風吹日曬，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在田裡幹活。然而好景不長，因為出身不好，“四清”一開始，有貧下中農有意見：不能讓富農的子女享受社會主義成果。因此被趕了出來。沒有多久，大姑姑、二叔、三叔也因此相繼輟學，都沒有完成初中教育。開始在生產隊幹活，接受社會主義再教育。

“四清”前，外祖母覺得父親家人品好，沒有嫌棄父親富農成分，將完小畢業的母親許配父親。外祖父出事後，兩家的出身相當，又是另一種門當戶對。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註定是要被教育的一代。

我的母親自十八歲嫁過來，贏得了全家人的認可，被公認為西下村最好的媳婦。從未與公公婆婆紅過臉。祖母年輕時身體不好，經常不能操勞，當時三叔和小姑姑還小，比我和哥哥大不了幾歲，幾乎是在我母親的照料下成長。人家說：“老嫂比母”，叔叔、姑姑一直到今天，也非常尊敬母親。

西下村按劉和仝、張、曹四大宗姓劃分為第一、第三和第四生產隊，由黃河岸邊的移民組成第二生產隊。農民都稱為人民公社社員。外祖父家是第三隊，我們家是第四隊，分別坐落於西下村大道南面的西頭和東頭。

每個生產隊有自己的倉庫，存放糧食和生產用具，如犁耬鈀磨和馬車等。也有牲口房，餵養馬牛驢騾等牲口。倉庫門口的大樹上掛着一口喇叭形生鐵鐘，每天由生產隊長去敲鐘。天剛亮，鐘聲一響，社員們首先來鐘下報到，由隊長安排工作。約早上10點放工，各自回家吃早飯，聽鐘聲響後再下地，晌午兩點鐘吃午飯後，還要下地幹活到晚上，這樣的作息時間稱為“一天三晌”。每月按出勤天數記工分，16歲以下的小社員工分減半。村裡的小學生也是這樣配合大人的作息時間上課。

每到 農曆 五六月，是農忙時節。當地人常說“谷黃麥黃，繡女下床”，是說穀子、小麥成熟時節很短，如果不及時收割，若遇上下雨，成熟的小麥會在地里發霉，發芽，泡湯了。俗稱收麥子是龍口奪食。在晉南，小麥黃熟時，社員們頂着火辣辣的太陽，用鐮刀一把一把地割麥，打捆，一馬車一馬車地拉到麥場上，碾麥，揚場，用風吹去泥土，晾曬乾透後入倉，麥秸堆成整齊的麥垛後，還要交公糧才能鬆口氣。接着，還要趕時間種秋季的莊稼。每到農忙時節，為節省吃飯時間，生產隊集體會做飯，社員們放工後，從家裡拿鍋碗領飯回家吃。這叫吃大鍋飯。

成分不好的社員，經常被派遣作最髒最重的活，如從馬圈裡往地里挖肥，俗稱“出圈”，給棉花地噴農藥等，好象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地方可以申訴，不可以討價還價。

我們十幾口的人家，生活雖不富裕，日子也很艱苦，在外邊常被人奚落，受氣，但一回到家裡，四代同堂的生活總的來說是快樂的。

母親說，我八九個月的時候常常在院子裡爬，揀地上的東西往嘴裡塞，味道不對，就往外吐，衣服髒得很快，破得很快，一天得換好幾次衣服。但我從不生病。我十一個月大時就開始蹣跚走路，接着開始說話，母親說我長大後註定會一生勞碌，因為有福氣的人不會這早就辛苦地走路和說話。有一天，家裡十幾口人圍在一起吃晚飯，我拿一個鋁製的馬瓢（一種盛水的瓢）在桌上玩，忽然手一松，馬瓢掉在磚鋪的地板上，“砰”的一聲嚇了我一跳，我突然開口說話：“馬瓢跌梯哈，把我哇死了！”（馬瓢掉地下，把我嚇死了！）。我人生的第一句完整的話，從此成了全家人許多年的回憶和笑料。

祖父在生產隊趕馬車，每次放工回來，在家門外拿鞭子在空中一抽，“啪”一聲響，我就急急地從祖母懷中掙脫，往家門口走，到門口的祖父抱起我一起回家。

我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