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鴻章創立淮軍

李鴻章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安徽合肥人，世人又稱之為李合肥。父文安，曾任刑部郎中、記名御史，與曾國藩是同年。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後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咸豐三年，受命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因戰功升道員，“以將兵淮甸遭眾忌，無所就，乃棄去”（8）咸豐八年冬轉至江西，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咸豐十年，統帶淮揚水師。

咸豐八年八月，陳玉成、李秀成聯手擊破清軍的江北大營；十月，在三河圍殲湘軍主力李續賓部，湘軍“陣亡者達六千人，士氣大傷”（9）；咸豐十年閏三月，李秀成擊破江南大營，張國梁戰死，和春自殺。隨後，李秀成領兵經營江浙，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間，連下常州、無錫、蘇州，六月初逼近上海。當時清廷在這一地區無兵可用，上海官商惶恐，甚至動了“借師助剿”的荒唐念頭，最終組織了一支僱傭軍，即華爾的洋槍隊，和少數英法軍一起，防衛上海城。7月初，太平軍第一次攻上海受挫，退走。

咸豐十一年八月，湘軍破安慶，陳玉成敗死。曾國藩開始圖謀江浙，因為江浙是清廷徵收錢糧的重要地區。而上海又是“籌餉膏腴之地”，乃奏薦李“才可大用”，命回鄉募勇。十一年十二月，太平軍二攻上海，官紳乞援。同治元年（1862年4月8日），李率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張樹聲、吳長慶各部，及湘軍郭松林、程學啟等部，共6500人，“時沿江賊屯林立，乃賃西國汽舟八，穿賊道二千餘里，抵上海，特起一軍，是為淮軍”（10）。

李鴻章初到上海的時候，朝氣蓬勃，“外國人見其衣裝樸陋，輒笑之，鴻章曰 ：‘軍貴能戰，非徒飾觀美。迨吾一試，笑未晚也。’旋詔署江蘇巡撫。”（11）而且瞧不起對洋人“過趨卑諂”的蘇松太道吳煦與會防局官紳。

淮軍的營制，起初完全依照湘軍。湘軍初定營規：以五百人為一營，一營四哨，每哨八隊，每哨冷兵四隊，小槍兩隊抬槍兩隊，每營專配劈山炮兩隊。有理由推測，最初湘軍的武器，是傳統的刀矛類冷兵器，配以較西洋火器落後的小槍、抬槍（鳥銃類，或改進型）、劈山炮等。據前文所引，咸豐三年定都天京之後，太平軍開始大量購買洋槍彈藥；之後洋槍炮日多，火力日猛。到咸豐十一年和同治元年之間，太平軍已擁有大量洋槍炮。湘軍方面，曾國藩1853年在湖南湘鄉初辦團練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西洋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餘尊，“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12）此後，胡林翼、彭玉麟等湘將不時購求洋炮，其中多數用於水軍。陸軍方面，由於太平軍採用洋槍炮而火力優勝的壓力，曾國藩不得不源源購求新式火器，裝備各營，尤其是曾國荃部。據說出於“用夷變夏”的顧慮，也可能是從軍費開支方面考慮，曾國藩屢誡其弟國荃，限制使用西洋武器。總之，跟後起之秀淮軍相比，湘軍武器近代化的速度較慢，程度較低。

不管初募時使用洋槍的比例有多少，淮軍武器近代化的速度驚人。箇中原因，一是統帥的思維開放，同治元年初到上海，李鴻章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13）“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學習西人“秘法”。二在時勢，李鴻章對敵李秀成部，“洋槍最多”，“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三是上海饒富，軍費餉源充足。據李鴻章說，1865年，淮軍五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14），“每營則用洋槍四百餘，少亦三百餘杆”（15）。此時淮軍營制應有相應變化。淮軍還於1864年，另創洋炮隊四營。

四、李、曾、左簡單比較

跟乃師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學問不及，修身養性的功夫不及。曾國藩強調，讀書、做人須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治軍馭將，有儒家風範。曾國藩十分講究嚴肅持重，據李鴻章親述曾幕事，曾氏每天按時跟大家用餐，“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又最愛講笑語，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個個東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捋須，穆然端坐，若無其事”。內省功夫也罷，虛偽做作也罷，濡染左右多多少少是有的。李鴻章以氣態輕慢，為曾國藩所詬病。與在官場上長袖善舞相映成趣的是，據說李鴻章的脾性有暴躁而不求自羈的一面，對人動輒惡言，甚至大打出手，在曾幕時，因湘將彭玉麟譏評“忽涉皖籍人士”，李針鋒相對地回擊，以至兩人“互毆相扭撲地”，及至晚年，此性仍未稍改。（這一段關於李的脾性之評，或是一家之言，存疑。）

對中學西學的態度上，不管曾國藩如何擺衛道姿態，不管李鴻章如何開明，兩人的基本原則，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問不論中西，貴在深淺。中學所謂格物致知，跟西學的邏輯思維，實大有相通之處。修身和經世學問（非八股類）兩項，與軍國大事沒有直接聯繫，對性格對判斷，或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持身正李不如曾，在官場中時有貪污之譏，甚至跟洋人簽訂攸關國計的重大條約時，亦有受賄傳聞（詳情存疑，本篇擱置）。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持身與用人馭將之道，息息相關。

淮軍之初，制度全襲湘軍，李鴻章也盡力模仿乃師。但由於淮湘氣氛不同，淮軍跟湘軍營風難免有異。湘軍營官多為儒生，其時湖湘之間英傑輩出，所以曾營將帥間儒風瀰漫，有謂“上馬殺賊，下馬講學”；而徽省人才難望其項背，淮軍將領中儒生和草莽人士參半。曾國藩強調，為將首先必須具備“忠義血性”，馭將之道，強調“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李鴻章雖然也是“以儒生而起家軍旅”，較之乃師以儒家義理為本，更傾向於比較直接的功利原則。他說，“天下熙熙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語，立論太高”。曾國藩持身正而治軍嚴，“專主憂勤之說”，時人謂其“治軍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李鴻章治軍相對寬厚，只要部將“打仗奮勇”，即力加褒獎、回護。左宗棠評淮軍，有“冗雜殊甚，其驕佚習氣，實冠諸軍”之語。時人又說，“淮軍既富而驕，夙樂合肥相國寬大”，而曾部“儒將約束頗以為苦”。

李鴻章選將用人原則與曾國藩不同，雖然李曾向老師請教相人之道，似乎沒有什麼效果。滅天國時，以湘軍為主，平捻時淮軍是主力，但捻軍的戰力和威脅不及太平軍，內戰時期，淮軍並沒有顯出不妥。甲午之戰，派駐朝鮮的陸軍統帥葉志超，北洋海軍統帥丁汝昌，都出了大紕漏，這是後話。對李的“仁厚”誤事，其女婿張佩綸憤言，“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同信中又說：“合肥托大釀成此禍……而禍端萌自袁世凱，熾於盛宣懷，結於李經方。儀老稍有明機，為此三人蠱惑，更成糊塗。”信中還一一指斥這三人，“小李賣父誤國”，盛則“終為財色冥殛”，而袁“大言不慚，全無實際；而究其所為，驕奢淫佚，陰賊險狠，無一不備……既已誤合肥矣，更恐誤國。”（16）

太平軍起，咸豐帝在全國任命了數十個團練大臣，只有曾國藩推陳出新，練成可戰之軍，最終剪滅天國，成為咸同中興第一名臣。以成事論，曾左李中，以曾為第一。曾國藩開創湘軍，底定滅天國平捻的大計，而李鴻章在鄉按陳規辦團練，卻博得“翰林變作綠林”之譏，左宗棠雖然以“今亮”自許，也沿襲曾的制度，所以曾是開創局面的大才，非左李能及。

曾李都是帥才。帥才不可無決斷，無首尾，曾左建功立業，都有困頓不堪的時候，全靠艱苦奮鬥打發，不輕為人言物議所動，挫愈重而起愈奮。左宗棠只能居人上，不能居人下，他作幕僚是“劣幕”，為了面子，敢踢高品級官員的屁股，直弄到天怒人怨。自己作統帥方天下太平，可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古話，確有道理。

為帥的要務之一，是選將用人，一戰之敗，責在將，因一戰而崩潰全局，就是統帥的責任了。所以說李鴻章不是帥才。李鴻章可以獨當一面，又有經營行政的長才，搞洋務可以轟轟烈烈，全局總攬軍事外交，就顯得聰明有餘、才識不足。如果貪戀權位，挾洋自重的說法成立，一頂“國賊”的帽子，是跑不掉的。

（1）《與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
（2）《初定營規二十二條》，《曾文正公雜著》卷二，頁2。
（3）流沙河，《可怕的曾國藩》。
（4） 《與江岷樵》，《曾文正公書札》卷一，頁18。
（5）流沙河，《可怕的曾國藩》。
（6）唐浩明，《野焚》，1章2節。
（7）（8）《清史稿·李鴻章傳》。
（9）《致郭雨三》，《曾文正公書禮》卷五，頁2。
（10）（11）《清史稿·李鴻章傳》。
（12）《請催廣東續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5頁，世界書局版。
（13）《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頁46。
（14）《復陳奉旨督軍河洛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頁56。
（15）《密陳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8，頁35。
（16）張佩綸，《致李蘭孫師相》，《澗於集》書牘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