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瀾是父親的摯友,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過,江蘇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現代是浙江強,當代是江蘇強。現代是祖父那一輩,當代是父親這一輩。現代作家中,浙江有魯迅,有茅盾,有郁達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頂級人物,自然無法比擬。到當代作家這一撥,按照林斤瀾的看法,江蘇有高曉聲,有方之,有陸文夫,還有汪曾祺,情況完全不一樣。

對新時期最初幾年的文學,我始終有種隔膜。作為一名中文系大學生,你沒有辦法不感覺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時間,江蘇以及全國的文學精英都在眼前轉悠,這些人是父親的好朋友,在我沒有成為作家之前,父輩的名作家見了不計其數。

我常常聽父輩煮酒論英雄,在微醺狀態下指點文壇,許多話私下說着玩玩,上不了台盤。我記得方之生前就喜歡挑全國獎小說得主的刺,口無遮攔,還罵娘。最極端並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曉聲神秘兮兮告訴我,說汪曾祺曾向他表示,當代作家中最厲害的就數他們兩個。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余子誰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話不是這樣,以汪曾祺的學養,會用更含蓄的話,而且汪骨子裡是個狂生,天下第一的名份,未必肯讓別人分享。 提起八十年代初期文學,不提高曉聲和汪曾祺這兩位不行,他們代表着兩種重要的文學現象。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們全家三口,高曉聲與前妻帶着兒子,林斤瀾夫婦,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鎮,正好一桌。老友相會,其樂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寫善畫,文房四寶早準備好了,汪的年齡最高,興致也最高,一邊吃一邊喝彩,說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畫螃蟹,眾人的喝彩聲中,越畫越忘形。然後大家簽名,推來推去挨個簽,最後一個是高曉聲兒子,那時候,他還在上中學,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有些怯場,高低聲對兒子說,寫好寫壞不要緊,字寫大一些,用手勢比劃應該多大,並告訴他具體簽什麼位置上。高曉聲兒子還是緊張,而且毛筆也太難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縮了水,簽的名比誰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號的斗筆,沾滿墨,在已經完成的畫上掃了一筆。

大家都很吃驚,好端端一幅畫活生生糟蹋了,記得我母親當時很生氣,說老高你怎麼可以這樣無禮。汪曾祺也有些掃興,臉上毫無表情。事後,林斤瀾夫婦百思不解,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說可能是高曉聲對兒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兒子的示弱。按說在場的人,朋友一輩的年齡都比高曉聲大,只有我和他兒子兩個小輩,高曉聲實在沒必要這麼心高氣傲,再說簽名也可以裁去,何至於如此大煞風景。第一次見到高曉聲,是考上大學那年,他突然出現在我家。高曉聲和父親是老朋友,與方之陸文夫都是難兄難弟,五七年因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沒見過面。鄉音未改,鬢毛已衰,土得讓人沒法形容,農民什麼樣子,他就是什麼樣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農民形象。那時候右派還沒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幫,剛開完三中全會,右派們一個個蠢蠢欲動,開始翹起狐狸尾巴。這是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高曉聲形跡可疑轉悠一圈,人便沒有蹤影,很快又出現,已拿着兩篇手稿,是《李順大造屋》和《漏斗戶主》。

高曉聲開始給人的印象並不心高氣傲,他很虛心,虛心請老朋友指教,也請小輩提意見。我們當時正在忙一本民間刊物《人間》,對他的小說沒太大興趣。最叫好的是父親,讀了十分激動,津津樂道,說自己去《雨花》當副主編,手頭有《李順大造屋》和方之的《南豐二苗》,就跟揣了兩顆手榴彈上戰場一樣。《李順大造屋》打響了,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這是後話,我記得陸文夫看手稿,說小說很好,不過有些�｀隆Ｔ捠窃诔燥堊郎险f的,大家手裡還端着酒杯,高曉聲追着問什麼地方�｀铝�,陸文夫也不客氣,讓我拿筆拿稿子來,就在手稿中間刪了一段,高當時臉上有些掛不住。我印象中,文章發表時,那一段確實是刪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學熱,和現在不一樣,不談發行量,不談錢。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說,大家都在談論,滿世界都是“傷痕”,都是“問題”,作家一個個像訴苦申冤的棄婦。主題大同小異,不是公子落難,就是才子見棄,幸好有“幫夫”的紅顏知己出來相助,以身相許,然後選個悲劇結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跡隨處可見,文學成了發泄個人情感的公器,而且還是終南捷徑,一篇小說只要得全國獎,戶口問題工作問題包括愛情問題,立碼都能解決。當時有個特殊現象,無名作家作品一旦被《小說月報》轉載,就會轟動。我認識一位老翻譯家,五十歲出頭,譯過許多世界名著,國外邀請他講學,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偏偏對當代創作一點不了解,那年頭出國不容易,可憐他搞了一輩子外國文學,還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便隨手揣一摞《小說月報》匆匆上飛機。這些《小說月報》還是我堂哥三午送的,並不全,逮着一本算一本。

高曉聲顯然也是占了文學熱的光,他回憶成功經驗,認為自己抓住了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對於農民來說,重要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飽,所以他最初的兩篇小說,《李順大造屋》是蓋房子,《漏斗戶主》是講一個人永遠也吃不飽。一段時間內,高曉聲很樂意成為農民的代言人,記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說我們家那台二十�钡娜樟⒉孰�,相當於農民蓋三間房子。父親並不知道農村蓋房子究竟要多少錢,不過當時一台彩電的價格,差不多一個普通工人十年工資,因此也有些惶恐,懷疑自己過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曉聲經常來蹭飯,高談闊論,我們家保姆總在背後抱怨,嫌他不乾淨,嫌他把煙灰彈得到處都是。一來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着飯夾去館子炒菜,去小店買煙買酒。高曉聲很快紅了,紅得發紫,紅得保姆也不相信,一個如此灰頭土臉的人,怎麼突然成了人物。

高曉聲提起農民的生存狀態就有些生氣,覺得國家對不起農民。他自己做報告的時候,農民的苦難是重要話題。也許是從近處觀察的緣故,我在一開始就注意到,高曉聲反覆提到農民的時候,並不願意別人把他當作農民。他可能會自稱農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並不真心喜歡別人稱他為農民作家。農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賓館,晚上突然冒出來一個青年,愣頭愣頭地非要和高曉聲談文學。高曉聲剛喝過酒,滿臉通紅,頭腦卻還清醒,說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遠從外地來的,有什麼話以後再說行不行。那青年頓時生氣了,說你看不起我們農民,你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農民,你現在根本不是農民了。高曉聲像哄小孩一樣哄他,甚至上前摟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青人很憤怒,甩手而去。高曉聲為此感到很失落,他對在一旁感到吃驚的我嘆了口惡氣,說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我知道對有些人,高曉聲一直保持着克制態度,他不想傷害他們,但是心裡明白,在廣大的農村,很有這樣一些人,把文學當作改變境遇的跳板,他們以高的成功為樣板,為追求目標,談到文學,不是熱愛,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曉聲內心深處,根本就不喜歡這些人。

這樣的人,當然不僅農村才有,也不僅過去才有。仔細琢磨高曉聲的小說,不難發現,他作品中為農民說的話,遠不如說農民的壞話更多。農民的代言人開始拆自己的台,從陳奐生開始,農民成了譏笑對象。當然,這農民是打了引號的,因為農民其實就是人民,就是我們自己。中國知識階級總處於尷尬之中,在對農民的態度上,嘴上說與實際做,明顯兩種不同的思維定式。換句話說,我們始終態度曖昧,一方面,農民被充分理想化了,對缺點視而不見,農民的淳樸被當作謳歌對象；另一方面,又把農民魔鬼化了,誰也不願意去當農民。結果人生所做一切努力,好像都是為了實現不再做農民這個理想,甚至為農民說話,也難免項莊起舞,意在沛公。父親一直遺憾沒有以最快速度,將汪曾祺的《異秉》發表在《雨花》上。記得當時不斷聽到父親和高曉聲議論,說這篇小說寫得如何好。未能即時發表的原因很複雜,結果汪另一篇小說《受戒》在《北京文學》上搶了先手。從寫作時間看,《異秉》在前,《受戒》在後。以發表而論,《受戒》在前,《異秉》在後。

汪曾祺後來的大受歡迎,和傷痕文學問題小說倒胃口有關。當時,除了汪的《異秉》,還有北島的《旋律》,這小說是我交給父親的,他看了覺得不錯,也想發表在《雨花》雜誌上。根據行情,這些小說並不適合作為重點推出。大家更習慣所謂思想性,編刊物的人已感到需要新鮮的東西來衝擊一下,但是這仍然需要時間。對八十年代初期文學有興趣的人,不妨去翻翻當時的刊物目錄。那時候,汪曾祺的小說,包括林斤瀾的小說,顯然不適合作頭條文章。這兩個人後來都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只要看獲獎名單的排名,就知道不過是個陪襯。我記得有人說過,汪曾祺和林斤瀾只是副榜,有名氣的作家早拿過好幾次了,既然大家私下裡叫好,就讓他們也輪到一次。

和高曉聲迅速走紅不同,汪曾祺小說有個明顯的慢熱過程。高曉聲連續兩屆全國獎,而且排名很靠前,一舉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卻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裡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叫好,然後穩紮穩打,逐漸大紅大紫。客觀地說,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曉聲名氣大,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汪曾祺聲望高。這兩個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難免棋逢對手,英雄相惜。高曉聲一度對汪的評價極高,但是我印象中,絕對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他甚至對我說,汪的小說代表了國際水平。正是因為他強烈推薦,《異秉》還是在手稿期間,我就看了好幾遍。高曉聲一直得意《陳奐生轉業》中的一個細節,小說中縣委書記問寒問暖,把自己的帽子送給了陳奐生,說帽子太大,他戴着把眼睛都遮住了。這頂帽子顯然有烏紗帽的意思,縣太爺戴着嫌大,放在農民的頭上卻正好。熟悉高的都知道,他有“陰世的秀才”之美稱,是個促狹鬼。“陳奐生”是高曉聲筆下的一個重要人物,出現在多篇小說中,要比李順大更有血有肉,而“帽子”恰恰是塑造這個人物的重要道具。在一開始,陳奐生有頂帽子叫“漏斗戶主”,這是他的綽號,然後日子好起來,手裡有了些閒錢,便想到進城買頂“帽子”,因此演繹了“進城”故事,再獲全國小說獎的榮譽,然後不安分地“轉業”,竟然要做生意了,莽莽撞撞走縣委書記的門路,居然堂而皇之地戴上了縣太爺的“帽子”。高曉聲經常在這種小聰明上下功夫,也就是說經常嵌些小骨頭。我覺得汪曾祺對高曉聲的讚許,也在這一點上,他說高有時候喜歡用方言,自說自話,不管別人懂不懂,不管別人能不能看下去。汪的意思是他反正明白,知道高小說中藏有骨頭,那骨頭就是所謂促狹。

曾經有兩次,和汪曾祺談得好好的,突然就中止了。我一直引以為憾,後悔自己沒有找機會,把沒說完的話進一步談透。一次是九十年代,父親已經過世,他來南京開會,在夫子廟狀元樓的電梯裡,很認真地對我說：“你父親的散文集,我都看了,很乾淨,沒有一個多餘的字……”因為是會議開幕前夕,他剛說完,電梯已到達,門外有人在招呼我們。汪曾祺意猶未盡,被一個小姐帶走了。我很遺憾話剛開始就中斷,匆匆開始,又匆匆結束。我知道後面還有話要說,他的表情很嚴肅,並不像一般的敷衍。作為長輩,他很可能要借父親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說些什麼。也許他覺得父親不應該寫那麼少,也許他覺得我寫得太多了,總之,提到父親的時候,他眼睛裡充滿了一種悲哀。

還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揚州街頭,當時父親也在場,還有上海的黃裳先生,我們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鋪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別人都坐了下來,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熱氣騰騰的蒸籠屜子前等候。我突然談起了自己對他小說的看法,說別人都說他的小說像沈從文,可是我讀着,更能讀出廢名小說的味道。他聽了我的話,頗有些吃驚,含糊其辭地哼了一聲,然後就沉默了,臉上明顯有些不高興。我當時年輕氣盛,剛走出大學校門,雖然意識到他不高興了,仍然具體地比較着廢名和沈從文的異同,說沈從文的句式像《水經注》,而廢名卻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後捉賊追贓,進一步地說出汪曾祺如何像廢名。蒸籠屜子裡的三丁包子遲遲不出來,我口無遮攔地繼續說着,說着說着,汪曾祺終於開口了：“你說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顯然已想好該怎麼對我說,偏偏這時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剛要長篇大論,我們交牌子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話題就此再也沒有繼續。

我自己也成為作家以後,才知道汪曾祺當時為什麼不高興。一個作家未必願意別人說他像誰,像並不是個好的讚美辭,作家永遠獨一無二的好。汪曾祺喜歡說他與沈從文的關係,西南聯大時期,汪是沈從文的學生,在寫作上曾接受過指導。八十年代也是沈從文熱興起的時候,沈門嫡傳是一塊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氣很高,顯然不屑於以此作為自己的包裝材料。憑心而論,汪小說中努力想擺脫的,恰恰是老師沈從文的某種影響。在語言上,汪曾祺顯得更精緻,更峭拔,更險峻,更喜歡使才,這種趨向毫無疑問地接近了廢名。“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魯迅先生談起廢名時,曾說他有一種“着意低徊,顧影自憐”的情結,汪曾祺也提到過廢名的這種自戀,而且是以一種批評態度。廢名的名聲遠不及沈從文,汪談到一些文學現象,為了讓讀者更容易明白,在習慣上,提到更多的還是沈從文,因為熟悉程度上來看,畢竟自己老師更近一點。事實上,說他像沈從文聽了都不一定高興,說他像不如沈從文的廢名,當然更不高興。高曉聲成名後,鬧過很多笑話,譬如用小車去買煤球,結果撞了一個老太太。他賠了幾十元錢,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八十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車坐,如此奢侈,報應也在情理之中。那時候,北島在《新觀察》做編輯,有一次來南京找高曉聲組稿,用開玩笑的口氣問我,聽說高寫了一篇海明威似的小說,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告訴北島,高不止寫了一篇這樣的小說,而是斷斷續續寫一批,這就是《魚釣》,《山中》,《錢包》,以及後來的《飛磨》,所謂“海明威似的”說法並不準確,應該說是帶一些現代派意味。

高曉聲一度很喜歡與我聊天,覺得我最能懂他的話,最能明白他的思想,而且願意聽他嘮叨。八四年年初,江南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我們去了江陰,躲在一家賓館裡,足足地聊了兩天兩夜。電網遭到破壞,結果我們用掉了許多紅蠟燭。秉燭夜談的情景讓人難忘,那時候,已經五十好幾的高正陷入一場意外的愛情之中,談到忘形之際,竟然很矯情地對我說,現在他最喜歡兩個研究生,一個是我,另一個當然是與愛情有關了。那是我印象中,高曉聲心態最年輕的時候。

忘不了的一個話題,是高曉聲一直認為自己即使不寫小說,仍然會非常出色。毫無疑問,高曉聲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如果認真研究他的小說,不難發現埋藏在小說中的智慧。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從五七年打右派,到二十年復出文壇,他從來沒有放棄努力。在“探求者”諸人中,高曉聲的學歷最高,字也寫得最好。他曾在上海的某個大學學過經濟,對生物情有獨鍾,雖然歷經艱辛,自信心從來沒有打過折扣。落難期間,他研製過“九二○”,並且大獲成功,這玩意究竟是農藥,還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曉聲培育過黑木耳和白木耳,據說有很多獨到之處,經他指導的幾個人後來都發了大財。

我不知道高曉聲有沒有對別人表達過這種觀點,那就是文學雖然給他帶來了巨大榮譽,可是他一直相信,自己如果不寫小說可能會更好。在八十年代,隨着改革大潮的深入,他似乎看到了更多的發財機會,然而,他的年紀和已經獲得的文學功名,已經不允許再去冒險。很多人的印象中,高曉聲只是一個寫農民的鄉土作家,是個土老帽,可是大家並不知道,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蘇南人的精明,正是利用這種精明,他輕易敲開了文壇緊閉的大門。關於高曉聲的成功秘訣,總能聽到兩個簡單化的推論,這就是被打成了右派,是苦難成全了他,另外,他熟悉農民,因為熟悉,所以就能寫好。

很顯然,高曉聲不會真心贊同這種簡單觀點。某種特定的場合,他或許會這麼說,然而只是權宜之計,是蒙那些玩文學評論的書呆子,他知道這絕不是事情的真相。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的大有人在,為什麼偏偏高曉聲出人頭地。寫作作為一種專業,自然應該有它的獨特性。首先,是寫作這種最具體的勞動行為,讓作家成為了作家。作家如果不寫,就什麼都不是,千萬不要避重就輕,顛倒黑白。在被打成右派以前,高曉聲就已經是個作家了,因此真實的答案,是五七年反右剝奪了一個作家的寫作權力,不只是剝奪了高曉聲,而且凋零了後來那一大批“重放的鮮花”。事實上,新時期文學的初級階段,真正活躍在文壇上的,還是那些文革後期的筆桿子,這些人中既有初出茅廬的新手,也有重現江湖的舊人。時過境遷,那些充滿時代痕跡的文字,都是很好的文學史料,譬如方之,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孜孜不倦地寫過一部關於赤腳醫生的小說《神草》。

把寫作形容為一種手藝似乎有些不大恭敬,然而又不得不讓人感到尷尬,它確實是真相的一部分。通常認為粉碎四人幫前後的小說涇渭分明,是完全不同質的文學現象,卻很少去注意它們的一脈相承。其實文革腔調並不是一刀就能斬斷,在前期那些傷痕文學問題小說中,文革遺韻歷歷可數隨處能見。高曉聲的精明之處,在於他一眼就看透了把戲。換句話說,在一開始,文學並不是什麼文學,或者不僅僅是文學。文學轟動往往是因為附加了別的東西,高曉聲反覆強調自己最關心農民的生存狀態,關心農民的房子,關心農民能否吃飽,這種關心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就是文學作為一種工具,可以用來做一些事情。“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文革中作家們很重要的一個罪名,文革已經結束了,人們仍然相信通過小說,能改變民間的疾苦。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高曉聲身上貼着農民作家的標籤,儼然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他早就在思索究竟什麼是文學這個問題。連續兩次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在當時是非常驕人的成就,面對攝像鏡頭的採訪,在回答為什麼要寫作的提問時,高曉聲嘿嘿笑了兩聲,帶着很嚴重的常州腔說：“寫小說是很好玩的事。”那時候電視採訪還很新鮮,我母親看了電視,既吃驚,又有些生氣,說高曉聲怎麼可以這麼說話。十年以後,王朔提到了“玩文學”這樣的字眼,正義人士群起圍剿,很多人像我母親一樣吃驚和生氣。高曉聲可不是個油腔滑調的人,他知道如何面對大眾,絕不會用一句並非發自心腑的話來譁眾取寵。

恰好我手頭還保持着一九八○年的日記,在十二月六日這天,記錄我和高曉聲的談話：

“我後悔一件事,《錢包》《山中》《魚釣》這三篇沒有一篇能得獎。”

“是呵,《陳奐生》影響太大了,”我說,“我看見學校的同學在寫評選單的時候,都寫它。”

“唉,可惜,”他嘆氣。

“陳影響比較大。”

“是的,陳是雅俗共賞的,大家都接受。”

“但願上面（評獎組）會換一下。”

“不會的。”

如果不是記錄在案,真不敢相信當時會有這樣的文字,而且是小說體。有一點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就是高曉聲對自己的這些現代派小說自恃甚高,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他的話：

“《山中》是我最花氣力的一篇小說,一個字,一段,都不是隨便寫出來的”

我告訴他,《山中》以及同類題材三篇反映不好,有人看不懂。

他只是抽煙,臨了,擰滅：“一句話,我搞藝術,不是搞群眾運動。”

……

“我的作品,要是有個權威出來說話,就好了。”

我說：“光權威還不足,有更厲害的。”

“誰？”

“洋鬼子。”

他笑了。

“真的,你不要笑。現在最怕的就是洋鬼子,假如有個外國人站出來,說高曉聲的作品如何,再和一個什麼時髦的流派不謀而合。於是,你就要轟動了。”

他信服地點點頭。

“像把《錢包》翻譯出去,就是件好事。”

“對的,外國人他們是識貨的。”

“當然,不能光譯文,最好是那些精通漢文的文學家,他們對中國社會了解,感受深,感覺也準確。”

“就是呀,要不然,我的語言他們理解不了。”

那段時候,和高曉聲之間有很多這樣的對話,我只是覺得好玩,隨手記了下來。當然有些屬於隱私,不便公布。我不過想說明一點,當高曉聲被評論界封為農民代言人的時候,身為農民作家的他想得更多的其實是藝術問題。小說藝術有它的自身特點,有它的發展規律,高曉聲的絕頂聰明,在於完全明白群眾運動會給作家帶來好處,而且理所當然享受了這種好處。但是,小說藝術不等於群眾運動。在當時,高曉聲是不多的幾位真正強調藝術的作家之一,他的種種探索,一開始處於被忽視的地位,即使在今天提起的人也不多。我們談起大陸的現代派運動,往往願意偷懶,一步到位,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說起,張口就是新潮小說或者先鋒小說。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有思想的作家就蠢蠢欲動,值得指出的,大陸的現代派最初更熱衷的是形式,這集中在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身上,中年作家通常不屑這些時髦玩意,王蒙小說中有些意識流已難能可貴,像高曉聲那樣在小說中描寫人的普遍處境,極力在內容上下功夫,用北島的話來說,寫出了“海明威式”的小說,簡直就是鳳毛麟角。汪曾祺的叫好,充分反映了文壇的一種期待。高曉聲動用了“國際水平”這樣的大詞,說明他在汪的小說中,看到了自己久已等待的東西。如果說,高曉聲還在試圖尋找藝術,還在琢磨如何做好藝術這道大菜,汪曾祺橫空出世,很隨意地將美味佳餚端到了讀者面前。

汪曾祺的小說,很像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悄悄地來了,悄悄地有些反響。它不像意識流小說那麼時髦,那麼張揚,那麼自以為是。新時期初期小說中的現代派,更多的是外在,表面上做文章,不加標點符號,冒冒失失來上一大段,然後便宣稱已把意識像水的那種感覺已寫出來了。意識流更像是一場矯情做作的形式革命,根本到達不了文學的心靈深處,在一開始就老掉牙,它的特殊意義,不過是往保守的傳統敘述方式中,扔了幾顆手榴彈。

如果汪曾祺的小說一下子就火爆起來,結局完全會另外一種模樣。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輕人,不會輕易將一個年齡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為同志。好在一段時間裡,汪曾祺並不屬於主流文學,他顯然是個另類,是個蕩漾着青春氣息的老頑童,雖然和年輕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樣,然而在不屑主流這一點上找到共鳴。文壇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異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會見風使舵,隨機應變,經常吸收一些新鮮血液,通過招安和改編重塑自己形象。毫無疑問,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輕人的喜愛,而且這種喜愛可以用熱愛來形容。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他的聲名與日俱增,地位越來越高,遠遠超過了高曉聲。

一九八六年暮春,我的研究生論文已經做完,百無聊賴。一個偶然契機,為一家出版社去北京組稿,出版社的領導相信,我的特殊身份會比別人更容易得到名家稿件。這頗有些像今天的學生打工,當時並沒有任何報酬,只是報銷了差旅費。我第一次到北京不住在自己家,因為還有一個研究生同學與我同行,而且幾乎整天騎自行車在外面跑。通過分配在北京的大學本科同學,我們下榻在外交部招待所,所以要提一句,因為它前身是著名的六國飯店,雖然破爛不堪,一個房間住六個人,當年的豪華氣派隱約還在。短短的幾天裡,收穫頗豐,我們走馬觀花,接連拜見了許多名家,其中就包括汪曾祺。

從六國飯店去拜見汪曾祺,僅僅從字面上看,仿佛在說一個民國年間的古老故事。事實上,當時的商業大潮已如火如荼,北京已開始像個大工地。我們騎着兩輛又破又舊的自行車,風塵僕僕到了蒲黃榆路,見了汪曾祺以後,稱呼什麼已記不清,對於父輩的人,我一向伯伯叔叔亂叫。事先林斤瀾已打過招呼,汪曾祺知道我們要去,因此沒有任何意外,只是問我們從哪裡來,怎麼來的,問父親的情況,問祖父的情況。我們冒冒失失地組稿,胡亂約稿,長篇短篇散文,什麼都要。汪笑着說他寫不了長篇,然後就閒扯起來。

那一年我已經快三十歲,做過四年工人,讀了七年大學,當過一年大學教師,社會經驗嚴重不足。我只是一個業餘的編輯,初出茅廬,對文壇充滿好奇心。汪曾祺住在一套很普通的房子裡,不大,簡陋,記憶最深的是衛生間,沒有熱水器,只有一個土製的吸熱式淋浴器,這玩意現在根本見不到。很難想象自己心目中的一個優秀作家,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房子仍然還有幾成新,說明在這之前的居住環境可能更糟糕。我記得林斤瀾幾次說過,汪曾祺為人很有名士氣,名士氣的另一種說法,就是不隨和。我伯父也談過對汪的印象,說他這人有些讓人捉摸不透,某些應該敷衍應酬的場合,堅決不敷衍應酬,關鍵的時候會一聲不吭。說老實話,我的這位伯父也不是個隨和的人,他眼裡的汪曾祺竟然這樣,很能說明問題。在父輩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有仙氣的一個人。他的才華出眾,很少能有與之匹敵的對手。父親在同齡人中也算出類拔萃,但是因為比汪小六歲,文化積累就完全不一樣。雖然都被打成右派,雖然都長期在劇團里從事編劇工作,汪的水平要高出許多。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汪在抗戰前,基本完成了中學教育,而父親剛剛讀完小學。童子功不一樣,結果也就不一樣。和汪曾祺接觸過的人,都應該有這樣的體會,那就是他確實有本錢做名士。名士通常學不來的,沒有才氣而冒充名士,充其量也就是領導幹部混個博士學位,或者假洋鬼子出國留一趟學。汪曾祺和高曉聲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大器晚成。苦心修煉而得道,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高曉聲出山的時候,已經五十歲,汪曾祺更晚,差不多快六十歲。

在我的印象中,並沒有見到多少汪曾祺的不隨和。只有一次,參觀一個水利樞紐展覽,一位領導同志親自主講,天花亂墜地做起報告來,從頭到尾,汪曾祺都沒有正眼瞧那人一眼。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後遇到類似的場合,忍不住便想模仿。我們已經習慣忍受毫無內容的報告,習慣了空洞,習慣了大話,習慣了不是人話。僅僅一次親眼目睹已經足夠了,窺一斑而知全豹,這正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所期待的,而在此前,文人的名士氣通常只能在書本上見到,我成長的那個年代裡,文人總是夾着尾巴做人,清高被看成一個很不好的詞,其實文人不清高,還做什麼文人。

還有一次是在林斤瀾家,父親去北京,要看望老朋友,一定會有他。那次是林斤瀾做東,讓我們父子過去喝酒,附帶也把汪曾祺喊去了。林和汪的交情非同一般,只有他才能對汪隨喊隨到。開了一瓶好酒,準備了各色下酒菜,在客廳的大茶几上擺開陣勢,我年齡最輕,卻最不能喝,汪因此笑我有辱家風。這時候已是八九年的秋天,汪曾祺自己的酒量也不怎麼行了,父親也不能喝,真正豪飲的只有林斤瀾。對於父親來說,我吃不準是不是最後一次與林汪在一起,好像就是,因為自從前一年祖父過世,這是父親最後一次去北京。這樣的聚會實在太值得紀念,記得那天說了許多不久前發生的事情,汪和林都有些激動,有些感嘆,也有些憤怒。後來話題才轉開,印象中的汪曾祺,不僅有名士氣,而且是非分明,感情飽滿。

記憶中,更多的是汪曾祺的隨和。那一年在揚州,我作為具體辦事人,竟然安排他住了一間沒有衛生間的房間。這種疏忽如今說起來,真是不應該原諒,應該狠狠地打屁股。讓已經高齡的汪半夜三更起來上公共廁所,只有我這種剛出大學門的書呆子才能做出來,事實上,我根本就沒想到上廁所的問題。當時完全是為了搞情調,好端端的酒店不去住,卻住到了小盤谷公園,這裡風景如畫,於是便忽視了它的設施太落後。這是我一直感到後悔的一件事,雖然汪從來沒有表示過怨言,而且誇獎我比他年輕時辦事能力強,但是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不像話。說起來真慚愧,當時我身上帶着一筆公款,因為稀里糊塗,這筆公款竟然幾次差點丟掉,一次丟在包租的麵包車上,還有一次更懸乎,人都上了去鎮江的渡輪,突然想到擱錢的黑皮包還丟在參觀的地方。

我的糊塗一定也給汪留下了印象,到後來,每次出發轉移,他都笑着問我,錢是否帶着或保管好了。我父親已是有名的糊塗人,他的公子事實證明更糟糕。那時候,還沒有一百元的鈔票,也不過是幾千塊錢,害得我成天丟魂落魄。前後大約有半個月,江南江北訪古尋幽,就我一個莽撞的年輕人,冒冒失失地領着幾位老先生東奔西跑,這種荒唐今天想起來根本就不可能。除了應該到了名勝之外,我們還去了一些很容易被忽視的地點,在揚州,去隋煬帝陵,在常州,去黃仲則的兩當軒,參觀一間東倒西歪舊房子,去趙翼故居,拜謁一個破敗的楠木大廳,還去了正在籌備的惲南田故居,汪在那寫詩作畫,潑墨揮毫技驚四座。高曉聲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輩,是我文學上的引路人。八十年代的大多數時間,我在大學裡苦讀,不斷地寫些東西,對自己的未來,一直沒什麼明確目的。是高曉聲和汪曾祺這樣的作家,活生生地影響了我,讓我躍躍欲試,但是也正是他們,讓我對是否應該去當作家產生懷疑。按照我的看法,高和汪能成為優秀作家,都是因為具備了特殊素質,他們都是有異秉的人,高曉聲絕頂聰明,汪曾祺才華橫溢,而我恰恰在這兩方面都嚴重不足。

我忘不了高曉聲告訴的一些小經驗,他告誡我寫文章,千萬不能走氣,說廢話沒有關係,但是不要一路點題,寫文章是用氣筒打氣,要不停地加壓,走題仿佛輪胎上戳了些小孔,這樣的文章看上去永遠癟塌塌的,沒有一點精神,而文章與人一樣,靠的就是精神。高曉聲還教會我如何面對寂寞,很長時間,我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寫的小說一篇也發表不了,他卻認為這是好事,說你只要能夠堅持,一旦成功,抽屜里的積稿便會一搶而空。對於小說應該怎麼寫,高曉聲對我的指導,甚至比父親的教誨還多。同樣,雖然沒有接受過汪曾祺的具體輔導,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種特殊才華,那種驚世駭俗的奇異之氣,一度成為我刻意的學習樣板。我對汪曾祺的文體走火入魔,曾經仔細揣摩,反覆鑽研,作為他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認為《異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說。

毫無疑問,這是兩位應該入史的重量級人物。評價他們的文學地位,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是非自有公論。我不過坐井觀天,胡亂說說高曉聲的聰明和汪曾祺的才華。進入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敬重的這兩位作家,都不約而同越寫越少。很顯然,寫作這工作,在高汪看來,都不是什麼難事。高曉聲不止一次告訴我,事實上,他一年只要寫兩三個月就足夠了。對於高曉聲來說,寫什麼和怎麼寫,他都能比別人先一步想到。他畢竟太聰明了,料事如神,似乎早就預料到文學熱會來,也會很快地就去,在熱烈的時候,他是弄潮兒,在冷下去的時候,他便成了旁觀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曉聲每年寫一本書,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幾年也完成不了一部作品。

年齡顯然是個很好藉口,然而肯定不是唯一的託辭。這兩個人出山的時候,年齡都已經不小了。有時候,我會自作為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做假設,會不會物極必反,這兩個人的聰明和才華,最後不幸都成了反動的東西。譬如高曉聲,他敏銳地意識到,既然是搞文學,就要把它當作藝術來搞,就要有探索,有試驗,然而這種探索和試驗,由於脫離群眾,註定是不會叫好的,對於一個成名的作家來說,不叫好將是一件很難忍受的事情。高的聰明是不是表現在他清醒地意識到,既然不叫好,還寫它幹什麼。因為聰明,所以看透了文學的把戲。在高的晚年,已經看不到什麼寫作激情,而在汪曾祺後來的文章中,同樣也看不到激情,汪剛出山時的那種噴薄之勢,那種拔劍四顧無對手的氣概,說沒有就沒有了。

有時候,過分的尊敬是否也會成為一種傷害。我們給知識分子似乎只有兩種選擇,不是捧上天堂,就是打入地獄。進入八十年代,作家地位有個短暫而急劇的上升過程,因為上升太快,後來的作家便會有些不服氣的委屈。從一個小細節上,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譬如父親最初稱呼汪曾祺,一直叫他老汪,然而到後來,不知不覺地便改口了,改成了“汪老”。我記得邵燕祥在文章中,好像也提到過,他也是不明白自己怎麼就改了稱呼。毫無疑問,這裡面很大的原因是出於尊重。我想汪曾祺自己未必會喜歡這樣,他可能會覺得很意外,覺得生分,當然也可能根本就沒有意識到。然而,即使是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仍然會成為問題。在後來的寫作中,汪曾祺似乎總是有太多的才華要表現,表現才華最後演變為揮霍才華,結果才華僅僅也就是才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新時期文學開始階段,文學水準雖然粗糙,卻很像歷史上的初唐,這是個生機勃勃的時代,孕育着大量機會。高曉聲和汪曾祺能夠復出文壇,叱咤風雲,顯然與時代有關,早不行,晚也不行。高曉聲曾經特別喜歡重複一個段子,說有四個人要過河,被擺渡人蠻橫地攔住了,要他們拿出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來,否則就留下來。四個人分別是有錢人,大力士,做官的,作家。有錢的用錢開路,大力士亮了亮拳頭,做官的說我給你換個更舒服的工作,作家無計可施,便說我唱首歌吧。唱完了,擺渡人說你的歌難聽死了,還不如做官的說得好聽,於是把他扔在了河邊。天漸漸黑了,作家又冷又餓,想到家中的妻兒,不禁仰天長嘆,說自己平生又沒有做過孽,為什麼沒有路可以走。這一聲長嘆讓擺渡人聽見了,說這才是你最寶貴的東西,比剛才唱得好聽,我送你過河吧。高曉聲想說的是,作家就應該有這種發自內心的感嘆,而且他進一步發揮這個故事,說擺渡人在做官的照顧下,改行了,作家便當起了擺渡人,因為他突然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質和擺渡人是一樣的。

高曉聲在晚年,根本不願意對我談起什麼寫作。他已經變得不屑與我說這些。他的心思都用到別的事情上,像候鳥一樣飛來飛去。作為小輩,對他的私事我不應該多說,只是感嘆他晚年的生活太不安定,安定又是一個作家所必須的。作家通過寫作思考,不寫作,就談不上思考。有一天,他突然冒冒失失地出現在我面前,說今天在你這吃飯,有什麼吃什麼。那時候父親已經過世了,他好像真的只是來吃飯,喝了些酒,誇我妻子燒的菜好吃,尤其喜歡新上市的蠶豆。我們沒有談文學,沒有談父親,甚至都沒有談自己,談了些什麼,我根本記不清楚。妻子連忙又去菜場,專門燒了一大碗蠶豆讓他帶走。他就這麼匆匆來,匆匆去,機關的車送他來,然後又是機關的車送他去。晚年的高曉聲可以有很多話題,他開始練書法,練自己發明的氣功,不斷地有些愛情故事,可惜都與文學沒什麼關係。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好端端一個中國當代文壇,為什麼很快從初唐,進入了暮氣沉沉的晚唐,沒有盛唐,甚至沒有中唐。從王楊盧駱的欣欣向榮,一下子到了李商隱和杜牧的年代,這種太快的過渡,讓人匪夷所思,讓人目瞪口呆。我忘不了汪曾祺講述的文革中被江青接見的故事。他敘述的時候,先是平靜,繼而苦笑,最後忍不住感嘆。這是他一生最戲劇性的一面,後來,他用典型的汪氏簡潔文筆,將這段故事寫下來寄給我,如果說我不長的編輯生涯中,還編過一些好稿子,這篇文章應該名列榜首。二○○○年初冬,汪曾祺的老家為他為紀念館,徵集留言,我寫了幾句話：

汪先生的才華舉世共認,即使文革那樣的背景,也出類拔萃。假如沒有被打成右派,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政治運動,汪先生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就。好在歷史終於給他最後機會,汪先生豐富了新時期文學,影響了一代作家。求仁得仁,這是人間的第一等快事。功遂身謝,名由實美,汪先生仰首伸眉,笑傲文壇顧盼自雄。

寫了這段文字以後,我知道自己以後一定還會再寫些什麼。早在一九四六年,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沈從文先生很有激情地說起當時最好的青年作家,是剛在《文藝復興》上發表小說的汪曾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二年,沈先生給巴金夫人蕭珊寫信,又描述了汪曾祺當時的形象,說他現在已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初步見出發福的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 ”,這“不易”兩個字很耐咀嚼,然後筆鋒一轉,說“後來看到腰邊的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生薑自然老的辣,沈先生是什麼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巴金老了,沈從文老了,寫小說已沒有那個精力。待從頭,收拾舊河山的光榮任務,天降大任落到汪曾祺和高曉聲這一代人身上。一個人真沒有機會,呼天天不應,求地地不聽,但是機會一旦出現,就只能屬於有充分準備的人。聰明過人的高曉聲登場了,才華過人的汪曾祺也登場了。當我們仰天長嘆,對剝奪巴金和沈從文寫作權力的那個時代,表示切齒痛恨之際,不得不慶幸後面一代人的運氣太好,他們苦盡甘來,終於在最後抓住際遇。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照古時人。凡是讀過《異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說中王二的“異秉”究竟在什麼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說他的奇異之處,只是“大小解分清”。什麼叫大小解分清,王二進一步解釋說：

我解手時,總是先解小手,後解大手。

這是王二隨手扔的一塊香蕉皮,頓時很多人中計,滑了一個大跟頭,小說結尾時,廁所里已人滿為患,大家都去搶占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異秉”。我喋喋不休提起《異秉》,喜歡這篇小說之外,更覺得可以用它說事。無論高曉聲的聰明,還是汪曾祺的才華,都十分難得,這些東西本身就是異秉,是鏡中花,是水底月,無跡可尋,可遇不可求。後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過模仿,學些聰明和才華的皮毛,駕輕車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壇上去闖蕩,去撈些什麼,註定只能鎩羽而歸。高曉聲和汪曾祺獲得了應有地位,後來作家如果不能從他們的樹蔭中走出來,不另闢蹊徑,不披肝瀝膽,文學的前景就沒什麼樂觀。換句話說,當代文學如果不夠繁華,是否與太多的聰明和才華有關。

2003年1月2日 河西